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需要跨越这道从有到好的鸿沟

第123章需要跨越这道从有到好的鸿沟

“这个事，李校长亲自提的，希望由你来做第一任社长。”

“我们复旦也需要自己的《未名湖》。”

祁连山言辞凿凿。

《未名湖》在1979年具有广泛文化象征意义。

背后的原因是多元的。

北大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始终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精神旗帜，学生刊物如《新青年》《新潮》等天然承载着社会批判与文化革新的使命。

《未名湖》作为1978年复校后首个学生文学刊物，延续了这种“以文载道”的传统。

最关键的是，其发刊词由茅盾题写，创刊初期便吸引了张承志、海子等先锋作家参与。

复旦的历史脉络则不同。

从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时强调“服务社会”，到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经世致用”学风，复旦学生更倾向于将才华投入实践领域。

例如，1980年代复旦学生创办全国首个大学生咨询公司，1990年代《复旦人周报》以“经营为体，文化为魂”为口号，整合四份校刊资源转型为市场化媒体。

这种务实传统使得复旦学生更倾向于通过社团活动，如辩论队、天文协会而非纯文学刊物表达自我。

历史基因与文化土壤的差异、管理模式与资源分配的制约、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分流、制度设计与社团生态的差异等，

都影响着复旦是否能够办出来个像《未名湖》一样的杂志，

许成军在桌沿轻轻敲了两下，没立刻接话。

这个校刊他是想办的。

很早之前就想过。

他没想着弄什么民主自由高地。

他也没想着要像北大一样吸引一群“精神贵族”。

而是，办一份能把自己的理念传递出去的文学刊物。

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靠他写那几篇作品不当事。

只有把理念传出去，影响更多人。

才有可能实现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设想。

没错，就是设想。

他设想的中国当代文学——拥有极为丰富的作品。

以文学主体性的建构为根基，而非止步于对外国文学成果的译介、摹仿与移植。

立足汉语的独特肌理与文化基因，穷尽文学范式的可能性。

把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种主义的作品都用汉语写出来。

从现实主义对人间烟火的精细镌刻，到现代主义对精神的深度探索，再到后现代主义对叙事边界的解构与重构，都需在“中国语境”中完成本土化的创造。

不管三七二十一，饱和式写作，全面描写当代中国人物和社会。

直面当代中国的社会与个体境遇：既写都市霓虹下的生存焦虑，也写乡土变迁中的文化阵痛。

既写精英群体的精神困境，也写平凡人物的生命韧性。

这种书写无关“主义”的刻意站队，只关乎“真实”的极致抵达。

让文学成为时代的全景式镜像，让每一种生存状态都能在文本中找到对应的栖居地。

把已有的、能想到的路都走一遍，多走几遍，走成轻车熟路，让作品不仅数量无限，而且种类众多。

也只在这样的生态中，新文学的萌芽才得以孕育，“何为好的文学”的讨论才具备真实的语境。

当“脱颖而出”不再依赖外部的扶持、标签的加持或资本的助推，品质便成为唯一的通行证。

此时。

当代文学的方向、趋势与出路，不再是悬空的思辨，而是从“丰沛生态”中自然生长的必然——要在海量作品中建立不可替代的价值，就必需以“真”破“假”：拒绝悬浮的叙事、空洞的抒情与刻意的猎奇，让文学的力量源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对人性的真诚观照。

在后世，文学评价仍深陷“以‘有’代‘好’”的逻辑困境。

我们常以“年轻作者”的身份为青涩辩护，以“女性作家”的标签为叙事赋魅，以“方言书写”的形式为价值加码，或以“边疆/丛林”的题材为独特性背书——

这些附加的定语，看似为“好文学”找到了论证依据，实则暴露了文学本身的底气不足。

本质上，这仍文学供给不足时代的思维惯性：用存在的合理性掩盖品质的局限性，用标签的稀缺性替代文本的内核力。

我们总在为“某类作品的存在”欢呼，却回避“这类作品是否足够好”的追问。

或者并非不愿追问，而是供给的单薄让追问失去了参照系：当某一题材、某一风格的作品仅有零星几部存在本身便成了“好”的替代品。

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真正成熟，恰恰需要跨越这道“从‘有’到‘好’”的鸿沟。

这当然是笨办法，但是能解决问题的就没有简单的。

让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再局限于农村那点事。

写出来、写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