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乡村志·卷一·土地之痒》（9）
一
兴成盖好楼房，就又到了岁末年尾。这天，贺世凤和女人毕玉玲拉着装有蒸笼、刀具和各种碗碟的三轮车往村外走。这几年，毕玉玲的“锅儿匠”生意越做越红火。女人对烹调都有着天然的爱好，加上毕玉玲又出生在“锅儿匠”世家，又肯钻研，很快就成为远近闻名的厨师，手艺早超过了她的哥哥。在农闲期间，办喜事的人多，所以生意特别兴隆。贺世凤也不晓得真是迁了爹的坟，那风水起了作用，还是现在因了日子好转，不再为一家老小的开支犯愁，又有了钱到城里大医院看病买药，“气吼包”的毛病也竟然好多了。除了感冒时能听见他喉咙管里还有喘气声外，其他时间再也听不到那种吭哧吭哧的拉破风箱的声音了。脸色也红润起来，给人一种越活越年轻的印象。毕玉玲的生意一红火，需要人帮忙，世凤也便抛下一些瘦坡瘦岭的地不种，专给女人打起了下手。两人走到村口，却碰到了从侧面来的贺世忠。贺世忠一看到世凤两口子，就笑着问：“二哥，你们这又是去哪里发财呀？”世凤听见世忠问，便回答说：“发啥子财哟，汤家湾汤明富的妈，明天八十大寿，要大办，去挣两个油盐钱！”说完又问：“你这是到哪里去？”
世忠说：“我还能到哪里去？我又不像你们，一挣钱就是大把大把地挣。一年到头了，我是到乡上去问问我们几个村干部的草鞋钱，和乡上该返还村上的提留，啥时候给我们？”说完又提醒地说：“二哥，你这是托了改革开放的福，能挣钱了，可也不能忘了国家，是不是？你家里欠的农业税和提留，累计起来不少了！你啥时候还是把钱拿来交了吧，反正欠着也不是一个事，是不是？”
世凤一听世忠要他交农业税和提留心里就生气，说：“世忠，你不说交钱我还没气，一说交钱，我卵包都是气！我这气也不是冲你的，你也莫见怪哈！我卖粮的条子粮站也没给我，说是直接给村上，村上抵扣农业税和提留，我怎么还欠国家的钱？”
世忠说：“你交粮的条子我们收去了不假！可粮食的价格低，国家的税收，集体的提留，这几年又涨了不少。你卖粮食的钱根本不够抵扣，所以你连续好几年都差村上的钱了！”
世凤说：“我不管那么多！反正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田，不说落个几千几百，总不能让我黄泥巴揩屁股，倒贴一坨吧？再说，哪个不晓得我这个病身子，风都吹得倒？大集体时候，大队和生产队都照顾我，现在就一点也不照顾了？我田里的庄稼不如人，即使要我贴，也要我贴得起！”
世忠听了，心里有些不高兴了，说：“交多交少，这政策是上面定的，也不是我们想收多少就收多少！说实话，二哥，你这几年的欠款都是我们几个村干部用工资和借款给你垫上的。我们也有一大家子人，也要穿衣吃饭，上养老下养小的，总不能就让我们给你垫一辈子吧？”
世凤听了，心里有些愧疚，于是又改口说：“世忠，你不晓得，今年我去卖谷子，明明我的谷子一连晒了好几个大太阳，放到嘴里咬得嘎崩嘎崩响。可龟儿子那个验粮的，硬说老子的稻子还没有晒干，要我拉回去再晒几天，要不然就打九折。后来我去买了几盒烟塞给他，他一下子就不说拉回去晒了，也不说打九折的话了！兄弟你当干部的，你给评评理，这是个啥世道？为啥外面粮贩子出的价，明明要比粮站高，却不许人家来收，硬要我们低价卖给粮站？”
听了世凤的话，贺世忠也深有感触，但却不能解释。他虽然是村支部书记，到粮站卖粮也仍然要看他们的脸色，仍然要接受他们的低价。他心里同样不满，但又没有法。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农民，对国家出于安全和支持城市建设的考虑，从建国直到现在政府所采取的用强加型契约的办法来保障和支配粮食流通的政策，他同样不理解。不理解倒也罢了，可他还得帮着政府，在村里和农民签订土地承包协议的同时，不管农民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也必须再签一纸协议，承诺按照国家规定的、低于市场数额若干的价格，将粮食出售给国家。这份协议，名称叫作《粮食定购合同》。农民只要种了地，就必须像贺世凤一样，明晓得市场上粮价比粮站高，可却不敢拉到市场上卖。对作为农民的贺世忠来说，他一样觉得这个政策有些不合理。但作为支部书记的他，又必须拥护和执行这个政策。这不仅因为他是干部，要听党和上面的话。更重要的，粮站可以直接把农民卖粮的条子交到他们村干部手里。村干部就不用再一家一户上门收钱了，而由他们和粮站结账，只有多了的才退给农户。可这些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给农户退钱的事。
现在，贺世忠听了贺世凤的话，就说：“二哥，这有啥法？这是上面的政策，想不通也要想通！二哥你要向世龙大哥学习。世龙大哥种了那么多地，除了今年还欠三百来块钱外，过去不管税高税低、费多费少，从来都是搞利落了的，不欠一分！”说完这话，世忠觉得尿包胀了起来，于是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贺世凤听了贺世忠的话，心里的疙瘩还是没有解开。加上大房和三房固有的矛盾，世海又是被贺世忠搞下来的，所以，不管贺世忠在世凤面前装得如何和气，世凤也不怎么领情。看见贺世忠拐过弯不见了，就愤愤地对毕玉玲说：“收钱收钱，一天到晚都是收钱，啥子书记？乡政府的狗腿子还差不多！我们就是不缴，看他会不会把我拉去剖背？”说着，拉起板车走了。
贺世忠正在离贺世凤两三米远的一个背湾地里对着一棵树撒尿，树干上有几只蚂蚁在爬，被贺世忠散发着热气的尿液给冲下来了。同时，世凤的话也清晰地传进了他的耳朵里。他心里觉得十分委屈，也一下生起气来，想：“我给你垫了那么多钱，你不但不感谢我，还骂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那你就是白眼狼！”想出来再说世凤几句，但最后一想，算了，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去说啥子？但心里已对贺世凤有了很大的意见。
贺世忠来到乡上，径直去了李书记的办公室。李书记和张乡长已经在这个乡上干了好几年了，可也没见挪一下窝。如今县上干部动得十分频繁。有民谣说：要得富，动干部。可不管县上如何频繁地动干部，李书记和张乡长，还是稳稳地扎在这乡上。于是便有村组干部猜测，要么这两位上面没有人，要么是自己混得孬，或是请客送礼不到位，或是没去上面活动。李书记和张乡长听了这些也不置可否，只无奈地笑一笑了事。李书记一看见贺世忠，便首先叫了起来：“贺书记，你来了，我还说要来找你！”
贺世忠一听，忙问：“李书记，你找我有啥事？”
李书记说：“还能有啥事？我也不哄你，都年终了，你们村上今年的农业税和乡、村两级的提留、统筹款，才完成60%多，离年初乡政府制定的95%的目标，还差很长一截，你看怎么办？”
世忠说：“李书记，我也不想哄你，一年到头了，村上几个干部让我来问问，我们的工资和乡上应返还村上的钱，啥时能给我们？”
李书记听了，显得有些惊讶地叫道：“你们还想要工资、要返还款呀？年初制定目标任务时，你又不是不晓得，农业税和乡、村两级的提留、统筹，完不成当年目标任务95%的，都莫得工资，也莫得返还款！”
世忠听了这话，有些不满地叫了起来：“那怎么办？我们一年到头，鞋子都跑烂几双，还领不到一分钱呀？”
李书记说：“你们想办法到群众中去收呀！把下欠的款项都收起来，工资不是就有了？”
世忠脸色冰冷地说：“我们收不起来！”
李书记见世忠有些生气了，便把语气放轻了一点，说：“实在收不起来，就想法去借。你是晓得的，当年的税费任务，完不成95%，不但村干部工资没指望，目标考核也要受影响！”
世忠一听这话，不但没消气，反而更生气了，说：“还要去借钱？都欠一屁股的账了，哪辈子才还得出来？”
李书记听了，仍然慢条斯理、极有涵养地对世忠说：“贺书记，欠就欠着嘛，反正也不是哪个私人欠！乡上还不是欠了一屁股的账！”
世忠说：“乡上是乡上，乡上能到银行贷款，村上到哪儿贷？村上都是用我们几个干部私人名义借的钱。这样年年借，年年欠，我们每个人都欠好几万元的账了！如果我们不能从村民手中把他们的欠款收上来，我们垫上的钱就只好打了水漂。借的钱也得我们还，我们就是把婆娘娃儿卖了，也怕还不起！”
李书记听了，看着世忠，目光矍铄地说：“所以，你们就得下大力气，把村民那些钱收上来！你们好几年都没有全额完成国家的税费和集体的提留了！”说完又说：“我们乡上也是靠铁打钉呀，兄弟！你是晓得的，自从实行分税制后，县上只给我们乡干部60%的人头工资，其他啥都没有了！我们不但要挣办公费、接待费，还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剩下的40%的人员工资。我们指望啥？就指望你们从农民那儿把钱收上来！你们收不上来，乡上每年的收支就不能保持平衡。不能保持平衡，乡政府就只能增加第二年的预算，来填补头年的财政亏空。年年这样下去，乡政府的收支也就更加不平衡。这样一年一年恶性循环，财政预算收入越来越大，同样，不平衡也越来越大！兄弟，不是我这个当书记的不关心你们，我们实在陷入了一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我唯一的救星就是你们，拜托了，兄弟！”李书记说着，像是动了感情，声音有些颤抖。说完，又对贺世忠拱了拱手。
可贺世忠却不大买他顶头上司的账，也同样苦大仇深地说：“不管你怎么说，李书记，为收款，我们是人搞生疏了，狗搞亲热了！村民先不先是背到骂我们的先人，现在是当面骂了！我跟你说个实话，我宁愿不要这点工资，也不能再去借钱来填村里的亏空了！”
李书记听了这话，又恢复了原先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甚至脸上还露出了微笑，看着世忠问：“你连过去借的钱也不想要了？”
世忠忙说：“要！为啥不要？又不是为我私人的事借的钱！”
李书记突然笑出了声，说：“那好哇，兄弟，你如果不想让自己过去垫的钱，或借的钱成为死钱，还是我刚才那句话，你得赶紧向村民收钱！明白吗？”说完，把身子往椅子上一仰，继续不慌不忙地对世忠说：“你是明白的，那些村民欠的钱，名义上他们是欠国家和乡政府的，但实际上却与国家和乡上一点没有关系了！因为你们该国家和乡上的，通过你们自己的工资垫付，或借款来填平亏空，已经把任务完成了！剩在村民手里的，是你们自己的！这叫上清下不清！你们收上来了，得该自己得，收不上来，赔也该自己赔！是不是这个道理？”
贺世忠一听这话就不吭声了。他不能不在心里承认，他的这位上级说的全是大实话。其实，不用李书记这么说，贺世忠心里也非常明白：那书记、乡长，为了完成这日益上涨的税费任务，早就在村干部那点工资上做足了文章，把他们村干部也兜进了一个怪圈。首先是，如果你要想得到那点工资，就必须先得垫钱、或者借钱来完成乡上的任务。而为了不让自己垫上或借上的钱变成死钱，你就不得不努力去村民手里收钱。如果不努力向村民收钱，你垫上或借的钱必变成死钱无疑。这样，聪明的书记、乡长们就很巧妙地将国家的任务转化成村干部个人的利益。最后，村干部即使一千个、一万个不想和乡干部捆绑在一起，也就由不得你了。贺世忠眼下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之中。想当初，只为一口气和一点虚荣，把贺世海搞下去，自己当上了支部书记，面子和虚荣有了。可却没想到，自从当上以后，税费越来越高，种田越来越不划算，农民整家整家的外出，即使在家的，也拖着税费不缴！此时，这位农民大哥才晓得，自己接到的是一只烫手的山芋。想吃吃不下，想甩又甩不脱，这才悔不当初。眼下，他个人为完成上面的税费任务，垫的和借的都好几万了。这样大一笔钱，如果从村民手里收不回来，就只有自己来承担。几万块呀，还一辈子都还不清，想起都吓人。世忠越想越感到有一股寒气从脚底蹿上来了。于是对李书记说：“李书记，我不干了，你们另找能人吧！”说完，停了一下，才继续看着李书记，像一个小孩面对大人倾诉委屈地说：“你说说看，我们一天到晚，在村里跑来跑去，又是催粮，又是催款，还要催性命，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结果呢？爹不疼，娘不爱，一年到头几双草鞋钱都得不到，你叫哪个来干，能有积极性?人家打工稍微好一点的，一个月都有两三千！我们村里那个贺世凤，一个‘气吼包’，红白喜事时，和婆娘两个出去给人办席，一天下来收入也是讲百数！我还跑得动，就是出去当挑夫，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不想干了！”
李书记一听世忠这话，有些着急了。忙坐直了身子，脸上也流露出了一种歉意的表情。作为乡党委书记，他最怕的就是听到村干部这样的话。这又是为的啥？原来，包括李书记在内的乡干部，都是吃国家饭的。国家饭虽然旱涝保收，却又面临着巨大的体制压力。你端了国家的碗，就要好好给国家卖命，特别是他这个“一把手”。现在而今眼目下，国家交给李书记的有两大任务，即税费收取和计划生育。税费收取本是经济行为，可现在已上升到了“讲政治”的高度。在我们国家，任何事情只要一挨到“政治”两个字的边，岂可儿戏？何况计划生育本身就是国策，更是不敢小觑。这两大政治任务，上面又将其分成若干小标准，完成了，叫“达标”；没有完成，叫“不达标”。其中，任何一项任务中的一项小标准没有完成，都叫不达标！只要一不达标，如李书记这类的“一把手”，就会面临“一票否决”，轻则挨上峰批评，重则叫你先生下课。不但如此，那收取的税费和罚款，也牵涉到政府自身运转及乡干部工资的保障。还不说李书记们，时不时地用公款去喝点革命小酒。钱收不起来，拿啥子去喝？然而，作为贺世忠们，他们虽然在为乡政府当“狗腿子”，表面看来也是在帮国家发号施令，却没有端国家饭碗。没有端国家饭碗便没有体制压力。他们也很明白，这辈子不管怎么为国家卖力，这村支部书记就是自己最大的官了。乡上李书记的位置，可望而不可即！干得再好，都是猫爬坡甑子——替狗搞，莫球得意思！没有盼头，如果有好处可捞，那也还不错。可在这种高税费的情况下，农民连皇粮国税都可以不缴，村干部即使有点好处可捞，也是针上刮铁，蚊子腿上撕肉，有限得很。因此，体制的边缘和经济利益的有限，让村官们都处在一个相对超脱的位置。对于李书记们来说，税费收取、计划生育，都是必须坚决、彻底、按时、全面、不折不扣完成的政治任务。但对于贺世忠们来说，管你说得如何重要，却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做了又得不到啥好处，反而得罪了人，又何必去做？所以，李书记们心里十分清楚，现在而今眼目下，大多数村干部并非心甘情愿地在配合乡上的工作。而更多的，是一种被套住了的无奈。不久前，沙湾村廖支书出于家庭经济的困难和巨大的工作压力，给李书记写下一封辞职信后，就南下打工了。当时正值计划生育大会战时期，廖支书这一撂挑子，顿时让李书记急得像是满缸子的泡萝卜——抓不到姜（缰）！他立即到沙湾村去，想找一个有能力且自己又愿意当村支书的人出来接替廖支书的职务。可找了几天也没找出来，只好派了一个乡干部下去兼任村支书了。村支书们久而久之也摸到了李书记们的软肋。那就是一遇到工作极其困难，或乡上对自己不公的时候，就利用这根“软肋”，向李书记们提出一些条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不，世忠的话刚完，李书记就急忙拱着手说：“别别别，小弟在这儿求贺大哥了！你快莫对我说这样的话！工作中有啥困难，我们商量一下，共同找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贺世忠听了这话，便得寸进尺地说：“有啥办法？我是巫士捉鬼——啥法都使尽了，可群众就是不缴！”
李书记又把头仰靠在椅子背上，想了半天这才又抬起头说：“乡上也知道你们收款不容易！这样吧，为了帮助你们把村民中的欠款收起来，也让你们婆娘娃儿有两件新衣裳过年，乡上到你们村来开展一次大会战，帮你们拔两户‘钉子’，杀一儆百，看哪个还敢欠皇粮国税！”
世忠说：“欠款的大头，都是那些整家整家把地撂荒出去打工的人户，这些‘钉子’你怎么去拔？”
李书记听了，却不以为然地说：“我就不相信，那些在家里种地的人，就莫得欠钱的了？春节快到了，那些外出打工的人也都要回来，正好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世忠听了这话，没吭声了。他先个说那话，是不想乡上到村里来开展大会战。所谓大会战，就是乡上组织若干个流氓、地痞、混混到村里来，营造一种高压态度，逼迫那些欠款户缴款。如果欠款户还不缴，就进屋抄家产，如挑谷子，扛柜子、牵猪羊、抱电视。总之，哪样值钱便捡哪样。然后把这些东西送回乡政府，让欠缴户拿钱来赎。但任何事情，都会应古人的一句话：有一利必有一弊！大会战之后收钱倒是容易了，却又是以牺牲干群关系、甚至是以暴力冲突为代价。尤其是对村干部来说，最是一件得罪人的事。即使是在大会战中，村干部一点都不出面，但在大会战过后，村干部的祖宗八代也是要被村民骂尽的。如果村干部还想在这个村生活下去，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一般是不愿意乡上用大会战的方式来帮自己“拔钉子”。可眼下，摆在贺世忠面前的却是一篮豇豆，一篮茄子——两篮（难）！如果不开展大会战，村民欠的钱就会收不起来。如果收不起来，他给垫上或借的钱就会变成死钱，最后的损失自己就得全兜着。到时候，李书记还会振振有词地说：“我们要来帮你拔钉子，你自己不答应呢，能怪得了哪个？”贺世忠两面作难，没有立即表态。
李书记知道贺世忠的心思，便又说：“你不要怕得罪人，唱黑脸的事，就交给乡上的突击队。你只做两件事就行了。一个是把那些欠款多的钉子户交一个名单给我们，另一个就是配合一下乡上的行动！”
世忠一听这话，又犹豫了半天，出于对自己经济利益的考虑，他先是接受了李书记的安排。但一听李书记叫他提供名单，心里却又迟疑起来。欠款最多的当数贺世凤无疑，且他又不是一个拿不出钱的主儿，纯粹有些耍赖。同时，贺世凤对他婆娘说的话又在他耳边响了起来，心里就有一股怨恨之气涌了上来。想到这儿，正想向李书记说，突然之间却又把嘴闭上了。贺世忠虽然当了支部书记，但到底还不是狠毒之辈，骨子里流的还是农人忠厚老实的血。一想起大会战时，乡上组织的地痞流氓要抄贺世凤的家产，又于心不忍。又想起过去自己和贺世海虽有些恩恩怨怨，但贺世龙和贺世凤一辈子老老实实。平时有些话虽然可气，但毕竟都不是刁蛮之人。且又一笔难写两个贺字，抬头不见低头见，何以把事情做绝？可一想到自己的利益，又不想失去这个可以收钱的机会。想了很久，才对李书记说：“我是管行政的，村里哪个欠款最多，要会计才清楚！我回去叫贺劲松查一下，让他来给你汇报！”
李书记便说：“那好，你们把名单报来了，我们马上便组织突击队，下来帮你们拔钉子！”说完，贺世忠便回家了。
二
过了几天，乡上分管农业和财税的赵副乡长，果然率领了二十多个人来到村上。那乡上来村里“拔钉子”，考虑到村干部以后的工作，一般不要求村干部在大会战中冲锋陷阵。但带路却是必须的。要不，全乡几千户人家，你晓得张三或李四是住在哪个湾、哪条沟或哪道梁子上？但大部分村干部是连这点事也不愿意做的。在他们看来，乡上干部或参加大会战的人，把人得罪后，屁股一拍就走了，可自己还有婆娘娃儿在村庄里生活。这天，赵副乡长带了人直奔贺世忠家里而来。但还没等到这些人走到世忠的院子里，世忠的女人便出来拦住了他们，对赵副乡长说：“我屋里那个人，昨天不晓得吃了啥子，肚子泻，昨晚上起来屙了十几次，这阵还在床上躺着，起不来！”说完，也不等赵副乡长回答，便把一行人带到了村会计贺劲松家里。贺劲松自从听见世忠叫他把全村欠款最多的人的名单报给李书记，心里便明白，乡上要来村里开展大会战了。他当然希望乡上来开展大会战，因为大会战也和他的利益直接相关。但他比贺世忠更不愿得罪人，他只是村里一个搞业务的，平时处事又十分圆滑。现在见世忠的女人已经把乡上的突击队带到家里来了，也不好说啥，便十分爽快地说：“好，好，你们都跟我来！”说着，带了赵副乡长一行人就往外面走。可是，还没等他们走多远，贺劲松的左脚突然葳了一下。只听得贺劲松嘴里“哎哟”地喊了一声，便蹲在地上，双手捧着脚踝，做出万分痛苦状，“哎哟哟”地叫唤不得。突击队一看，也不晓得是真是假，只好叫他回去休息。贺劲松还不忘党的事业，把十三岁的孙子喊来，叫他带着乡上的叔叔往贺世凤家里去。那十三岁的孙子也果然听话，带着叔叔们就走了。走到要到世凤家时，旁边树林里突然出现一个和十三岁孙子一样大的小孩，对贺劲松的孙子一边神秘地打着手势，一边喊着：“皮球，你过来！”
贺劲松的孙子一听，便回头对赵副乡长说：“你们等一会儿，我过去了就回来！”说完，就像一只兔子般朝树林里奔了过去。
大家只好停下来等他。只见两个小孩儿聚在一起，也不晓得说了些啥子，便见他们手拉着手往林子里面走去。众人以为他们要去屙屎或者做啥，又等了一阵，却不见小孩儿回来了。赵副乡长叫人到林子里看一看，却早已没了小孩儿的影子。
众人见小孩儿也溜了，便非常不满，对赵副乡长说：“算了哟，我们来跟他们唱黑脑壳，他们带个路，不是推肚子疼，就是耍把戏，弓硬弦不硬，还拔啥子钉子？回去哟！”
赵副乡长晓得这伙人说的不是真心话。他们其实最盼“拔钉子”，搞大会战。拔回去的粮食、家具，他们不仅可以贱价买，同时，拔一次“钉子”，又可以得到几十块工资。如果手痒了，遇到那等敢和突击队对峙或发生冲突的傻瓜，还可以打了人不负责任，又何乐而不为？所以赵副乡长听了，对大家说：“来都来了，回去啥子？回去了，倒让那些钉子户把我们看白了！”说完又说：“他们不来带路算了，我们嘴巴长起，难道问不到路？走，我们边走边问！”说完一挥手，便带着一伙人继续往前走了。
又走过一段路，往左拐一个弯，便看见不远处有一排房屋。刚好旁边地里有一个女人在弯着腰撇甜菜。赵副乡长便对女人问：“喂，那位大嫂，请问贺世凤家在哪里？”
女人不知是没有听见，还是听见了故意了不答，还是继续撅着屁股干着自己的活计。另一个大会战队员见了，估计不高兴了，便冲着女人像是吼一般叫起来：“喂，撇菜的，问你话，你听见没有？”
女人这才直起身，却是直直地看着这一队人，像是很奇怪的样子。这时，赵副乡长又问了一遍。在赵副乡长问时，女人偏过头，仄着耳朵，像是听得很仔细。也合该这日出事，那赵副乡长一行有所不知，女人五十多岁，姓徐，人们叫她徐嫂。这徐嫂为人很善良，但就是耳朵有些不好使，平时人们对她说话，都必须凑近了大声说她才能听得清。这时，赵副乡长的话是进入了她的耳朵，但她却把世凤听成了世龙，便把手一指，对了赵副乡长一行，说：“那不是，那就是他们家的房子！”
赵副乡长不放心，还核实地问：“是不是左边，还贴得有瓷砖那座？”
徐嫂并没有听清赵副乡长问的是啥子，只照平时人们跟她说话一样，一边点头一边“嗯啦”地应着，然后又低下头撇自己的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