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全民寂寞的美国：其实是一本美

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费城是美国第三大城市。我对它的全部记忆，就是在一个炎热的七月星期天，驶过似乎永无止境的黑人区，破烂的街区一个接着一个，黑人小孩在消防栓的水柱中玩耍，老人们在街角闲荡，或者坐在门前台阶上。那是我见过的最贫穷的地方。垃圾散落在门口和排水沟里，整栋整栋的楼都被废弃。它简直就像海地或者巴拿马这样的外国。整个过程中，我老爸的牙缝里一直吹着不成调的口哨，每当心神不宁时他都会这样做。他还告诉我们不要打开车窗，尽管车里热得像滚锅一般。等红灯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冷冷地盯着我们，爸爸的口哨则随之加快速度，手指不停敲打方向盘，还向每个看他的人满脸歉意地微笑，似乎在说：“对不起哦，我们是从外地来的。”

当然啦，现在情况已经有了改变。费城不再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洛杉矶把它挤到了第四位。现在，高速公路会让你直接飞到市中心，你再也不必到黑人区去弄脏车胎。虽然如此，当我开下高速公路找加油站时，硬是对一个最穷的地段进行了不经意的短暂造访。我还来不及做任何事，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吸入一条单行道的漩涡，被带到一个平生所见最肮脏，似乎也最危险的地区。依我看，这儿说不定就是我们多年前经过的那个地区——那些用褐色砂石建造的房子看起来非常相似——但是它比我记忆中的不知要坏多少倍。我小时候见到的黑人区，尽管贫穷破旧，大街上却有一种狂欢的气氛。人们都穿着色彩艳丽的衣服，似乎过得挺开心。这个地方却荒凉又危险，像个交战区。每片空地上都丢满了废汽车、旧冰箱和烧焦的沙发。垃圾箱看起来像是从屋顶上扔下来的。这里并没有加油站——我说什么也不会停下加油了，在这种地方，就是给我一百万也不干——大部分店面都用胶合板钉死，凡是立着的东西都被喷漆涂鸦。还有一些年轻人待在门阶上和街角里，但是他们看起来都无精打采，还冻得够呛——那天天气阴冷——而且他们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我。谢天谢地！这里明摆着是个为一包香烟就能送命的地方——当我紧张地找路回高速公路时，一直不曾忘记这个事实。在找到归路的时候，与其说我在从牙缝里吹口哨，还不如说是在通过括约肌歌唱呢。

这实在是我多年来最不愉快的经历了。老天爷！要是真住在那儿，每天都得走那些街道，那该会是个什么样子啊！你知道吗？倘若你是美国市区的一个黑人，那么你被谋杀的概率将是1/19，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的机会才不过1/50。在纽约，每隔四小时就会有一起谋杀案。谋杀已经成为35岁以下的人死亡的首要原因——然而纽约却还不是美国谋杀案发生最多的城市。至少有八个城市拥有比之更高的谋杀率。在洛杉矶，每年光是校园里的凶杀就比整个伦敦的都多。因此，美国大城市的人把暴力当成家常便饭，也许不足为奇，可我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在我去往得梅因开始此次旅行的路上，路过了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我在那儿碰到了一个为《圣路易斯邮报》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因为他老板出事，他最近一直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一个星期六的深夜，他老板下班回家，停在某个红绿灯前，就在等红灯的这段时间，右侧的车门被打开了，上来一个拿枪的男人。持枪者命令那位老板把车开到河边，然后朝他的脑袋开枪，抢走了他的钱。那位老板昏迷了三周，当时都不知道他是否还能活命。

我朋友告诉我这些，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离奇，而仅仅是为了说明，他最近干活儿为何非得他妈的那么卖力。至于他的老板，他的态度好像是这样的：若是你深夜开车穿过圣路易斯时忘了锁车门，那么好，你早晚有一天脑袋上会挨枪子儿。他这种麻木的态度真是古怪，但在今天的美国，似乎已经越来越习以为常，这令我感觉身处异乡。

我开往市区，在市政大厅附近停了车。在这栋建筑的顶部，矗立着威廉·佩恩[1]的雕像。它是市区的主要界标，全城都能看到，却被鹰架覆盖着。1985年，在几十年的视而不见之后，市里的当权者们决定在雕像跌倒前对其进行整修，所以他们在上面搭了个鹰架。然而此举耗资巨大，以致没有余钱进行修复工作。现在两年过去了，鹰架依然待在原地，一丁点儿修复工作也没做。最近，有个城市工程师一本正经地宣称，用不了多久，那个鹰架本身也需要整修了。这多多少少地体现了费城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不怎么样。美国再没有哪个城市像费城这样，以完全同等的热情去追求腐败和无能这一对双生子，说起蠢驴一般的行政部门，费城可是傲视群雄哪。

想想吧！1985年，一个名叫“行动”的古怪教派把教徒封锁在城市西郊一所出租房里。警察局长和市长权衡了可以采用的措施，最终认定，最明智、最能展现他们智谋的做法是把那房子炸掉——真是了不起啊！即便他们明知里面有孩子，而且那房子位于人口稠密的住宅区中间。于是，他们就从直升机上向那房子投了一颗炸弹，结果引发了一场火灾，火势迅猛，失去控制，烧毁了这个街区的绝大部分——总共61座房子——还炸死了11个人，其中包括所有困在房中的孩子。

当市政官员不那么无能的时候，他们喜欢用小小的腐败让自己放松一下。就在进城时，我从收音机中听到，因为企图敲诈，一位前市议员被判处十年徒刑，他的助手则被判了八年。法官将其斥之为对公众信任的公然破坏。不过他应该知道，就在此时，全城的布告牌都贴了海报，呼吁撤掉法官的九个同僚，因为他们收受了屋顶装修协会（roofersunion）成员的现金。其中的两个已经因被控敲诈而等待审判。这种事在费城可是家常便饭。几个月以前，当一个名叫巴德·德威耶的州政府官员也被控受贿时，他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相机转动的那一刻，他拔出手枪，把自己的脑浆都打了出来。这引发了当地一个非常好玩的笑话：

问：巴德·德威耶和巴德牌手电筒有什么不同？

答：巴德手电筒有头呗。

尽管官员无能，犯罪率惊人，费城仍不失为一个可爱的地方。首先，和华盛顿不同，这儿给人感觉像个大城市。这里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还有袅袅蒸汽从人行道的排气口升腾而出，每个街角都立着一尘不染的铁皮热狗亭，还有一个头戴绒线帽、看来冻得不轻的家伙在那后面晃来晃去。我漫步来到独立广场——实际上它现在叫国家独立历史公园——并满怀敬意地瞻仰了所有历史建筑。其中最重要的建筑是独立纪念堂，《独立宣言》就在这里起草，《美国宪法》也是在这里通过。1960年，我第一次来这儿时，这栋楼前就铺展着一条长长的队伍。现在仍然如此——实际上，好像那条队伍在27年里从来不曾移动过。虽然我对《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深为尊重，却不愿意耗费一下午的时间去排这个漫长而且不怎么移动的队伍。于是我改去游客中心。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总是那老一套。他们都会把一些展品放在玻璃橱里，设法让它们既无趣味又无意义；肯定还有一个上锁的礼堂，门外的告示上说，长达12分钟的免费介绍影片将于下午4点播出（就在快到下午4点的时候，有人会走过来把时间改为上午10点）；还有几本书和小册子，题目都是什么《历史上的白镴器皿》或者《老费城的蔬菜》之类，统统无聊之极，让人连翻都懒得翻，更别说买了；通常还会有自动饮水器和休息室，几乎每个人都会去利用一下，因为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每一位走进这里的国家公园游客，都会傻乎乎地在四下里站一会儿，然后撒泡尿，喝点儿水，再溜达出去。我现在正是这么做的哟。

从游客中心出来，我沿着独立纪念堂向富兰克林广场漫步。广场上到处都是酒鬼，其中许多都抱着可笑的念头，以为我会白给他们一个25美分硬币，而不要任何物品或服务作为回报。我的旅行指南上说，富兰克林广场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东西”可看——一个博物馆，一个还在运营的书籍装订厂，一个考古学展览以及“全美唯一的不挂美国国旗的邮局”（可别问我为什么）——但我对此却有点儿心不在焉，因为那些可怜的、脏兮兮的醉鬼一直在使劲扯我袖子。于是我逃回到了费城闹市区的现实世界中来。

下午的晚些时候，我找到了去《费城调查者报》的路，我有个来自得梅因的老朋友——露西娅·赫恩登，在那儿做时尚版编辑。调查报的办公室像所有报社办公室一样——又脏又乱，垃圾遍地，没喝完的咖啡杯到处乱扔，里面还漂着烟头，就像被污染了的湖中的死鱼；而且我非常惊讶地发现，露西娅的办公桌是屋里最乱的一个。这也许正是她在报社步步高升的部分原因呢。在我认识的记者当中，只有那么一个人桌子是真正干净整洁的，可他最后因为骚扰小男孩被逮捕了。随你怎么想吧，可是下次若有办公桌整洁的人邀请你去露营，你可千万别忘了我的话哦。

我们开着我的车去芒特艾里区，那儿对我来说比较方便，话说回来，对她也是一样。露西娅和我另一位来自得梅因的老朋友——她的丈夫哈尔——住在一起。整整一天来，时断时续又隐隐约约地，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哈尔和露西娅会这么喜欢费城呢？——他们是大约一年前搬到这儿的——不过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去往芒特艾里的这条路，穿过了我平生所见的最美丽的城市公园。它叫费尔蒙特公园，覆盖了将近9000英亩起伏不平的土地，是美国最大的市立公园。它沿着斯库尔基河绵延数英里，里面到处都是树木、芬芳的灌木丛以及无比迷人的林荫地。我们在梦幻般的黄昏中穿过，一只只小船沿着河水轻轻摇桨，简直太完美了！

芒特艾里位于费城“德国城”之外。这里给人一种美好的归属感，就好像人们已经在此生活了世世代代——露西娅告诉我，在费城确乎如此。这个城市依然到处是那种人人相熟的街区，甚至有许多人几乎不曾斗胆离开过家门几百码。如果你迷路了，发现几乎找不到一个人能准确指点你去往三英里外的街区，这可一点儿也不稀奇。与英国一样，费城也拥有自己的专有地名——闹市区叫作中心城；人行道被称作马路——以及古怪的发音。

当晚，我坐在哈尔和露西娅的家里，吃着他们的食物，喝着他们的酒，羡慕着他们的孩子、房子、家具和财产以及他们唾手而得的财富和安逸，感觉自己离开美国真是一个傻帽儿。这儿的生活是那么充裕，那么安逸，那么便利。突然间，我很想要一个能做小冰块的冰箱，一个淋浴时用的防水收音机；我还想要一个电动橙汁机、一个空气清新机、一块让我随时掌握生理节律的手表。这些我全想要。那天晚上我上楼去浴室，经过了一个孩子的卧室。门开着，床头灯亮着，房间里到处都是玩具——从一个木箱里翻倒出来，扔在地板上和架子上。看起来好像圣诞老人的玩具加工车间。可是这些没有丝毫特别之处，它只不过是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卧室而已。

你应该看看美国人的储藏室。那里面总是塞满了主人昔日的爱物：高尔夫球棒、潜水呼吸装备、网球拍、运动器械、录音机、暗房设备。这些东西都曾令主人激动一时，然后又被其他更耀眼、更刺激的东西所取代。这是美国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而又诱人的现象——人们总是想要什么就立即去买来，根本不管那东西对他们有无好处。这种无止境的自我满足，这种对本能的不断投合，令人深深为之忧虑，是不负责任的可怕行为。

你们想逃掉自己千千万的国税吗，就算冒着削弱教育的危险？

“哦，想啊！”人们叫道。

你们想看专门制造愚蠢眼泪的电视剧吗？

“想啊，请吧！”

我们要不要纵情享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消费狂欢？

“听起来好极了！咱们快去吧！”

整个全球经济是以满足全球2%人口的欲望为根基的。如果美国人突然停止放纵自己，或者用完了储藏室的空间，这世界恐怕就要土崩瓦解。你若问我对此作何感想，我要说，他们简直是疯了。

我得声明，我这些话并不是在说哈尔和露西娅。他们都是好人，生活负责而又适度。他们的储藏室并没有塞满潜水装备和很少使用的网球拍，而是装满了水桶、橡胶鞋、保暖耳套和去污粉这样的寻常物品。我知道这千真万确，因为当深夜所有人都睡着时，我蹑手蹑脚地爬下床，到那儿好好看了一下。

清晨，我到闹市区——错了，应该是中心城——哈尔的办公室看了看。早晨开车穿过费尔蒙特公园和黄昏时一样醉人。我认为，所有的城市都应该拥有像费尔蒙特这样的公园。哈尔告诉我几件费城的趣事：费城花在公共教育上的钱比其他任何美国城市都要多——是城市总预算的1%啊——却有40%的文盲率。他告诉我，费尔蒙特公园中间那个富丽堂皇的费城艺术博物馆，之所以成为本市最吸引人的旅游景点，不是因为它收藏的50万幅画作，而是因为在《洛奇》一片中，西尔威斯特·史泰龙曾经在它的台阶上跳来跳去。还真有人乘公共汽车来到博物馆，只看看它的台阶，甚至连门都不进就转身离去。哈尔还向我介绍了一个电台聊天节目，由一个叫霍华德·斯特恩的男人主持，而他是这个节目的狂热拥趸。霍华德·斯特恩对性有浓厚兴趣，总是对参与者单刀直入。“早上好，玛里琳，”他会对一个打进电话的人说，“你穿着内裤吗？”咱们得承认，这一招将绝大部分清晨谈话节目轻松击败。霍华德以咄咄逼人的直率和色情的方式质问节目参与者，这一套我以前在美国广播中还从未见识过呢。

不幸的是，离开哈尔没多久我就找不着那个台了，接下来的整个早晨我都在找它，但始终找不到，最后只好凑合听一个竞赛类的热线电话节目。节目特别报道了一个女人，说她是治疗狗肠蠕虫的专家。其主要方法就是给狗喂一些能毒死蠕虫的药片，所以没听多久我就觉得自己也有点儿像个专家了。一个早晨就这么消磨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