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3)
第3章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3)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极其鲜明地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用大量的事实，否定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污蔑和诽谤，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3月12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4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及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开始确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逐步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为革命的对象。在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把它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即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前者是革命的敌人，后者是革命的朋友。又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与此同时，还对中国无产阶级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概括了它的特点和优点，评价了它的历史地位，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充分估计了广大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热情地支持了蓬勃兴起的农民反封建的斗争，初步体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这些可贵的思想，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文献中，体现在当时中共的某些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论著中。这些文献和著作有力地说明，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已经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发端，孕育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中央苏区的反“左”斗争与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即从1927年的八七会议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发动武装起义，进行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中开辟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道路。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同党内盛行着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不仅提出了红色政权理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以及人民军队建设、党的建设、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等理论，而且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强调不唯书、不唯上，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群众斗争中创造新局面，初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期间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四篇著作，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代表作。
1.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落，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但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8月7日，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中央紧急会议，毛泽东、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罗亦农、任弼时、蔡和森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20人出席该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开会前，毛泽东经过深刻反思，认为大革命失败表明陈独秀等“领袖同志”的主张是错误的，而被他们否定的、自己经过一个月实地调查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恰恰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在他的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的迷信，从而确立了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的思想。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既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又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四个方向，切中要害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方针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比如，在八七会议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时，毛泽东提出彻底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从根本上取消地主土地占有制，不仅应当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为议决案所规定），而且应当同时解决小地主的土地（议决案只规定“减租”），以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从1927年8月～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包括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内的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一部分很快地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在中国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
毛泽东从会攻长沙的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到严重挫折中，看到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便当机立断，说服大家放弃进攻长沙计划，率领起义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进军，随即在罗霄山脉中段地处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民起义军来到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进一步促进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经济极端困难，生活极为艰苦。在困难面前，有些人产生了右倾悲观思想，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认为“前途渺茫”，怀疑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就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工农红军能不能站住脚，党在农村仅有的革命力量能否保存下来，以及如何才能坚持住革命斗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红色政权在理论上给予科学的说明，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的任务，强调了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从而坚定了同志们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胜利信心。特别是毛泽东于1928年10月5日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以及同年11月25日所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著作，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而肯定的答复。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总结了湘赣边界“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的七条经验。如果说《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解决了中国红军和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井冈山的斗争》则解决了如何才能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井冈山的斗争》是《中国的红色革命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具体化，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姊妹篇。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
1930年元旦前夕，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新年贺信。在信中林彪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提出应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流露出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比较悲观的看法。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贺信”后，认为林彪的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思想，并以此教育全军，他经过深思熟虑，于1930年1月5日，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住地，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将复信油印发至红四军各大队党的支部和地方党组织。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在总结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把他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而国内各派反动军阀为了维护他们自身及其帝国主义主子的利益，互相之间长期混战，始终不能有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权的现状，就是这种争夺的必然的直接反映。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在这个基本特点之下产生了两种情况：一是各派军阀混战都是以大中城市或包括县城在内的中心城市为目标。他们的军队豢养在城市，他们的反动统治以城市为最恐怖。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难以在城市立足。二是城市以外的广大乡村，特别是偏远乡村和各省之间的边界地区，就成为反动统治的薄弱地带。所以，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是先在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建立乡村革命政权，逐步推进直至取得城市，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历史所显现出来的不可移易的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不仅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中国革命无法以城市为中心取得全国性胜利，而必须以“乡村为中心”的光辉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
2.批判“左”倾教条主义
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后，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一文，1964年公开发表，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从辩证唯物论的高度，论述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危害，阐明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哲学基础。这不但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也具有首创的意义，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