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福尔摩斯全集（二）》（2）
空屋[2]
《空屋》也许是整个正典中最叫人欢呼的故事。1903年10月号《海滨杂志》刊登了这篇小说，此时福尔摩斯全集死亡的消息已经公布十年了（《最后一案》），杂志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故弄玄虚：封面顶端用黑体字宣传着“歇洛克·福尔摩斯全集”，下面用小一些的字体标明了故事标题，而故事的第一页在标题上方用大号字体印着“歇洛克·福尔摩斯全集归来”。1903年9月，《海滨杂志》宣称：“很幸运，［福尔摩斯全集］去世的消息，虽然在当时借由间接证据得以确定，但现在被证明是错误的。”在读到福尔摩斯全集和华生重逢的激动一幕时，也看到叙述上存在一些问题：故事中描述的罗纳德·阿德尔的被害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莫兰站在一辆行进中的公共马车顶端。还有一个疑问是为什么莫兰逃脱了上绞架的命运。最后，根据街对面那处“空屋”的描述，可以找到“真正的”贝克街221号的位置。
1894年的春天，罗纳德[3]·阿德尔阁下[4]被人谋杀，案件的离奇和匪夷所思引起全伦敦的关注，并使上流社会感到惊慌。从警方的调查报告中，公众了解了案件的详细情况，但当时有许多细节却未被透露——起诉的证据非常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的事实。直到现在，近十年后[5]，我才得到允许来补充那次精彩破案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环节。案子本身很有意思，但在我看来，这点趣味比起案件出乎意料的结局根本就不算什么——在我一生的冒险经历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最使我感到震惊和诧异。现在，即便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一想起这桩案子我依然感到惊心动魄，并重新体味到那种兴奋、惊奇而又难以置信的心情，这心情如突然涌来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理智。对于我提到的那个大人物的一些想法和言行，一些读者相当感兴趣，我想对你们说：请不要责怪我没有和你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本来应该把这当做我的首要责任，但那位大人物曾亲口下令不允许我这样做，直到上个月的3号，这项禁令才被取消。
可以想象，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全集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失踪以后，我总是仔细阅读关于各种疑案的报道，从不遗漏。为了满足我的个人兴趣，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尝试用他的方法来破解这些疑案，只是收效甚微。然而，没有任何一桩案子能像罗纳德·阿德尔的惨死那样吸引住我。当我看到审讯报告中的那些足以让某人或某些人被判有蓄意谋杀罪的证据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从未能弥补社会因失去福尔摩斯全集而受到的损失。我敢肯定这件奇案中有几点会特别吸引他，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一定能为警方的侦破工作提供有力的援助，甚至可能赶在他们之前行动。我整天[6]巡回出诊，脑子里总是想着这件案子[7]，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看起来合理的解释。现在，请允许我旧话重提，把审讯报告中公布的案情扼要地重复一遍。
罗纳德·阿德尔阁下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8]总督梅努斯伯爵的次子。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和阿德尔以及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427号[9]。这位年轻人出入于上流社会，就大家所知，他并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跟卡斯特尔斯家族的爱德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在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这件事似乎并没有在两人之间留下什么难以化解的宿怨。他的闲暇时间都消磨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这是因为他习惯于安静的生活，个性也比较冷漠。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懒散的年轻贵族，却以最离奇的方式突然死去，时间是1894年3月30日夜里10点至11点20分之间。
靠近大理石门的公园路一段。
《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伦敦》
罗纳德·阿德尔喜欢打纸牌，经常打，但下的赌注从不会大到给他造成什么损失。他是鲍得温、卡文狄什和巴格泰勒三个纸牌俱乐部[10]的会员，在遇害的那天晚饭后，他曾经在巴格泰勒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11]。当天下午他也在那里打过牌，跟他一起打牌的莫里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每人的牌好坏差不多，阿德尔大概输了五英镑，不会更多。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像这样的输赢决不至于对他有什么影响。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打得很谨慎，常常是最后的赢家。此外，在几星期以前，他跟莫兰上校搭档，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拉尔勋爵[12]420镑。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是这些。
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10点整从俱乐部回到家。他的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证明听见他走进二楼[13]的前厅——就是他通常当起居室的那间屋子。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火堆冒烟她就打开了窗户。一直到11点20分梅努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都没有动静。梅努斯夫人想进屋去和儿子说声晚安，却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于是母女二人叫喊、敲门，但都听不见阿德尔答应。于是她们找来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年轻人躺在桌边，脑袋被一颗开花左轮子弹[14]击碎，模样很可怕，可是屋里却找不到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10镑的钞票和17镑10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被码放成10小堆，每堆的数目都不相同。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记了若干数目，每笔数目都对应着某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由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现场的详细检查更是使得案情变得很复杂。第一，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从屋里把门插上。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然后从窗户逃跑了，但是从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30英尺，而且窗下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番红花，花丛和地面都不像被人踩过，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一块狭长的草地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此，很明显门是年轻人自己插上的。但是他是怎样被害的呢？没有人能够爬上窗台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如果是有人从外面透过窗子开枪杀害了他，那么这[15]一定是惊人的一击，那个人只用左轮手枪就能置人于死地。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川流不息的大道，离这所房子不到100码的地方就有马车站，当时没有人听见枪声。然而，这里却发生了一桩命案，还留下了一颗左轮手枪的子弹，这种子弹和所有铅头子弹一样，只要射出就会开花，受害者被击中后肯定是当场毙命。这就是公园路奇案的基本情况，案情由于找不出作案人的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没人听说过年轻的阿德尔有任何仇人，而且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
这个不幸的年轻人躺在桌边。
g.a.道林，《波特兰俄勒冈人》，1911年7月9日
我整天都反复思考着这些事实，想努力找出一个能解释得通的说法，并发现案情中最薄弱的环节——我已故的朋友把这叫做一切调查的出发点——可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一天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大约在六点钟左右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一端。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都仰着头望着一扇窗户，这使我注意到了我特地要来瞧瞧的那所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子[16]——我怀疑他是一个便衣侦探——正在讲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都围着听。我尽量往前凑了凑，但他的那些结论听起来实在是荒谬。于是我有点厌恶地又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正好撞在后面一个残疾老人身上，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当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我看见其中一本的书名是《树木崇拜起源》[17]，于是我断定老人必定是一个穷藏书家，以收集一些晦涩难懂的书籍作为工作或者爱好。我极力为这个意外向他道歉，可是很显然我不小心碰掉的这几本书在它们的主人眼里非常珍贵，他发出一声厌恶的低吼，转身就走，我看到他那佝偻的背影和灰白的连鬓胡子消失在人群之中。
我对公园路427号的多次观察丝毫没有让我弄明白我所关注的问题。这所房子和大街只隔着一道上半截是栅栏的矮墙，高不过五英尺，因此任何人想进花园都非常容易。但是要想够到那扇窗户却完全不可能，因为墙外面没有水管或者别的东西可以作为立足点，哪怕身体再敏捷的人也爬不上去。我越来越迷惑不解，只得返回肯辛顿。在书房里待了还不到五分钟，女仆就进来说有人要见我。令我吃惊的是来者并非别人，就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他那张轮廓分明而又干瘦的脸，右臂下挟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见到我，您感到很吃惊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又嘶哑。
我承认我是很吃惊。
“我感到过意不去，先生。刚才我一瘸一拐地走在您后面，瞧见您走进这幢房子。我对自己说‘我要进来看看那位好心的绅士，对他说我刚才的态度有点粗暴，可我并没有恶意，我还要谢谢他替我把书捡起来’。”
我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
西德尼·佩奇特，《海滨杂志》，1903
“您言重了，”我说道，“可不可以问一下您怎么知道我是谁的？”
“先生，恕我冒昧，我算是您的街坊，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拐角的地方，我想我很高兴能见到您。大概您也收藏书吧，先生。这儿有《英国鸟类》、卡塔路斯的作品[18]、《圣战》——非常便宜，每本都很便宜。再来五本书您就正好可以把您的书架第二层的空档填满——它现在看上去不大整齐，是不是，先生？”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后面的书橱。等我回过头来，歇洛克·福尔摩斯全集竟然隔着书桌站在那里对我微笑。我站了起来，盯着他看了几秒钟，惊讶到了极点，然后我好像是晕过去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19]——当时的确有一片白雾在我眼前打旋，等它消失后，我才发现我的领口已经被解开，嘴唇上还留有白兰地辛辣的味道，福尔摩斯全集站在我的椅子边俯视着我，手里拿着细颈酒瓶[20]。
我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
查尔斯·雷蒙德·麦考利，《归来记》
（麦克克鲁·菲利普斯出版社），1905
他发出一声厌恶的低吼，转身就走。
弗瑞德里克·朵尔·斯蒂尔，《科利尔周刊》，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