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章陪李丽质夜钓！

他转头看向李丽质，眼神里多了几分了然：

“你以为陛下不怕死囚跑吗？他肯定怕。”

“但他更怕的是‘天下人觉得他和杨广一样，只会用刀子统治’。”

“若是有死囚跑了，他丢的是‘教化不力’的面子，可若是所有死囚都回来了，他赢的是‘德政可行’的民心。”

“这民心，才是他坐稳江山的根本。这就是纵囚的‘政治心思’，不是不重规矩，是用‘德’立规矩，让规矩从‘怕被罚’变成‘心甘情愿守’。”

“再说到大郎。”

萧然话锋一转，又落回张大郎身上，“大郎守诺回来，还安安分分干活、护着妹妹、帮着村里人——他这样的人，正是陛下‘教化试验’里最成功的例子。”

“陛下要是斩了他，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岂不是告诉天下人‘我之前放你们回来，不过是装样子’？”

“这会让百姓觉得‘陛下的德治是假的’，那他之前费尽心机做的‘减赋、推粮、轻刑’，效果都会打折扣。”

“所以，大郎不用死，不是我有什么办法，也不只是他运气好。”

萧然总结道，语气平和却字字切中要害，“是他的‘守诺向善’，正好撞在了陛下‘以德化民、巩固基业’的政治需求上。”

“陛下需要‘纵囚归狱’这个例子来证明自己的德治，就绝不会斩掉大郎这样‘教化成功’的人——这才是这件事最根本的道理。”

李丽质听到这里，才彻底恍然大悟。

原来“纵囚归狱”从来不是单纯的仁心之举，而是自己阿爷用“德”为笔，在天下人心里画的一幅‘治世图景’。

张大郎的命，看似系在“能不能被救”上，实则系在“阿爷需要这幅图景圆满”的政治考量里。

而萧然，不过是看透了这层“德化民心以固国本”的为政本质罢了。

“我所料不错，到秋收之后，这些死囚全部会回去，到时候，就可以全部放了。”

李丽质觉得萧然说的很有道理。

“要是有人跑了呢？死这种事情，不可能不怕啊？”

李丽质还有疑问。

“他们要是自己体面点老老实实回去就好，他们不体面，有人会给他体面的。”

“村正，里正，保长这些人，肯定盯着的，大郎一直不能出村，五娘你忘记了吗？”

李丽质点点头，“这倒是”

“纵囚”的本质，是李世民以“仁政”为核心的治国理念的实践，而非单纯的“法外开恩”。

隋末暴政的核心是“严刑峻法+君主专断”，这是唐朝取代隋朝的重要合法性依据。

李世民作为亲历隋亡的统治者，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纵囚”正是对“隋制”的直接否定。

通过释放死囚、信任其“如期归狱”，太宗向天下传递了两个信号：

唐朝不再是“以刑惧民”的政权，而是“以仁待民”的政权。

君主并非“视民如草芥”的独裁者，而是“体恤人情”的贤君。

先秦以来的法治思想多强调“以刑去刑”，而唐太宗则尝试以“道德教化”补充法治。

死囚虽犯死罪，但仍有“亲情需求”与“人格尊严”，“纵囚归狱”正是对这一人性的尊重。

李世民的逻辑是：若政权能给与百姓基本的人道关怀，百姓便会以“诚信”回报政权，进而形成“君仁民信”的社会秩序，这比单纯依靠刑罚更能实现长治久安。

贞观初年已制定《唐律》，强调“法不阿贵”“刑当其罪”。

但李世民并未将法律视为“僵化的工具”。

“纵囚归狱”的特殊性在于前提是“已依法判死刑”，而非否定法律权威。

后续“赦免”是基于“囚犯守诺”的特殊情节，属于“法外酌情”，而非破坏法治。

这一举措实则确立了贞观年间法治的“柔性原则”。

法律是底线，但在不违背核心原则的前提下，可兼顾人情与现实。

避免因“法过于刚”而激化社会矛盾，为后世“礼法合治”提供了早期实践样本。

“五娘，其他的事情，你写信我都没意见，这件事别告诉世伯。”萧然嘱咐了一下。

怕影响太多，张大郎被斩了。

李丽质笑了笑。

身份这些早就知道了，一直没有捅破窗户纸。

现在萧然算是变相承认了。

豫章公主还不忘把这件事和张二丫说了一下。

张二丫没有表现的太明显，但是时不时也会为这件事担忧，发呆。

她很急，但是没有为难萧然。

这种事情很难，张二丫心里有数。

张二丫现在都不知道李世民长孙皇后李渊这些人的身份。

连李丽质这几个公主皇子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