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全民寂寞的美国：其实是一本美

我来自得梅因，总得有人从那儿来嘛。

如果你来自得梅因，你要么乖乖接受这个事实，和一个名叫波比的本地姑娘安顿下来，然后在燧石厂找份工作，最后永远永远待在那里；要么就没完没了地抱怨它是个垃圾堆，你是多么等不及要逃出去，如此消磨时间度过青春期，然后和名叫波比的本地姑娘安顿下来，最后永远永远待在那里。

几乎还不曾有谁离开过这里，这是因为得梅因拥有为人熟知的最强大的催眠力量。城外有个大牌子，上书：“欢迎来到得梅因，这儿跟死差不多。”这不是真的，只是我编的罢了，可这地方的确能把你攥在手里。从州际公路上驱车进入得梅因的人们，根本不为别的，只想加油或者吃个汉堡，然后就永远地待了下来。我父母住的街道那边就有那么一对新泽西夫妇，你时不时能看见他们四处闲逛，看上去有点儿困惑，却流露出一种怪怪的安详——得梅因的每一个人都表现出这种怪怪的安详。

在得梅因，我认识的唯一不安详的人就是派泼先生。派泼先生是我父母的邻居，是个脸蛋鲜红、斜眼看人的傻瓜。此人永远都醉醺醺的，车开着开着就撞上了电线杆。不论你走到哪里，都能撞见摇摇欲坠的电线杆和路牌，向你讲述着派泼先生的驾车习惯。他让这些证据遍布整个城市的西部，颇有几分小狗在树干上撒尿做记号的意思。派泼先生恐怕是最像《摩登原始人》里那个名叫弗雷德·弗林斯通的人啦，不过魅力差了点儿。他是圣兄弟会会员，还是共和党人——是尼克松的共和党——他似乎觉得惹人讨厌就是自己生活中的使命。除了醉酒和撞车，他最爱的消遣，就是醉酒和侮辱左邻右舍，尤其是我们家，因为我们是民主党人。尽管我们不在他身边时，他也准备着大骂共和党人。

好不容易，我长大了，搬到了英国。这下把派泼先生刺激得几乎崩溃。这比做民主党还要坏呢！每次回到家乡，派泼先生都要过来骂我。“不知道你在那边跟那帮英国佬干些什么！”他气势汹汹地说，“他们不干净。”

“派泼先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装模作样用英国口音回答道，“你是个蠢货。”你可以这样跟派泼先生说话，因为他的确是个蠢货，而且他根本不听任何人对他说的话。

“波比和我两年前去了趟伦敦，我们的旅馆房间居然没有卫生间！”派泼先生会接着讲下去，“要是半夜想方便一下，你得走过一里多长的走廊。那种生活方式可真不干净！”

“派泼先生，英国人可是干净整洁的典范哪。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人均肥皂使用量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

派泼先生对此嗤之以鼻：“那算什么呀？小子，那不过是因为他们比那帮德国佬和意大利人干净点儿罢了！上帝呀，一只狗都比那帮德国佬和意大利人干净！我还要告诉你点儿别的，要不是他爹给他买下了伊利诺伊，约翰·肯尼迪根本选不上总统！”

我跟派泼先生做邻居的时间足够长久，因此不会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向难倒。1960年总统选举的猫腻是他心中永远的痛，每隔10到12分钟，不管交谈的主导风向如何，都要被他再次提起。1963年，肯尼迪的葬礼期间，派泼先生正在波地酒馆里如此评头论足的当儿，鼻子突然被人“扑哧”狠揍了一拳。派泼先生气急败坏，径直跑出去，然后把车开到了电线杆上。现在派泼先生已经死了，这自然是得梅因让你心里有准备的一件事啦。

小时候，我曾以为来自得梅因的最大优点，是意味着你并非来自艾奥瓦的其他地方。按照艾奥瓦的标准，得梅因就是一个世界主义的麦加，一个生机勃勃的财富和教育中心。那里的人们常常不约而同地穿着三件套和黑短袜。在每年的全州高中篮球联赛期间，整整一星期，来自各地的乡巴佬潮水般涌进此地，我们则常常在闹市区和他们搭讪，用心险恶地说，要教他们乘电梯或者过旋转门。这可不全是编的啊。我的朋友斯坦大概在16岁的时候，不得不去乡下和他的表兄住一阵子，那是一个偏僻的、灰扑扑的，叫作“狗水”，或者“傻瓜”，或者类似的某个荒唐名字的小村子。在那种地方，要是有一只狗被卡车轧死了，每个人都会跑出来看上一看。到了第二个星期，斯坦无聊得发疯，硬是要和表兄一起开车到50英里外的“猫头鹰”镇上去，找点事儿干干。他们在一家球道变形、球球破烂的场子里打了阵保龄球，然后喝了杯巧克力苏打水，又在杂货店里看完了本《花花公子》。在回家的路上，表兄心满意足地长叹一声道：“太感谢了，斯坦，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可是真的哦。

记得有一次我得开车去明尼阿波利斯[1]，我选了条小路，特为观赏乡间景色。可惜那儿无一景可看，平坦而炎热，堆满了玉米、大豆和肥猪。偶尔会碰上一个农场或者死气沉沉的小镇，那里最活泼的东西就是苍蝇。我还记得，在无边的田野上，可以看到几里之外的路边有一个棕色的圆点。开到近处我看清了，那是一个男人坐在自家院子的箱子上，那是个有六户人家的小镇，名字好像是“水龙头”或者“尿壶”吧。他以毫无保留的兴趣注视着我前进，注视着我呼啸而过。在后视镜里，我看到他还在注视着我往前开去，直到最后我消失在一阵热浪之中。整个过程持续了五分钟之久。如果现在他还不时地想起我，我可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

他戴着一顶棒球帽。你总能一眼认出艾奥瓦男人，因为他总是戴着顶为约翰·迪尔[2]或饲料公司做广告的棒球帽，因为他后脖颈因长年累月在炎炎烈日下驾驶约翰·迪尔拖拉机烤出了道道深沟（这对他的大脑也全无好处）。他的另一个鲜明特征，便是脱衣后的滑稽样子：他的脖子和胳膊是巧克力般的深棕色，躯干却白得像大母猪的肚子。在艾奥瓦，这被叫作农夫黄，我相信它是最具个性的标志。

艾奥瓦女人几乎总是异乎寻常地超重——她们的身躯肉鼓鼓又黏糊糊地塞在短裤和三角背心里，看上去有点儿像穿着童装的大象——你会在星期六得梅因的默尔海商场里看到她们，正对她们的孩子大喊大叫，吼着德韦恩或肖娜这样的名字。杰克·凯鲁亚克与众不同，他偏偏认为艾奥瓦女人是全国最漂亮的。我看他肯定不曾在星期六去过默尔海商场。不过，我还要说——这真是很奇怪、很奇怪的事——这些胖女人十几岁的女儿却总是清一色地赏心悦目，像一篮水果般鲜嫩圆润，散发着天然的清香。我不知道她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娶一个性感美人儿的时候，明知她体内有个定时炸弹在嘀嗒作响，不知何时就会将她鼓胀成巨无霸，而且很可能是在不知觉间突然爆发，仿佛拉开栓的自动充气筏一般，那一定是糟透了。

即使没有上述诱因，我认为我也不会待在艾奥瓦。我在那儿从来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就算小时候也是如此。大概是1957年，我的祖父母送我一个“看图大师”和一盒图片做生日礼物，盒上题名为《艾奥瓦——咱们辉煌灿烂的州》。即便在那时，我也认为那辉煌灿烂的美景实在是微不足道。没有重要的自然景观，没有国家公园，没有古战场或是著名的出生地，那些“看图大师”不得不倾尽天才，使尽全部的3d立体创意。我记得，把看图器放在眼前，按动那白色手柄，便是赫伯特·胡佛出生地的风景照，三维立体，令人难忘。接着是艾奥瓦另外一些伟大珍宝：韦尔的小布朗教堂（它给那首没人知道调子的歌以灵感），达文波特那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公路桥（上面所有的汽车似乎都急于奔向伊利诺伊），一片波浪起伏的玉米地，康西尔布拉夫市那座跨越密苏里河的大桥，然后又是韦尔的小布朗教堂，只不过换了个拍摄角度。我记得，即便是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我的生命肯定远胜于此。

后来，大约在我十岁时，一个灰蒙蒙的星期天下午，我正在看电视上一个有关欧洲电影制作的纪录片。有个镜头表现的是安东尼·伯金斯在黄昏时分的某个城市沿一条有坡的街道行走。我现在不记得那是罗马还是巴黎了，但那条路上铺满了鹅卵石，因雨水而闪闪发亮。伯金斯深深地弓着背，身穿军用雨衣，我立刻想到：“嘿，那就是我！”我开始读——不，是开始狼吞虎咽《国家地理》，吞吃里面的图片：容光焕发的拉普兰人，云雾缭绕的城堡，魅力无穷的古代城市。从那一刻起，我就想做个欧洲男孩。我想住在某城街心花园对面的公寓里，从我卧室的窗子里看出去，是一片连绵的山丘与屋顶。我想乘电车，能听得懂陌生的语言。我想要名叫沃纳或者马可的朋友，他穿着短裤，在街上踢足球，有木制的玩具。究竟是为什么，我却一辈子也想不出来。我想要妈妈派我出去买长条面包，去一家门廊上挂着块木制椒盐饼干的商店，我想要走出前门，置身于那样一个地方。

等到年龄足够大，我就离开了。我离开了得梅因和艾奥瓦，离开了美国、越战和水门事件，在世界的另一头安顿下来。现在每当我回到家乡，就像到了异国，这里充斥着连环杀手和起错了名字的运动队（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多伦多蓝鸟队？），还有一位风度翩翩的傻佬做总统。我妈早就认识那傻佬，当时他是得梅因who电台的体育解说员，人称“荷兰崽里根”。“他不过是个亲切可爱、有点儿迟钝的家伙罢了。”我妈说。

说起来，这可是一个对大多数艾奥瓦人相当公正的描述。可别误会我，我压根儿没有说艾奥瓦人智力欠缺的意思。他们毫无疑问是聪明而敏感的，尽管他们天生保守，却总能选举出一位负责而清醒的自由党人，而不是哪个白痴保守党（这常令派泼先生濒临崩溃）。此外，我要骄傲地告诉大家，艾奥瓦人的识字率居全国之首：这里99.5%的成年人能读会写。我说他们有点儿迟钝，指的是他们爱信任人、亲切、真诚坦率。他们的反应确实有一点点儿慢——你给一个艾奥瓦人讲笑话时，会看到他的大脑和表情在赛跑——但那并非因为他们缺乏脑筋急转弯的能力，只是不大需要罢了。他们的机敏因对上帝的虔信、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还有乡亲们的陪伴而被磨钝了。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艾奥瓦人的友善。你若走进南方一家陌生的餐馆，那里马上会万籁俱寂，你会发现所有的客人都在盯着你看，似乎都在掂量抢你钱包、杀人灭口，再把尸体扔进外面沼泽浅坑的风险有多大。在艾奥瓦，你却是万众瞩目的中心，自从上周五老弗兰克·斯普林克尔和他的拖拉机被龙卷风卷走之后，你的到来就是全镇最有趣的事了。你遇上的每个人，好像都会向你献上他的最后一杯啤酒并且把你介绍给他的妹妹。每个人又开心，又友善，又带着那种怪怪的安详。

上一次在家时，我去城里的克雷斯吉买了一捆明信片，准备寄回英国。我买了我能找到的最搞笑的那些——饲养场上的夕阳啦，农夫们勇敢地抓着移动中的扶梯啦，旁边有标题：“我们在默尔海商场坐电梯啦！”诸如此类。这些明信片是如此整齐划一地荒诞，以至于我拿去结账时，都觉得尴尬，好像我在买下流杂志，还企图装出不是给自己看的表情。可是结账的那位女士却从容不迫又饶有兴致地翻阅了每一张——说起来，正像她们对待下流杂志一贯的态度那样。

她戴着蝴蝶眼镜，梳着蜂窝头，抬起头，泪眼蒙蒙地看着我。“这些真是太好了，”她说，“你知道，甜心，我去过那么些州，见过那么些地方，可我要告诉你，这恐怕是我见过的最‘瞟亮’的了。”她确实说的是“瞟亮”。她确实是那个意思。这个可怜的女人已经处于终极催眠状态了。我瞟了瞟那些卡片，很意外地，一下顿悟了她的意思。我不得不同意她的话，它们就是“瞟亮”。于是，我们一起默默地欣赏着。有那么晕眩而无心的一瞬间，我差一点儿也要安详起来了。那是阵奇怪的感动，不过很快就过去了。

我爸喜欢艾奥瓦。他在这个州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就是现在也还在那里，在得梅因的格伦戴尔公墓里，努力迈向来生。但是，每年都有一次，他会被一种无声而疯狂的欲望俘虏，想要离开这个州出去度假。每年夏天，大家还没怎么察觉，他就把汽车塞得吱嘎作响，匆匆把我们赶到车上，驶向某个遥远的地方，然后在快要开到另一个州的时候再回来拿他的钱包，之后又驶向某个遥远的地方。每年都是如此，每年都是这么可怕。

最大的杀手就是冗长乏味。艾奥瓦处于这个半球上最大平原的中央，在这个州任何一处爬上屋顶，穷目力所及，你面对的都是大片平淡无奇的玉米地。这儿不管哪个方向距大海都有1000英里，距最近的山脉400英里，距摩天大楼、劫匪和趣事300英里，距在陌生人提问时，不会像小学生那样习惯性地把手指插进耳朵眼并转来转去的人们，有200英里。从得梅因开车到任何不怎么样的地方需要的路程，在其他国家都会是英勇壮丽的。这意味着待在一个铁烤箱里，在绵延不绝的高速公路上日复一日、毫无松懈地沉闷着。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度假总是坐一辆蓝色的大“漫游者”旅行车。那是辆烂车——我爸总是买烂车，直到更年期时，他才开始买时髦的红色敞篷车——但有个巨大的优点是空间很大。我们兄弟姐妹坐在后排，仿佛离前排的父母有几里远，效果如同在另一个房间。很快，我们在非法袭击野餐篮时发现，要是将一把“俄亥俄蓝头火柴”插进一个苹果或是一个熟过了的蛋里，把它弄得很像是豪猪，然后随随便便地丢出后车窗，它就像个炸弹一样爆炸了。“砰”的一声轻响，伴随着惊人的巨大蓝色火焰，吓得后面的汽车慌忙躲闪，样子非常滑稽。

我爸在前面开出好几里了，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为何一整天都有汽车突然贴上来，而在奔向远处之前，开车人总是怒气冲天地打着手势。“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以受伤的语气对我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