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第98章

沃德将军办公室的工作强度，像一台永不停止的压路机，白天被无数的简报、会议、文件修改填满，夜晚则常常需要加班分析突发情报或准备第二天的材料。

将军对“简洁明确”的苛求，如同一把悬在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迫使我将原本需要冗长表达的内容反复压缩，提炼，这个过程耗费的心力，远比单纯撰写长篇大论要巨大得多。

我的生活被严格地压缩在“宿舍—办公室—食堂”这三点一线的狭窄轨道上，像一颗被设定好程序的卫星，规律得令人窒息。

正因如此，我对来之不易的休假怀有一种近乎病态的珍惜。

一到周末或短暂的假期，我会立刻将自己从那个高度紧张，充满官僚气息的军事世界中剥离出来，一头扎进平凡琐碎的市井生活里。

我需要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气息，来中和骨子里那股因长期伪装和压抑而产生的冰冷与虚无感。

这不仅是一种放松，更是一种维持心理平衡的必要手段。

我会刻意放慢脚步，像个真正的闲人一样，在公园里为了两只泰迪犬争夺一根树枝而“毫无形象”地驻足观看十几分钟，脸上带着傻乎乎的笑容；我会排上半个小时的队，就为了买一个据说用料特别扎实，酱汁独特的街头热狗，并在这个过程中，兴致勃勃地跟前后左右的陌生人攀谈，从天气聊到球赛，再聊到家里孩子的功课；我更会花上整个下午，牵着“雷霆”在城里那些迷宫般的老街区漫无目的地闲逛，任由它嗅遍每一个消防栓和墙角，直到夕阳西下才慢悠悠地回家。

我在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活动中，扮演着一个彻底放松的普通人，尽情释放着那个被“唠叨文员”和“受压参谋”外壳所包裹的渴望简单快乐的灵魂。

同事们偶尔在市区遇见我，看到我这副“不成体统”的样子，往往报以无奈的摇头或善意的嘲笑，这反而进一步巩固了我“工作压力大，需要奇怪方式减压”的形象。

然而这种刻意营造的“放松”，并未完全麻痹我潜意识里那根始终紧绷的弦。

一个周六的傍晚我照例在市中心一个热闹的夜市摊档前排队，等着买那家闻名遐迩的“老乔牌”芝士热狗，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煎炸的香气，人群的汗味和各种嘈杂的声响，我一边逗弄着脚边兴奋不安的雷霆，一边看似随意地观察着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群。

这是长期情报分析工作留下的职业病。

就在队伍缓缓向前移动，我即将轮到摊主面前时，一种却如同冰针般刺人的感觉，突然从我的后颈传来。

那是一种被注视的感觉，并非周围路人那种漫无目的的好奇，而是一种带有特定指向性的凝视。

我的心脏微微缩紧，但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依旧保持着等待食物的期待和悠闲。

我没有立刻回头，而是借着俯身安抚雷霆的动作快速扫视身后。

人群中一个戴着鸭舌帽，穿着普通灰色夹克的身影，在我不远处的一个报刊亭旁，似乎正佯装翻阅杂志，但帽檐下的目光，却若有若无地飘向我这个方向。

不是熟悉的同事，也不是军方人员惯常的站姿和气质。

一种本能的警觉像警报一样在我脑中响起。

为了确认，我决定冒一个险。

轮到我购买时，我故意用很大的声音和夸张的动作，向摊主老乔抱怨今天的芝士似乎给得没有上次多，同时，我假装被身后拥挤的人流撞了一下，猛地一个趔趄，手肘“不小心”重重地撞在了那个鸭舌帽男子的脸上。

“哎哟，对不起对不起！您没事吧？”

我立刻换上惊慌失措的表情，连忙转身道歉，一只手还紧紧抓着刚到手，差点掉在地上的热狗。

那一瞬间，我与那个鸭舌帽男子四目相对。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猝不及防的惊骇和一丝被识破的慌乱，完全不是普通被撞到路人的反应。

他甚至没有理会我的道歉，也顾不上肋部的疼痛，像是见了鬼一样猛地推开旁边的人，低着头疾步冲向路边，迅速拉开一辆恰好停靠过来的黑色轿车的车门，钻了进去。

车子迅速汇入车流，消失在霓虹闪烁的街道尽头。

整个过程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周围的人甚至没太反应过来，只当是一个小小的摩擦。

但我握着那个温热的热狗，站在喧嚣的夜市中，却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

“跟踪，而且是专业的。”

不是军方内部的监视，也不是普通的治安人员，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

是外部。

是与研究院那三个间谍有关联的组织？还是其他对我这个“前天才、现庸才”感兴趣的方面？

这个发现，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彻底打破了我刚刚建立起来的休假节奏。

我知道，我的生活再也无法回到那种“假装正常”的状态了，危险从未远离，只是换了一种更隐蔽的方式靠近。

从那天起，我彻底改变了我的行为模式，我放弃了之前那种相对规律的休假安排，将“不可预测性”作为我自我保护的最高准则。

我的作息时间变得毫无规律可言：有时会通宵达旦地在办公室处理那些永远也改不完的文件，然后在凌晨四点突然离开，去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洗衣房洗衣服；有时则会在下班时间准时离开，却并不回宿舍，而是跳上一辆随机选择的公交车，坐到终点站再换乘另一辆，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游荡数小时；我遛狗的时间也变得飘忽不定，可能是在清晨，可能是在深夜，路线更是每天不同，专门挑那些小巷、公园和复杂的立交桥下穿行。

我的消费习惯也刻意混乱化：今天可能去高档餐厅点一桌吃不完的菜，明天可能就在便利店买个三明治蹲在路边解决；我会突然对某种冷门的爱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然后又在几周后毫无征兆地失去兴趣。

我甚至开始“偶尔”在工作中犯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比如在一次重要的视频会议前“不小心”碰掉了电源线，或者把一份标注为“绝密”的文件“误放”到了公共文书栏里，进一步强化我“状态不稳”的形象。

然而这种看似精神濒临崩溃，混乱无序的生活方式，果然起到了效果。

那种被跟踪的感觉，在持续了几周后渐渐消失了，尾巴被我甩掉了，或许跟踪者认为我已经不足为虑，或许我这种毫无规律的行为模式让跟踪的成本和风险变得太高。

无论如何，我成功地在暗中化解了一次潜在的危机，虽然代价是我的个人生活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并且需要在沃德将军和同事们面前，更加卖力地扮演一个“被工作逼得快疯掉”的可怜虫角色。

就在我逐渐适应这种混乱的生活节奏时，我在办公室的职责，悄然发生了新的变化。

或许是因为我在“简洁明确”上的训练初具成效，或许是沃德将军认为需要给我更多的“锻炼”机会，也可能是他从我那看似混乱的行为中，嗅到了某种他想要测试的东西，我被正式赋予了“参谋”的头衔，开始参与更多核心层面的战术讨论和方案起草。

然而，这个“晋升”，并未改变我根深蒂固的“问题”。

当我被要求独立负责一些复杂的方案规划时，我那“冗杂”的思维习惯，似乎又悄悄地擡头了。

我会在起草作战方案时，不自觉地加入大量关于历史类似案例的对比分析，或者对后勤保障中某些极其细微的环节进行过度复杂的推演，导致方案的主线变得模糊不清。

更糟糕的是，我偶尔会犯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错误：比如在一次多兵种联合演习的通讯频率协调表中，我“疏忽”地将海军舰队的频道与陆军防空部队的指令频道编为相邻频段，差点造成演习中的严重干扰；又比如在一次撰写给国会的预算说明文件时，我“误用”了一个过时的数据模型，导致预算需求的计算出现了不小的偏差，虽然最终被审计部门发现并纠正，但已然造成了不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