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战争与回忆（上）》（6）

在帕米拉·塔茨伯利写信给亨利上校那天——袭击珍珠港前三个星期——十一月寒夜的冷雾使伦敦变得黑沉沉的已有一星期之久，雾从窗户和钥匙孔里渗进来，透过关着的门，穿过每一道裂缝。门的球形把手和楼梯扶手碰上去都黏糊糊的。室内外，人们呼吸到的都是雾气，没有地方可以避开潮气。她整理热带旅行用的东西时，支气管炎使她发烧、颤抖，咳出痰来。

她床头的收音机里六点钟那次新闻广播低沉单调的报道像那雾一样令人发冷。日本参战的威胁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拒绝了罗斯福最近提出的和平方案，正在法属印度支那海岸集结大量军队和舰艇，明显地威胁着马来亚和新加坡。莫斯科广播电台正在否认高加索及其大油田的门户罗斯托夫已落到德国人手中。可是，这些日子里纳粹宣称的每一次胜利，不出一个星期，苏联人总是七折八扣地承认。现在他们已经证实列宁格勒同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正在受到围攻，而且德国军队正朝莫斯科汹涌推进。事实上，还有一艘德国潜艇——正如柏林广播电台几天前宣称的——在直布罗陀海峡外面击沉了“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广播员宣布这一系列倒霉消息时，用的还是英国广播公司的镇静口吻，但已显得越来越乏味了。她还是高高兴兴地整理着行装，因为她可以在地球的另一边看到维克多·亨利了。对于新闻，她早已麻木不仁了，因为几个月来只有坏消息。

电话铃响了，她关上收音机去接电话。

“帕米拉吗？我是菲尔·鲁尔。”

来自过去的声音，低沉、自信、讨厌的声音。她抑制住挂断电话的冲动，说：“什么事？”

“这声‘什么事’说得真是有气无力，帕姆，你好吗？”

“我感冒得厉害。”

“你听上去真像感冒了，真糟。你在干什么？”

“此时此刻吗？整理行装。”

“哦？就为韬基宣布的环球旅行吗？”

“是啊。”

“计划中有新加坡吗？”

“有。怎么啦？”

“我自己下个星期要为《快报》去那儿，坐布伦海姆式轰炸机直接去。”

帕米拉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搭话。

“帕姆，莱斯里·斯鲁特从莫斯科来了，在城里。他正在打听你呢。我想，你大概会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的。他告诉我许多关于你的朋友亨利上校的事。”

“哦？他有什么消息吗？”

“呃，帕姆，我不知道你最近听到亨利上校的消息是什么时候了。”

“莱斯里在这里干什么？”

“他是到伯尔尼的美国公使馆去，路过这儿。那是他的新职务。”

“真怪，他在莫斯科才待了几个月呀。”

“他在那儿惹上麻烦了。”

“哪方面的事？”

“我猜是关于犹太人的事。这是一个痛疮疤，你别跟他提这件事。”

“你们在哪儿吃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