第一百零三章《水浒传品读版下》（51）

一百零三章《水浒传品读版下》（51）附录毛泽东与水浒传毛泽东与《水浒传》的故事

毛泽东熟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其中一部便是《水浒传》。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看《水浒传》。他在进入私塾蒙读的时候，便早已熟悉水浒故事里的情节和人物了。这时是1906年，他13岁。读《水浒》，说《水浒》，评论《水浒》，介绍《水浒》，《水浒》贯穿了他的70年读书生涯。

根据毛泽东自己回忆，《水浒传》是他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一部书。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所发售的100余种中外哲学和人文科学书籍里，《水浒传》是唯一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小说；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他建议同侪读些《水浒传》；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介绍宋江和《水浒传》；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水浒传》是他必读的一部书；在长征途中，他急于要找寻《水浒传》来读；在延安和北京时期，《水浒传》又是他书架上必备的。他熟悉《水浒传》的各家版本，100回的简本、120回的繁本、金圣叹腰斩的70回本，以及由120回之后40回独立成篇的《宋江平四寇》，还有《水浒传》衍生、嬗变的《水浒后传》(清朝陈忱)、《水浒新传》(现代张恨水)等。

他很喜欢《水浒传》，《水浒传》一直是他常读的书。他也经常谈论《水浒传》，应用《水浒传》里的内容和文字。我们从学习他的文章、谈话，以及阅读他人所写的回忆和纪实作品里，时而能从中发现有《水浒传》故事和词汇的穿插、引用，古为今用，如数家珍，真所谓是恰到好处。虽然，他所说的、所写的，多是片言只语，但亦可窥见20世纪一代中华伟人在不同时空的文化思维和文化性格，给我们读《水浒传》以很多启示和开导。它也是中华民族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比如，他曾对徐海东、贺龙两位将帅说：“中国有3部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3部小说，不算中国人。”他也曾对警卫员、翻译等随身人员分别说过：“《水浒》至少要读3遍。”

很早便爱读《水浒传》

1936年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曾对斯诺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还要知道得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相互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又据《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0页）一书，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我继续阅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种地的勇士、官员和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种的。”

又据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在读了《水浒传》等后，“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西行漫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农民们自然常要反对这种不平等。《水浒》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到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转移中的中央纵队在陕北田次湾宿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坐在火堆旁。毛泽东耳听木柴燃烧的噼啪声，仍然是若有所思的神情。“主席又在想什么?”周恩来小声问，谈心一般。“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毛泽东继续说，“《三国演义》算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褚好像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哪个都比许褚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的彭老总!”江青在火堆一侧听到了，大声说：“我听说必成(周恩来当时的化名)同志4岁读唐诗，9岁读完《三国演义》和《水浒》，而且能背诵许多精彩段落。”“是吗?”毛泽东望着周恩来，“我十几岁才开始读《三国》。”“是这样，我喜欢古典小说，不满9岁就读了许多，特别是《三国演义》和《水浒》。”周恩来坦然承认，似乎毫不经意地讲一件极普通的事实，“但是我就没想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直到刚才我才想到，并且同时得到了答案：写书的人都不种田!”任弼时叹服地望了一眼周恩来——“恩来是谈话的大师。”（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181页。）

还有1947年8月，在陕北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又听警卫员李银桥说：“小时候看《水浒》，只知道杀富济贫，不懂得反封建；大点了，看《盛世危言》（清末郑观应著。郑系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书是他的代表作），以为有了外国的技术、机器和枪炮就行，还是不懂反封建。”（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

1906年，当毛泽东识的字足够他看一些简单故事书时，他便弄到了一本他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说。在他住的那个小村里，当时书是极少的。大家都爱看的，正好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小说。前者讲的是一百零八将聚义的壮举，后者讲的是三国打仗的故事。毛泽东对这两本书入了迷。在农忙中，一有空闲，他就去读这两本书。（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1910年，毛泽东准备去县城东山学堂读书。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两本宝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1910年，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到东山学堂求学。在堂长办公室，毛泽东立在办公桌前，勇敢而又恭敬地重复一遍他的请求：“先生，请你准许我进你的学堂读书。”堂长望着这位不卑不亢、很有勇气的学生，似有所动，用平和的声调问：“你叫什么名字?”“毛泽东。”“毛泽东!”堂长慢慢咀嚼，“你住在哪里?”“韶山。离这儿50里。”“你多大了?”“14岁，先生。”“你在村里读过书吗?”“我跟王先生读过两年书。”“那么，你能阅读三年级的课本吗?”“我没读过。但我能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还读了《盛世危言》，所以我有了继续上学的要求。”（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226页。）

1910年前后，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书。据他的同学萧三写的书中提及他们的读书生活，内称：“我们常在一起交谈各自的读书心得。毛泽东同我们大家一样，不喜欢孔夫子。他背着父亲和老师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像《西游记》、《三国演义》、《岳飞传》、《说唐》等。他给我讲这些书的内容。我也知道一些毛泽东没有读过的小说，我同样乐于把它们讲给自己的新朋友听。毛泽东听完后，对我说：‘这些书都不错，可是我还是最喜欢读那些描写起义、造反的书。’”（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另据一史料。1910年前后，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拚命用功学习。5个月后，他的成绩已经突飞猛进……毛惊喜地发现，自己现在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比以往容易多了。很快地，他的伙伴们公认他为有关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给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4页。）

始终喜欢读《水浒传》

据贺子珍后来回忆：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给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古文的根底很深，也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唐诗三百首》，他全部都能背出来。他喜欢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好几遍。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其中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后来，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领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他同军队中的政治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革命的中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5页。）

平日多涉及《水浒传》

1920年10月22日，毛泽东执笔起草《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报告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的情形)。报告里提及，文化书社营业范围，为书、杂志、日报3类。书计164种，杂志计45种，日报计3种。今略计从此年9月9日至10月20日一个月零十二天临时营业期内重要书报杂志之销数。其中列出销书19种：《罗素政治思想》(30份)、《女性论》(20份)、《赫克尔一元哲学》(20份)、《达尔文物种原始》(10份)、《罗素社会改造原理》(25份)、《旅俄六周见闻记》(10份)、《爱的成年》(5份)、《杜威五大讲演》(5份)、《西洋伦理学史》(5份)、《哲学概论》(8份)、《伦理学之根本问题》(5份)、《克鲁泡特金的思想》(30份)、《新俄国之研究》(30份)、《劳农政府与中国》(30份)、《新标点水浒》(30份)、《胡适尝试集》(40份)、《胡适短篇小说》(30份)、《科学方法论》(30份)、《迷信与心理》(20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36—537页。）

1920年11月10日，毛泽东执笔起草《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文中提及在该社经售的164种书中，重要书籍有62种，多系东西方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论著，属于人文学科，仅《托尔斯泰传》、《欧洲文学史》、《胡适短篇小说》、《吴稚晖上下古今谈》、《新标点水浒》、《三叶集》、《俄罗斯名家小说》等数种，而《新标点水浒》为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41—542页。）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就曾经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据当时学员保存的笔记，他在“中国政治史与中国地主阶级”的题目下讲道：“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说唐》、《水浒》、《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即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以前，虽多居乡，又为农家子弟，但对于农民的真正状况，是不大清晰。即是说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之表现是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第102-103页。）

1943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据李银桥回忆，1947年，毛泽东聆听女儿李讷表演平剧《打渔杀家》：“那母女俩又一阵悄悄话，李讷便朝屋中央走来，摆个姿势，将木棍拖在手中。毛泽东看出女儿以棍代桨，扮的是《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那神态姿势虽然幼稚，却也酷肖其母。当年江青在延安就演过这出戏，扮的是萧桂英。女儿稚嫩的童音在窑洞里回荡，虽然底气不足，却有板有眼，自有一种感人的韵味。毛泽东微笑着默默坐在椅子里，击掌作拍，头也合着板眼点动。”（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1947年10月底，毛泽东从陕北葭县的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他和周恩来、任弼时住进一所带玻璃纱窗的“洋楼”，据说这家地主的儿子曾留学外国。房子名叫“扶风寨”。这房子三面临崖，崖深数十丈，只有一条路能通村里。房子北面有个尖山包，修了围墙碉堡，还有枪眼炮眼。危急时躲进去，很可以坚持一段日子。毛泽东在寨门口立住脚，观察着四周，感叹道：“这个地主还有些本事么!不但会剥削人，还懂点军事常识，很会选地形呢!没有点近代化武器，单凭土枪土炮还真不容易攻进来！”周恩来先来到这里，他向毛泽东介绍说：“听说有一年闹灾荒，农民们没有吃的，地主每天发半斤粮食，叫农民给他背石头，盖起了这座寨子。”任弼时笑道：“别看地主势力大，可就是胆子小。”毛泽东说：“压迫人的总是什么都怕。怕遭土匪抢劫，更怕穷人造反。《打渔杀家》里的萧恩父女，就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跟地主拚命的。这在封建社会是常见的事。”毛泽东讲着，正要进屋门，听到身后周恩来叫李讷，便又停下来。毛泽东不无骄傲地指指女儿：“她就会唱《打渔杀家》。”（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267页。）

1949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苏联。他在处理完国内的事后，走进会客室里散步。他推门出来，看到汪东兴在看书，便问道：“又在看什么书?”汪东兴说：“在中国大使馆借了一部《水浒》。”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有一百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你看的是哪种?”汪东兴回答说；“我借的这部书是一百二十回的线装本。”毛泽东说：“有时间就看点书是增加知识的办法之一。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建议大家读《水浒传》

据朱霖回忆：1942年，“毛主席曾号召我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看后得益匪浅。”（朱霖：《大使夫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

高度评价与经常运用《水浒传》

《水浒传》是农耕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保留、存积了我国自宋元和明初中期的许多民间语言和文化、社会风俗和习惯。这些，乃是在官修史书和朝野士大夫的札记、野史里难以寻见的。而《水浒传》的神髓，却是以形象思维，抒写了那个时代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心态和行为。它记下了当时社会的一百二十行的大多数职业行当。

毛泽东读《水浒传》，开始也是出自审美的情趣，即艺术形象的塑造方式、精致的杀打文字作欣赏的。如少年放牛时，他就学武松打虎。但他此后却没有停滞下来，像常人那样把《水浒传》仅视为一种艺术文化，而是很快转入对它的实用价值的评估。他重视《水浒传》所执持的农民气息和大众文化。在风雨如晦的文化启蒙时期，他就提出要“学梁山泊好汉”。

毛泽东喜读《水浒传》，也许这也表示他对旧社会、旧世界黑暗和沉沦的愤懑与不平。“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水浒传》在前半部所宣扬的“造反有理”思想，在他脑海里不时浮现，所以后来他神往过去曾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

《水浒传》是以写宋江等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在梁山上聚义、高举“替天行道”大旗的一部书。因为强化“造反有理”，明清以来官府多有把它视为“诲盗”之作、列为“查禁”的。却也有人把它界定是写绿林好汉。“盗贼本王臣”，是因为奸佞当道，无可奈何才落草为寇的。但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农民战争在史界的拔高和走红，它也被升值为“歌颂农民英雄”的好书，还认为这是封建社会唯一的一部歌颂穷苦农民的文学小说，也是一部最成功的反映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完整过程的古典小说。文章合为时而作，诸说不一。但当今学界较多于倾斜此说：《水浒传》梁山群英，极大多数人员的阶级成分和阶级行为，都很难说是纯洁的贫下中农和雇工。

对此，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有卓荦之见。当他读了包括《水浒传》在内的若干传统平话小说后，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神往当年时，就不止一次地提及：“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可见，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思想是统治思想”，是不可能也不会允许“歌颂农民英雄”的文字问世的，而且竟能让它不胫而走，占领文化市场，传世传代。毛泽东很早就对《水浒传》有科学的独立见解。

早在青少年时候，毛泽东就站在绝大多数被压迫者的立场上，为人类谋幸福，求解放。他和革命同志们以批判的武器进行武器的批判。《水浒传》里的文化内涵所反映的一种阶级社会基层民众与上层贵族的对立，朴素的唯物辩证主义和造反的喜剧和悲剧，就必然为他所青睐，发生共鸣，以至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得以在工作和学习中运用。《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和语言文字，也就成为他教育人们、沟通人际语言情感交流的一种承载工具。古今以来，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广泛运用，恰到好处。他阅读《水浒传》的收获和认识，早已超越于文学命题而升华为对社会学、政治学，而蕴含形象思维的研究，由此作文化选择，评判、界定《水浒传》持有的正负价值取向。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由他修改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625页。）

毛泽东晚年还特别注意了《水浒传》的后20回，那就是宋江等受招安，征辽打方腊。这是梁山群雄的历史必然。在封建社会的民间造反，即落草为寇，或农民起义，不是蜕变、被消灭，就是投降。

毛泽东多次提出要保持优良的革命传统，保护革命胜利成果。他曾经推荐大家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手抄李健侯的《永昌演义》，“以为将来之用”。在进入北平（北京）前后，他还多次提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教导人们跳出李自成失败的怪圈。

毛泽东善于应用《水浒传》故事，以至旁及元明《水浒》杂剧，如李开先的《宝剑记》；且在谈话和文章中经常插入，其熟悉力度，甚至还将其中俗语，恰如其分地运用于诗词创作领域，如“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冻死苍蝇未足奇”和“捉鳖”、“风流人物”等。古今中国还罕有诗人能像他那样，借用小说文字，拓宽了诗界。

高度评价《水浒传》

1917年中秋节。一群学生聚集在长沙市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小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人提出进入政界。对此，毛泽东回答说，需要有金钱和关系，才能当选。又有人提出，利用今后当教员的职位，来影响后几代。但毛泽东表示反对，说这个办法需时太久。别人要他提出办法，他答道：“学梁山泊好汉。”（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所代表的都是农民利益，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其例证之一，便是梁山泊宋江等人虽英勇精明，但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实社会，遂致失败。（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53页。）

毛泽东欣赏《水浒传》，还因为《水浒传》故事多蕴含朴素的辩证法。如“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此中最引人入胜的，就是《三打祝家庄》。他说：“《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1945年2月，毛泽东在观看了平剧《三打祝家庄》后，又写了一封信：“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

1956年2月20日，毛泽东听取了中央建筑工业部的工作汇报。一上来，他就问部长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回答：“山东人。”毛泽东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万里回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陈晋：《毛泽东与古典小说》，《小说评论》杂志，1991年第3期。）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晚上他将胡乔木、郭沫若等请来一道用餐。在他们谈《三国》时，他问翻译李越然：“李越然，你读过哪些古书?”李越然回答道：“《三国》、《水浒》……”。“《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3遍。”毛泽东说，“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接着，毛泽东又由《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讲述了一番唯物辩证法。（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据李越然回忆：有一次，毛泽东和郭老（即郭沫若）在一起纵谈三国。我就在旁边。郭老是大历史学家了，因此他们谈得非常热烈。谈着谈着，毛泽东突然问我：“李越然同志，给你提个问题，你说诸葛亮和曹操这两人，谁厉害?”当时我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好说：“主席，我对《三国》只有一些非常浅薄的知识性的了解。”毛泽东说：“那不行，对《三国》要多看，起码看3遍。”又说：“《水浒》也要起码看3遍。《三国》里有许多战例，蕴含着很深的战略战术；《水浒》里有许多辩证法，祝家庄怎么打进去的，主观主义就不行。”（张素华、边参军、吴晓梅：《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在此之前，他已经指示重新印行古典小说，提倡读《红楼梦》、《水浒传》。在此日同江青的谈话中，他说：“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可见，在当时缺乏小说的情况下，毛泽东特别提倡大家都来读《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小说。这正是他扩大文艺节目、逐步活跃文艺的一个重要措施。他还跟人讲过，《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来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他从梁山泊把来自各个山头的队伍统率起来成为一支武装，引申出我们革命也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如此等等。（夏杏珍：《关于1975年评〈水浒〉运动的若干问题》，《文艺报》，1995年12月22日。）

客观评点《水浒传》中的人物

毛泽东就《水浒传》谈了很多人物。

他谈了梁山的第一任领导人王伦，第二任领导人晁盖。“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晁盖是好的，可是却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让他早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