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七章《全民发呆的澳洲：其实是一
南澳大利亚州的人非常骄傲，因为本州是唯一没有接收过囚犯的澳大利亚州郡。他们不常提的一点是，它是由一个囚犯规划设计的。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是个经济独立、癖好不良的人，19世纪30年代初，他因被指控劫持女童干淫邪勾当而栖身伦敦的新门监狱，他在那里孵出个想法，要在澳大利亚找到自由民的殖民地。他计划把一块块的土地卖给严肃、勤俭的人——农民和资本家——再用集得的资金让劳工远渡重洋来为他们干活。劳工将得到令他们赢得尊重的工作，投资者将获取劳动力和市场，每个人都将获益。这个计划操作起来一直不怎么灵光，但结果产生了新殖民地南澳大利亚州和规划很好的可爱城市阿德莱德。
如果说堪培拉是个公园，那阿德莱德就是到处是公园。在堪培拉，你会感觉置身非常广大的绿色空间找不到路出来；在阿德莱德，你在城市之中，这不必怀疑了，可时不时地，你会有可心的选择，步出城市，到开阔的绿地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这就是他们不同的地方。这座城一分为二，独立的两方各自被公园包围着，隔了托伦斯河郁郁葱葱的原野遥遥相望。因此，在地图上，阿德莱德中心地带形成一个不太规整的、丰满的大“8”字结，诸多公园组成了数字，城市内部的两半填上了圆洞。棒极了。
我心里本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地。第二天一早，我从塔南达开车进入城市，车驶过北阿德莱德，这个漂亮而且繁荣的区域就在“8”字结上半部的内里。我看见一家卖相不错的旅馆，冲动地把车甩在了路边。我在奥康奈尔街上，这个街区建筑古老，保存良好，有很多看上去很潮的饭馆、酒吧和咖啡馆。离开堪培拉之后，我从未任由像这样的城市天堂溜走一丝一毫呢。于是，我落实了房间，一刻不误地回到了户外。
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之中，数阿德莱德最为人忽视。你可能在澳大利亚待了好几个星期，还一点儿没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它很少制造新闻，在人们的谈话里也很少被提及。它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差不多就等于澳大利亚对于世界而言——一个看着很美，但远得发慌，想都想不起来的地方。然而，它无疑是个可爱的城市。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就连从来都没到过这里的万千大众也不例外。
之前，我自己也就来过一次，那是几个月前的一次图书推广活动。我到此一游后，此地给我留下了环境漂亮的印象，还有就是此处居民有一种“劫数难逃”的奇怪喜感。对阿德莱德的任何一个人说这是个惬意的地方，他立即会带着一种热切的庄重之气告知你：“没错，不过你知道的，它正在死去。”
“是吗？”你用礼貌的关切口吻说。
“哦，没错。”线人说出了秘密，点着头，一脸无情的满足。然后，如果你很不走运，那人会给你讲南澳洲银行是怎么垮掉的，这起金融疏忽事件过了几年才尘埃落定，讲起来耗的时间也差不多长哟。
阿德莱德的问题似乎与地理有关。在澳大利亚的文明世界里，这座城站在了错误的一边，远离生机勃勃的亚洲市场，家门口除了大把的蛮荒之外一无长物。西北面横亘着百万平方英里炎热的荒漠，南面只有一直延伸到南极的辽阔海洋。仅在东面有些许城市，但就算墨尔本也在阿德莱德四百五十英里之外，悉尼则与之相距近千英里。阿德莱德离市场这么遥远，人们又何必在这里建工厂呢？这是个合乎情理的问题，但考虑到更遥远的珀斯，提这个问题就站不住脚了——珀斯孤悬在一千七百英里之外的印度洋上，但它的经济却活泼许多呢。不管怎样，基本的意思就是阿德莱德“处境不妙”，这个词方方面面的意思它全沾上了。
不过，在一般看客眼里，它跟其他澳大利亚大城市一样富足，而且可能还更胜一筹。它的中心购物区卖相好，人来客往不差于悉尼或墨尔本的同类区域，酒吧、饭店和咖啡馆的忙碌与活力也能令任何店东不作他想。它存有大量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拥有众多的公园和秀丽的广场，间或出现些小点缀——这里一个装饰性的灯柱，那里一头石头的狮子——给了城市一点儿时髦，一点儿令人肃然起敬的庄严。这在悉尼和墨尔本往往都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摩天大楼耀眼的光。感觉上，这座城市像城市版绅士俱乐部——舒服、老派，堂皇得不张扬，到了下午三四点会散发淡淡的懒散气儿，让人联想起另一个时代。
我沿着彭宁顿花园漫步下山，那是个中央公园。渐渐地，我强烈地感到人流正向同一个方向移动——成千上万的人在公园的露天体育场会合。我问两个年轻人这是怎么回事，便被告知在板球场有一场英格兰对澳大利亚的板球比赛。
“什么——在阿德莱德这里？今天？”我诧异地说。
他想了想，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嗯，是吧，”他干巴巴地回答，“除非三万个人都犯了一个非常离谱的错误，你说呢？”他笑了一下，表明自己并非个性好斗或有其他什么毛病。他和他的同伴似乎是半途歇个脚要喝两杯。
“你知道还有剩余票吗？”我问道。
“没啦，伙计，卖光了。抱歉啊。”
我点了点头，目送他们走了。我发现这是澳大利亚人另一个非常英国式的特质——他们为非己之过道歉。
我找到了北台地，沿着这条本城最气派的大道前往专门展示自然和人类学历史的庄严大厦——南澳博物馆。我有兴趣去看看它有没有展出斯普里格蠕虫化石。这种化石得名于矿业小英雄雷金纳德·斯普里格。那是1946年，时任政府青年地质学家的斯普里格在伊迪卡拉山区勘察，这个山区在阿德莱德以北约三百英里的弗林德斯山地，寸草不生。在这里，他居然找到了一个澳大利亚自然历史上几乎为数不多的非凡奇迹。读过前面的章节，你还记得荒漠中灰尘覆盖的小村子里不期发现迷失久远的奇怪原始蚂蚁巨响蚁的故事吧？那么，斯普里格的发现恰恰也就在这大致区域之内，而且，一点儿都不逊色于前者哦。
他在岩坡上费劲地向上攀爬数米，找到一片树荫和一块可以舒舒服服倚着的石头开始用午餐，他的特殊时刻就这么来了。他坐着吃三明治，懒懒地伸出了一只脚指头，把一大片沙岩翻了个身。斯普里格并没有留下谈论这一事件的文字，不过我以为我们大可以想象他停下了大嚼——停了大半晌，嘴巴微开着——瞪着他刚刚翻过身的东西，然后慢慢地爬近一些，近距离地观察。你知道吧，他刚刚发现的是人们原以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从查尔斯·达尔文时代开始，科学家们被某个进化中的畸变困惑了近一个世纪——60亿年前，纷繁程度难以置信的复杂生命形式在地球上突然出现(著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但为这一事件铺路的早前较简单的生命形式缺乏证据。斯普里格发现了遗失的一环，一片在脆弱的前寒武纪化石里游弋的岩石。实际上，他正望着可见生命的开端——之前从没有人见过甚至都不曾期望见到它。这是地质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如果他坐在了别处——澳大利亚内陆骄阳炙烤的无垠大地的任何地方——这发现就没了，那时候肯定不会有，而且可能再也不会有。
你看，澳大利亚就是这个样子。它多产有趣的东西，同时它地大物稀，自然环境险恶，若要有所发现，大致上说，就得靠时运两济了。
遗憾的是，1946年的世界科学界几乎没有注意到来自澳大利亚的消息，《皇家南澳学会学报》倒是及时记录了斯普里格的发现报告，那文章就这么被怠慢了20年之后，它的重要性才得到普遍认可。不过没关系啦，最后荣誉得归其位：斯普里格因化石的定名而不朽，他揭开的那个世代被称为伊迪卡拉纪，取自他曾经行走过的山岭。
哦哟，我经过的时候，博物馆没开门——我猜是放国庆假去了——于是，我一睹生命发端的愿望就此破灭。我在阴凉的小街上一路逛去，却发现一家旧书店开着，乐得拿它当个安慰奖。大概因为澳大利亚的新书总是很昂贵，这个国家就有了非常出色的旧书店。它们往往划出一个很大的区域安置“澳大利亚史”，这些区域又从来都很惊艳，因为它们为你展示了澳大利亚人是非常非常自我陶醉的。这话可不是批评哦。如果世界不关注他们，那他们绝对要自己关注自己。我看这事儿公道得很。不过，在乱纷纷的双面大书架中搜罗一遍，你准会发现最意想不到的奇书怪篇。我最先拿下来的一本名叫《我在这里遇到太太：首都堪培拉第一游泳池的故事》。不远处，敦敦实实一大本，题名为《团结：悉尼大学足球俱乐部史》，旁边是《南澳大利亚州救护车队史略》。类似题目的书成百上千——这些书关乎的主题，除了对他们感兴趣的那一小部分人，不可能引起别人丁点儿的阅读兴趣。这些书的存在相当鼓舞人，但也让人隐隐有些忧心。
然而，在这些书中，你常常会发现些很有意义的惊喜。这一个就是啦!我拿下来一本冲浪者天堂的图片史，封面上是著名的昆士兰州海滩度假地，它抓住了我的眼球，因为我马上就要向那里进发。这本书讲述的是度假地发展的故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那时它还是个破旧的海边小村，没名气没地位，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一下子就俨然变成了南半球的迈阿密海滩。尤其打动我的是它发展中段的照片：那是20世纪40、50年代，那时候它在气质上和样貌上都跟科尼岛或布莱克浦极为贴合。对一个陌生的地方充满对故乡的渴望挺怪吧，可我对冲浪者天堂和它那些天真的度假者就起了这样的感情。我着迷地看了一页又一页，线条分明的黑白照片展现了正在嬉戏的快乐的人——他们成群结队地沿着海岸大街漫步，在舞厅里跳着吉特巴，在海滩酒吧里对着饮品闲坐。我多羡慕他们那时髦华丽的打扮啊。我觉得自己可能属于少数人，不过我几乎愿意付出一切去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可以穿上双色的鞋子、红色的袜子、鲜艳的棉衬衫——那衬衫的底花是重复的图案，比如箱包商标啥的——还可以把肥肥的棕色长衫一直提到跟乳头齐平的高度，头上搭一顶毡帽，招惹得经过的人都要看我两眼，心想：“型男啊!”
不可思议的天真啊，那时候的世界就是这样，如今是追也追不回了。你可以在每张照片上度假者轻松自信的步态和充溢着阳光的微笑中看到它。这些人是幸福的。我不是说他们高兴，他们是幸福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幸运国家的好年景里，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工作好、房子好、家庭好、前景好，住在喜气洋洋、阳光普照的地方度假也很好。我不能一下子说澳大利亚人现在不幸福了——事实上，绝不是这样——但他们的脸上再没有这种幸福感了。我觉得大家都没有了。
在澳大利亚的旧书店，有一样东西你找不太到，那就是很多20世纪50年代或更早版本的图书，像是《麦田守望者》《永别了，武器》《动物庄园》《冷暖人间》《另一个国家》《美丽新世界》，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书。原因很简单：它们都被禁了。巅峰时期，共有5000种图书被禁止输入这个国家。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数字减到两三百，但其中依旧包括一些被禁得非常奇怪的书籍——比如《无痛分娩》，该书在描述婴儿从何而来时用词毫不含糊，就此被认为尺度大了，会让澳大利亚人受不了。顺便提一句，这只是一般书籍哦。这个总数里不包括淫秽制品，那些当然是全部禁掉了。这不是简单的你弄不到某些书而已。你甚至都搞不明白自己弄不到的是哪些书，因为禁书单本身也是一桩机密呢。
有趣的是，正是阿德莱德终结了所有这一切。有那么几十年的工夫，它一直是澳大利亚城市中相对顽固保守的城市之一。这种指责可归咎于一位名叫托马斯·普莱福德的爵士，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他前后连当了三十八年的南澳大利亚州州长。普莱福德是个狭隘的人，有一回发生了商品短缺，他还建议本州恐怕只得“向澳大利亚进口小麦了”。还有一次，他对阿德莱德大学的校长说，他看不出大学有任何用处。你完全可以想象，他并没有很大地丰富南澳大利亚州知识界的活力。于是，1968年，该州选了一位年轻、有魅力的工党州长东·邓斯坦。几乎眨眼间，阿德莱德和南澳大利亚州就开始变革，这座城市成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栖息之地。阿德莱德节大放异彩，成为本国顶尖文化盛事。澳大利亚其他地方仍旧遭禁的图书——比如《波特诺的不满》和《裸体午餐》——在阿德莱德可以自由买卖。裸泳海滩批准了，同性恋合法化了。在这令人头晕目眩的十几年来，阿德莱德是本国最嬉皮的城市，相当于南半球的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