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六章《回族文学（2021年6期）》（
立秋
毕化文
因为疫情，年没有过成，人也被封留在村里，走不掉。村子通往外面的几条道路，都是一米多高的土堆，堆成梯形，阻挡着车辆，外面的开不进来，里面的开不出去。村干部轮流在临时搭建的拦阻桩前值守，日夜不停，村里一个人也别想出去，外面的人一个也别想进村。村里的高音喇叭，还有来回转悠的宣传车，时刻不停地宣讲着新冠疫情的严重性，宅在家里的必要性。其实，哪里用得着这些呀，人们通过手机，知道得清清楚楚，也防备得很紧。我家老宅相邻的一条小巷子，入口处竟也被他们密密麻麻地排了好多树枝，别说人，连只猫都休想钻过去。
真是天不作美呀，在外地工作了几十年，好不容易请了假，回家过个年，还大费周章提前对老房进行了装修，鸡鸭鱼肉准备了一大堆，也专门到镇上买回来可一次性坐十多个人的大圆桌儿，并按照老规矩给长辈儿亲戚买好了大馍，晚辈儿的枣山，还有事先就兑换好的崭新的钱币，装压岁钱的大红包儿，就是那个足足占了大半面后墙的液晶电视，也是一到家就买回来，装上，调试好，接上了闭路；至于院子里翠竹上披挂的彩灯，房顶上吊挂的霓虹绳，等等，都准备齐当了，谁知道，“咣叽”一声，新冠了，疫情了，辛辛苦苦准备了好多天的喜庆日子——停摆了！
毕竟是在乡下，最初几天的惊慌过后，人们渐渐变得淡定起来。因为要过年，平时人们习惯扎堆的饭场，已经空闲了很久。现在，年已经走远了，天气呢，也已经暖和了起来，人们也就三三两两地走出了家门，你提把马扎，他拎个塑料凳，我搬张椅子，就不约而同地来到饭场上谈天说地，自然，有关新冠的新闻成了闲聊的主题。
我的家乡在中原，许多年前开始，打工也好，拾荒也罢，似乎传统上他们都是习惯“北上”，而不爱“南下”，因为南方燠热，他们不喜欢，而武汉地处家乡的南方，在武汉打工或生活的村里人，不能说没有，但人们肯定是在心里留着“细”的；其次，即便是有个别从武汉回来的村里人，也自觉地把自己关在家里，尽管他们早就离开武汉，依据规定的隔离时限，早就不在“危险”范围内，但大家还是懂得什么叫“瓜田李下”——闲聊者里，没有让大家感觉硌硬的人。
自从我离开家乡，工作在好几千公里外的大西北，这么多年了，村里好多人再也没有见过。别的不说，就说我的发小，乳名叫王八的，我俩自小学一年级就同学，在我们家的堂屋门后面，有我刚学会写字时用粉笔写的第一个人名，就是“王八”二字，歪歪斜斜的，在门板上一趴就是好多年，直到父亲决定旧屋换新屋，那个名字才随着老门板的拆掉而消失。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镇上的高中，王八没考上，便开始骑辆加重自行车下乡收大豆、芝麻到集市上贩卖，也就是人们说的小商小贩这一行当。我家和王八家是门对门的邻居，从我家门口到王八家，一步七十五公分，连十步都用不到，就这么近便，可是我到大西北后，居然从此再没有见过一次面。结婚前，王八独自一人在外地打工；结婚后，带着老婆在外地挣钱；生了孩子，往家里一扔，依然在外面打拼。其间我回家，每次打听王八的情况，王八的娘，我的近门的婶子，不是说王八在天津，就是告诉我王八在北京，总之是，我看着王八的闺女或儿子被婶子抱大，成为学生，成为大人，结婚生子，为人父母，而王八，我打小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几十年间，竟连一次面都无缘见上！
乡下毕竟是乡下，不像城里那样，警察、保安、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分工明确，易于管理。村里一切防疫工作都是那几个村干部，他们分班设岗，还得定时上报村子里的防疫情况，忙得不可开交。一段时间的紧张过后，人们渐渐从“谈疫色变”的恐惧与惊慌中稳下神来，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在村街上，我不仅见到了王八，还见到了多位初中、高中的同学，甚至我在心里一直感念的语文老师……多年以来的心愿，竟得以慰藉。
而冷清了一段时间的饭场，也逐渐有了人气儿。
老宅建在那条横贯村子东西的省际公路南边，从巷子里往南走个一百多米，有条公社化时期人工挖掘的深渠，大雨时用来排洪，干旱时用来灌溉。深渠连着村西面的那条淮河支流——长胜沟。越过那条渠，就是一大片桐树林，也是唯一我离开家乡之前就有，至今还依然存在的林子。当然，那片林子开始时浑然一体，只是比现在低矮、稠密许多。后来呢，公社解体了，林子也被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分给各家各户。因为地域环境特殊，紧靠河岸，南北狭长，一家半分几厘的，不适合种庄稼，只零零星星种点蔬菜或其他经济作物。后来大量人员外出打工，也就无暇顾及这些，听凭它们自由生长。那里自然也就成了我没事的时候独自散步的好去处。走在小时候就常常跟伙伴儿们掏鸟窝儿、套知了、拾柴火的阡陌小道上，听喜鹊在枝头蹦蹦跳跳地喳喳欢叫，看路边耐寒的野草装点着熟悉的大地，或蓝或白的花儿抢占先机般开放。一种说不出的乡愁笼罩在心头，如晨雾般袅娜——这里，也成了我散步消食的绝佳去处。
大约疫情爆发十天后吧，一天早饭后，我来到树林里散步。弯弯曲曲的小路铺满了去年的腐叶，走在上面犹如海绵，一团团的腐气直扑鼻腔。老家春节一过春天就来了，地温上升很快，正是温煦和暖的时候，包围了村庄的麦田已经齐刷刷地生机逼人。我在林间走了两个来回，开始往家中折返。顺着深渠的斜坡，踩着人们挖出的脚蹬，我来到村子一边。迎面就是两条巷子邻居集聚的饭场，饭场里坐了一片人。
看见我来了，大家纷纷跟我打招呼。人群里有五服头的两个堂兄，老大叫“骚胡”，老二叫“老虎”，还有他们的女人；有我小时候就是邻居，后来搬到村头的筛儿的老婆，我叫嫂子的麻脸女人；有我大爷的孙媳妇，我也称作嫂子……这么多人里，只有一个白胖的女人，坐在一把矮矮的木椅上，没有搭理我。她抬眼看着远处，一脸的漠然。她，我是知道的，就是我们村有名的“虾鳖户”狗娃儿的儿媳妇，叫小英。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狗娃儿的媳妇，那个叫老姜的女人，是外地逃荒来我们村，被狗娃儿收留的。老姜在那边还生有儿子。有一年，刚过完春节，老姜的那个儿子还来到我们村儿里看她。那儿子人长得排场，高高的个头儿，中专已经毕业，听说是学医的，已经有了工作。那儿子脸面长得也随老姜，窄而长，但比老姜耐看，大约是年轻。并不是跟老姜没有一点不同，起码两片嘴唇就不上翘下翻。村里不少人都担心，这一下老姜会不会撂下狗娃儿回到原先的丈夫身边，不管狗娃儿了。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种担心并没有成为事实。
老姜是个蝈蝈嘴儿，说话也不走脑子，村里人都叫她“半吊子”。老姜讨饭来我们村之前，狗娃儿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寡汉条子，因为不会过日子，连间栖身的草房都没有，到了冬天，生产队的车屋就是他栖身的去处。两人就合后，生产队专门腾出一间牲口草料屋，权当栖身之所。
狗娃儿和老姜的第一个孩子是闺女，名儿叫兰英，跟我同岁，只是没有我的生月大，个头儿却比我还高。因为出生于那样一个家里，兰英跟她接下来的三个弟弟，成为村里孩子的“捶垫子”，谁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狗娃儿两口子呢，不但不能给自己的儿女撑腰，甚至连个屁都不敢放。
狗娃儿的四个孩子，三个都仿老姜，也是蝈蝈嘴，还带着老姜的“马脸”相。你想想看，他们不受戕犯（当地话，欺负的意思）都难。
有一次，是个夏天，我从外面疯够后回家，刚好跟兰英走了个迎面。我觉得她好戕犯，就随口骂了她一句什么。想不到，兰英不仅不吃骂，还回骂了我一句，并且嗓门比我还大。我愣了一瞬，随即就外厉内荏地朝兰英扑过去。以为对方是个闺女，不费什么劲儿就能打过她。不料，我竟不是兰英的对手，刚过几招，就被兰英甩趴在地上。我觉得自己吃了亏，也丟人，扑在地上，高一声低一声地大哭起来。大哥听见我的哭声，冲出院门，一看是我跟兰英，不由分说地扇了兰英一记耳光，那耳光之响亮，至今还响在我的记忆里，每每想起，心底就升起一股久远的羞愧来。
狗娃儿的三个儿子里，老大叫耷拉，脑子还不如老姜，说话也结巴，而且先天性肺病，在我外出工作后不久，便病死了。老三叫哈巴，一直单身。听母亲告诉我，几年前，三十多岁的哈巴在村西池塘边薅草，因为没有家，也就没有人关心，以致淹死在池塘里好几天了，才被人发现，草草地埋掉了。
二儿子叫志怀，会点木工活儿。狗娃儿的四个孩子中，志怀是唯一仿他的。个头儿不高，微微发胖，憨态中透着那么点儿狡黠。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孩子的婚姻自然不会顺利，除了被别人挑拣，他们只能被动地应承。到了三十岁上，志怀在去给别人打制门板的时候，那家人把自家的一个表妹，也就是小英，介绍给他。志怀知道对象是个傻子，一般的人家是不会要的，好在，她除了不知人情世故，别的还算正常，就择了个良辰吉日，吹吹打打地办了一场婚礼。记得多年前我有一次回来探亲的时候，志怀媳妇手里牵个鼻涕哈喇的男孩，跟在别人后边来看我，在别人的一遍遍教导之下，也曾经喊过我几句“哥”的。估计脑子不好使，早就把我这个“哥”给忘记了，所以稳稳地坐在矮椅子上，没有理我。
骚胡是个爱玩笑的人，我到外地工作之前，他就经常跟我逗着玩儿。所以，寒暄了几句后，他又拿我开逗了。
骚胡一口龅牙，微微有点外翘，说起话来有种跑风的感觉。
“你这家伙，”骚胡笑着说，“咱村子里，那么多光屁股小孩儿里，数你最调皮了。我记得，你可是掀过人家新媳妇的被子哩！”
“你记错了吧？”我还没发话，老虎就替我纠正说，“那会儿他才多大呀，顶多上一年级。”
骚胡“嘿嘿嘿”笑了几声，冲我眨了眨眼。
“自己干剩下的事情，就别糊到我身上了。”我也调侃骚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