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5
张邦昌这边，金人一走，即如丧家之犬。他知道金人靠不住，也有心作出不忘旧朝的姿态。
原宋臣吕好问趁机逼迫张邦昌，将“大宋受命之宝”的玉玺呈送赵构，同时还在相国寺前的小巷中，奇迹般地找到一位宋哲宗时被废的皇后孟氏，迎入皇宫，上了元佑皇后的尊号。
总之，从汴京各方势力传来的信息，都是催促康王尽早即帝位。赵构终于心动，跪受了伪楚大臣谢克家送来的印玺，打发谢赶快回汴京去筹办登极仪式。
宗泽也于此时赶到济州，建议赵构可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因为此地是赵匡胤的封王之地，地理居中，漕运发达。
在这种形势下，张邦昌被迫宣布退位，把自己降为尚书左仆射（左相），率百官上表请赵构即位。孟氏这位“传奇皇后”干脆手书一纸命令，公告天下，说赵构已经是大宋新皇帝了。
这是非常时代的离奇事。新皇帝本人对此倒尚未认可，等到韩世忠、刘光世等一批将领来投之后，他感觉自己实力已经够了，才正式同意即位。于三月二十一日从济州出发，二十四日到达南京。两天后，张邦昌也从开封赶来，在赵构面前伏地痛哭，只求一死。
此时金人还有相当大的威慑力，赵构尚不敢轻动，安慰了这个家伙一通，也没问罪。
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官署登极，改元建炎，由此成为“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史称“高宗”。
宋高宗因为《岳飞传》的缘故，在我们中国，可谓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时由于冤杀了岳飞的缘故，总体上是个负面形象。但我认为，就他即位前后的这一段表现看，可说是相当稳重，办事节奏把握的很好，各方面因素也都考虑得很周到。
在金军攻克汴京之后的险峻形势下，他既遵循了钦宗的意旨，低调地积蓄了力量；又不惧金人的威慑，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果断即位，从而延续了大宋的国柞，总还算难能可贵。
在他搭建起来的班子里，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原兵部尚书吕好问为尚书右丞，宗泽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这基本都是拥戴有功的人。
对钦宗重用过的李邦彦、吴敏等人，则以“主和误国”的罪名，给贬了官，发配到地方上管制。
对前朝的重臣，只有两位是例外，不仅没贬，还给了很高的位置。一是张邦昌；高宗认为他“知几达变，勋在社稷”，特别给予优待，后又进封为太傅。另一位是李纲；高宗觉得新班子的威望不高，镇不住，就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就是宰相了。并且，还叫他马上就赶来应天府。
对这两人的任用，朝中有些议论。对张邦昌，早在钦宗时期，朝中就有一批“邦粉”，现在都想为他说好话。中丞颜歧上奏说：“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更应该加同平章事”。也就是说，只加了荣誉衔还不够，还应让他参与朝政。
黄潜善、汪伯彦也是曾经的“邦粉”，所以对李纲很排斥。颜歧也主张：“李纲为金人所恶，趁其未到任，应罢之！”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最后还是高宗看不过眼去，出面干预说：“如朕之立，恐怕也非金人所喜！”
看来，如史书上所论：“李纲之用舍，系一时之轻重。”不过，也是李纲的命不好，这次他被高宗看重，本应大大施展一番的，却仅仅因为突然走红而得罪了黄、汪等一批“藩邸旧人”。从此屡遭暗算，仕途又遇到了新的坎坷。
颜歧为了达到阻挠李纲上任的目的，索性把自己写的奏章原稿，派公差直接送给李纲。这些奏章共有五道，高宗一道都没批。里面的内容都是说：李刚不应为相，给他一个讲筵官（皇帝老师）的闲职就不错了，等等。把这样的文字拿给李纲看，就是想让李纲知难而退。
再说李纲率军到达繁昌，忽闻首都失守的噩耗，竟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带来的勤王军，不可能就地解散，那样的话，大多数人都将陷于没饭吃的困境。同时士卒也都不愿被遣返——本是豁出一条命出来的，怎能垂头丧气地回去？
经过考虑，李纲决定北上投奔大元帅府。无论如何，这还是一个大宋仅存的中央政权。
船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时，又得到高宗“登大宝”的公告，令李纲悲喜交集。钦宗对李纲，到底还是有知遇之恩的；徽宗到后来，对李纲也颇有故人之情。两位天子北去，一个时代结束，李纲的心情不可能不复杂。
继续前行不久，他得到消息说：前方不远处的金陵，被叛乱的士兵卒所占领。叛军们囚禁了大帅宇文粹中，反了！他们滥杀官吏居民、劫掠官府，焚舟船无数，士民财物被抢劫一空。虽然后来被招安，但贼性仍然不改，常带甲横行，杀戮如故。
李纲立刻写了一份文告送去，要求他们听自己节制，加入勤王军行列。叛军们慑于李纲大名，都表示愿意解甲，听候收编，但仍然不大老实。
李纲抵达金陵后，与负责当地事务的转运使李弥安联手，诛杀了叛军首恶者三十六人，其余徒众千余人交由有关武官统辖，为百姓除了这一害。
在金陵，李纲向高宗上表庆贺，同时上书论时事，纵论宣和末年以来对金策略的失误。他说：自古中国对付夷狄之患，不过三策，即战、和、守而已。我方如果城池坚、人心固，则可以守；我方如果士卒勇、形势利（地势有利），则可以战；我方如果辞理直、威力强，则可以和。
这就是说，讲和，也是要靠资本的。在能打败敌人的条件下谈和，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