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八章《全民发呆的澳洲：其实是一
这趟旅程的早些时候，从冲浪者天堂开回悉尼时，我在新南威尔士东北部一个叫阿米代尔的让人愉快的大学城，停下来喝了杯咖啡。我在迷人的小巷中简单地溜达了两步，巧遇了一座叫矿产资源管理局的官方建筑——不知为何——我走了进去。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这么丰富的矿产是在澳大利亚，而不是——比方说，我家后院，进去时想着也许谁能为我解答。在澳大利亚这样快乐而开放的社会里，像小报记者般探听消息的好处之一是，出现在矿产资源管理局这样的地方，即便脑子里并没有特别的想法，也会有人邀你进去，回答任何你愿意提出的问题。
结果是我和一个热心的，叫哈维·亨利的地质学家待了半个小时，他告诉我实际上澳大利亚并非拥有难以置信的过量矿产资源——至少在每平方米矿物资源的层面不是。相对较少的人，短暂的历史，又加上澳大利亚的面积太大，因此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还未经开发，未经勘察。为了让我正确客观地理解，他带我穿越了工作区域，看他的谋生之道。他制作地质图，巨大、详细、让人难忘，像设计图一样卷着。他在一整面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仿佛它们是古老的蓝图。就连未受训练的眼睛也能看出，它们记录了地形所有的条条块块，特别强调矿物盛产带。每一张，他解释道，都覆盖了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六十公里长四十公里宽，制作要用十到十五年的工作量。阿米代尔的团队在整个过程中，要勘察八片这样的土地。
“大工程。”我感叹道。
“当然，可我们总能找到新东西。”他收起一张地图，露出下面一张。“那个，”他说，轻敲着地图的一部分，填着平淡柔和的色调，“是一处新的矿藏，在靠近奥兰治一处叫凯蒂丝山的地方。有两亿吨含矿砂。”
“是好事，对吧？”
“非常好。”
“那么，”我略有所思地问，试着把握这一切，“如果做一张六十乘四十公里地带的地图，要花十到十五年，而澳大利亚有八百万平方公里，那整个国家有多少被仔细考察过？”
他看着我，仿佛我问了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哦，几乎没有。”
我觉得难以置信。“真的吗？”我问。
“当然。”
“那么，”我继续略有所思地问，“如果你把我随机地降落到内陆某地，斯特兹雷基沙漠之类的，我会落在某块从未被考察过的土地上？”
“正规考察？几乎肯定是。”
我花了点时间，吸收这一说法。“那么有多少矿物资源在那儿等着被发现？”
他看着我，像一个工作无法完成的人那样快乐地两眼放光。“没人知道，”他说，“不好说。”
现在，记住这一点，我带你去孤独海岸高速路，从珀斯北部到四千一百六十三公里以外的达尔文。在这儿的海岸附近，有几个小镇和不少可见的耕作，可向右穿越淡绿色的低山，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朝内陆挺进时，你会发现，自己身处要命的、混乱的空旷之中。没人知道那儿到底有什么。我发现这么想非常刺激。即使现在，人们有时还会有惊人的轻松发现，这种发现一般只会在地图上没有的国家发生。就在最近，某些笑嘻嘻的家伙，从西部沙漠里淘出六十磅重的实心金块。这几乎是迄今发现的最大金块，而它就躺在沙漠里。老天啊!
矿物专家或许会研究卫星图，或由低空反复飞行的飞机生成的图表(哈维·亨利不经意地提过，他管它们叫“幻想地图”)，可这种近距离的调查，包括在干涸的河床上徘徊，带走岩石以便后续分析研究的，只不过是刚刚开始。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澳大利亚有广阔的沙漠——天晓得那已经多么使人畏缩了——还因为走入未知地域的风险。就像英国古生物学家理查德·福迪写到的：“路只会暂时显现，在雨水冲刷中消失，困惑焦急的过路人只能探出窗口，寻找破碎的小树枝，或许能暗示之前有辆车经过……这儿极容易迷路，到了吓人的地步。”
在这样的环境中，未经证实的流言自然而然激长。最有名的故事关系到一个叫哈罗德·贝尔·拉塞特的人，他于20世纪20年代声称，三十年前在沙漠中心无意地发现了一条长达十英里的金矿矿脉，但由于许多无法由他掌控的原因，没能再回去。尽管故事有些不大可能，可显然比一个光秃秃的描述来得更可信。不管怎样，拉塞特设法说服了几个好奇的商人，甚至某些大公司(比如通用汽车)资助考察，1930年从爱丽斯泉出发。在几周迷乱又毫无成果的漂泊后，拉塞特的赞助商们开始失去信心。队员一个接一个离弃了他，最后只剩下拉塞特一个。有天晚上，他的两峰骆驼逃跑了。徒步又迷路，他最后死得孤单又痛苦。我敢说他喝了不少尿。无论如何，他没找到金矿。人们至今还在寻找它。
尽管拉塞特肯定不是受骗了就是个骗子，可有一大片金矿矿脉正坐在沙漠中的想法，并非完全不可理喻。人有了巨大发现，之后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这完全可能。比起忘记了沙漠中重大发现的拉塞特，其他人要仔细留心得多。比如斯坦·阿瓦米克，一个地质学家，在不规则又极其炎热的皮尔巴拉矮山附近——澳大利亚西北部，至今大部分未经勘探——搜索时，碰巧遇上一块露出地面的岩层，内含微小的叫作叠层的化石化有机物，可以追溯到大约35亿年以前生命之初。在阿瓦米克发现它们的那个时代，它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化石。从科学的角度，这些岩石和拉塞特想不起来的金矿矿脉同样珍贵。阿瓦米克收集了一些样本，回到文明社会。可等他回到皮尔巴拉想继续他的研究，却再也找不到那块露出地面的岩层。它消失在无尽的一模一样的矮山中。在那儿某个地方，那些原始叠层依然等待着被再次发现。把它们换成金子，也是一样的道理。
自那以后，其他相似或更有来历的叠层石床，在别处亦有被发现，不论是澳大利亚内部还是远在他乡。不过，其间，在西澳大利亚海岸孤独伸出的鲨鱼湾里，在它温暖的浅水中，科学家发现了某个同样非凡，甚至更出人意料的东西。他们发现了一个活叠层的社区——和地衣构成相似的群体，安静完整地复制了生命之初存在的地球条件。这就是我要去看的。
从珀斯向北开大约八小时到鲨鱼湾。中午刚过，车子开到一处叫当加拉的地方，路开始向大海蜿蜒，我终于能看上一眼蔚蓝的大海。西澳大利亚的这一部分叫作巴达维亚海岸，正巧是另一个我感兴趣的地方。在杰拉尔顿，六百英里内唯一值得命名的小镇(当然也是唯一交通灯多于一组的地方)，我停下来喝咖啡，碰巧把车停在了镇中心一座小海洋博物馆外。我在门外犹豫了一会儿，既想继续向前走，又好奇于里面有些什么，后来任性地走了进去。我多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因为这座博物馆大部分都用于介绍那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巴达维亚，一艘海岸因之而命名的船。它是被人遗忘的商船，在1629年误撞上了澳大利亚海岸，结果展开了海事纪年中一段怪诞又难以置信的插曲。大多澳大利亚的历史记载，不过是给它一个脚注(曼宁·克拉克连提都没提)。这有点儿意外，因为它是欧洲人在澳大利亚土壤上的首次逗留，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对白人最大的一次屠杀。可我想办法说服了自己。
在1629年，我们的故事开始时，荷兰海员刚刚发现从欧洲到东印度群岛最便捷的水路，不是绕过非洲好望角，径直穿越印度洋，而是向下至南纬40°——著名的“咆哮西风带”——让那些剧烈的海风推着你东行。当然，如能设法不撞上澳洲，这方法不错。可惜，这是1629年6月初，拂晓前两个钟头，降临在船长弗朗西斯·派森特身上的命运。巴达维亚搁浅在一个沙质的障碍物上，一个叫作阿博尔豪斯的群岛，在澳大利亚西海岸。船几乎立刻分崩离析。
船上的三百六十个人有一部分在困惑中淹死了，有两百人左右挣扎着游到了岸边。等太阳出来以后，他们发现自己在一座荒无人烟的沙洲上，只有少许海上营救的供给和极其暗淡的前景。他们离巴达维亚(如今叫雅加达)有一千五百英里。派森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宣布他将带一队人马，划帆船附载的大艇，试着去遥远的东印度——一个微弱却是唯一的希望。
他留下一个叫杰罗尼莫·康纳利兹的人主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无法肯定，但似乎康纳利兹是个疯子兼宗教狂——永远都是危险的混合体。可以肯定的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他和几个忠实的追随者屠杀了绝大部分幸存者——男人、女人、小孩，共一百二十五人。剩下的那些成了他们的奴隶——女人烧饭，提供性服务，男人捕鱼，长时间劳作——除了一小群人，他们穿越一条艰难的海峡，逃至一两百码外的另一个沙洲。在那儿他们用贝壳和浮木做成武器，建立了一座碉堡，以挡开康纳利兹那伙人偶尔投掷的攻击。
派森特不知留在身后的混乱，他已心乱如麻——毕竟，他弄沉了一条全新的船，一条荷兰商舰中的骄傲——他向帝汶海进发，神奇地到了巴达维亚。在那儿上级目瞪口呆地听了他的故事，又给了他一条船，命令他立即回去找幸存者。
事发五个月后，派森特回到了阿博尔豪斯群岛。在那儿，这位曾犯下大错的船长，发现幸存者们卷入了一场内战，只差一点儿就站在错误的一方，将船交给发疯的康纳利兹和他丧心病狂的同伙。不过最终，他设法辨别出真相，给这夺命的小沙洲带来了秩序和公正。康纳利兹和他的六个党羽被迅速绞死。剩余的多数被鞭打严责，用铁链锁起来带回巴达维亚，以便进一步矫正惩罚。但出于不明的原因，派森特决定不怕麻烦，让两个恶棍——一个叫伟达·鲁斯的海员，一个船上的侍者简·派尔格鲁姆——划向大陆，把受罚的人放逐至那儿。
在1629年11月16日，他们搁浅在一处叫红峭壁海滩的地方。那两个荷兰人的下场如何，无人知晓，但可以肯定两件事——他们是世界上最遥远的欧洲人，也是最早的澳大利亚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