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执政(下)

第三十章：执政(下)

远山绪深知，极权统治的建立需要精密的意识形态铺垫。在永绪帝国的构想尚未落地为现实之前，他将塑造公众认知视为一场极其关键的战役。

这场战役虽然没有硝烟，看上去也不够残酷血腥，却关乎着对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彻底征服。

他授意静嘉玉瑾设计关于宣传净化主义帝国的海报，并且把它们贴往大街小巷，让全体永绪人民都能够看得到。

这一决策，表面上是在为新政权绘制蓝图，实则是在编织一个蛊惑人心的认知牢笼。

显然的，玉瑾的设计稿成为了精心雕琢的权力工具。

她将永绪帝国描绘成超脱现实的完美乌托邦，刻意隐去了所有关于统治、压迫与牺牲的真相。

那些极具煽动性的文字与图像，用粉饰太平的笔触遮蔽了极权统治必然伴随的暴力本质，将控制包装成救赎，把禁锢粉饰为秩序。

这种宣传策略，精准地抓住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却在无形中消解了人们对潜在危险的警惕与反思。

当远山绪在公众面前进行激情演讲时，他与玉瑾的宣传手段形成了致命的合谋。

演讲中，他用充满蛊惑性的言辞勾勒出美好愿景，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如同救世主般的伟大存在，巧妙地操纵着听众的情感与思想。

这种宣传与演讲的组合，如同一台精密的洗脑机器，通过人为设置的各种“程序”去一步步瓦解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让他们彻底沉浸在对虚幻理想的憧憬中，不自觉地沦为极权统治的支持者与拥护者。

正如同后来远山绪所言,他和静嘉玉瑾成就了彼此。

一个新国家的建立，除了无形的指导思想之外，还需要一面有形的旗帜，而此时永绪国的旗帜，仍然是从明月诚那边带下来的齿轮旗，它作为前朝遗物，已无法承载远山绪集团日益膨胀的独/裁野心——在远山绪看来，这面旗帜必须被替换，以完成他从旧秩序继承者到新极权缔造者的身份重构。

而静嘉玉瑾被赋予的设计任务，本质上就是为极/权主义量身打造一面视觉上的统治图腾。

经过半个多月的“创作”，一面由黑红灰三色构成的旗帜诞生了。

旗帜上，暗红色的背景如干涸的血迹，无声诉说着权力更叠中必然存在的牺牲与暴力；位于旗帜中央的是一个浅灰色的净化主义标志，它成功的将抽象的意识形态具体化，符号化，让它能够更加彻底的入侵人民群众的思想，标志的周围是四条灰底红黑条纹的绶带，它们如同缠绕在民众脖颈的枷锁，以庄重威严的表象掩盖着昏庸残暴的压迫本质。

这些色彩与图形的组合并非简单的艺术创作，而是一组经过精密计算的权力密码。

它们将恐惧与服从编织进视觉语言，迫使每个直视它的人在潜意识中接受统治秩序的合理性，从而成为净化主义的无条件拥护者。

国歌《永恒伟大的净化者》同样作为权力渗透的工具而产生。

静嘉玉瑾作为歌词的撰写者，通过重复、颂圣的语言结构，将远山绪及其政权神化为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

当这首国歌在未来十五年内垄断公共空间，成为唯一被允许传播的声音，它便完成了对民众听觉与精神世界的双重殖民。

人们被迫在旋律与歌词的反复冲刷中，丧失对其他声音的感知能力，逐渐将颂歌中的虚假叙事内化为自身的认知，最终沦为权力意志的传声筒。

当权力的齿轮在隐秘处完成最后的咬合，所有铺垫都指向那个被精心选定的时刻。

1932年8月下旬，远山绪集团在铲除异见、操控民意的系统性运作下，将整个社会推向了悬崖边缘。

远山绪却仍然在沾沾自喜着，以为无论是自身的准备，还是人民的支持，都如他所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在1932年9月3日，这个让人民铭记终生的日子，远山绪在国会大厦的演讲台上庄严宣誓，永绪帝国正式成立了。

这一天，被权力者定义为"伟大的开端"，实则却是民主与自由的悲壮葬礼。

国会大厦的演讲台成为了历史的审判席，远山绪站在聚光灯下，用激昂的语调宣读着精心雕琢的谎言："我们终结了旧时代的混乱！净化主义将带来永恒的秩序！"

永绪帝国的成立，是对历史规律的公然践踏。

它以"进步"之名行倒退之实，将暴力包装成正义，把独/裁美化为稳定。

当远山绪完成宣誓的那一刻，飘扬的黑红灰三色旗帜不仅覆盖了旧国旗，更遮蔽了这片土地上最后一丝理性与希望的光芒。

对于任何一名领导者来说，他们能登上政治舞台、登上权力顶峰，并不是因为像某些支持者说的那样，认为他们是什么“天选之子”，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这自然是不切实际的。

从历史的规律上来看，任何一个能够登上权力顶峰的政治人物，其崛起轨迹本质上都是精密的权力运作：

他们深谙社会矛盾的痛点，擅长将民众的焦虑与期待转化为实现野心的燃料；他们精通舆论操纵之术，懂得如何将自身包装成"救世主"的形象，同时将异见者污名化为"秩序破坏者"；他们更善于利用制度漏洞，在民主的外衣下构建专/制的实质。

在对这样的事情进行综合评价时，我们应当将自己放在更为客观科学的角度之上。

因此,当我们评析远山绪以及永绪帝国在历史当中的地位和价值之时,与其说是一场浩劫，毋宁说是永绪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必然产物。

在远山绪的上台以及帝国的建立之中,全国一片狂热,尽管是由诡计多端的“导演”所制造并不断地擡高形成,但确是如痴如狂的如潮压力,让所有认为这将是历史上的一个不幸的看法在第一时刻就显得苍白无力。

此时的人民,看上去是多么的“幸福”,似乎已经拥有了幻想中的一切--

那一年的经济危机如同一场残酷的社会筛选，将民众抛入绝望与焦虑的深渊。当失业的浪潮吞没了无数家庭的生计，当银行的倒闭卷走了几代人的积蓄，曾经稳固的社会秩序轰然崩塌。民主政府虽以救济措施勉强维持民众生存底线，

不至忍饥挨饿,却导致了他们只能安于平庸,无论是人民还是国家都早已失去了多年之前的富裕和强盛。

他们不甘心碌碌无为,不甘心安于平凡，不甘心自己所在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彻底与曾经的强盛告别。

而远山绪的出现，正好精准捕捉到了这种集体性的精神困境。

他的承诺，根本就不是基于现实的解决方案，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骗局。

当他高呼"复兴国家"、"重塑辉煌"时，这些空洞的口号犹如致幻剂，让陷入绝望的民众在虚幻的愿景中重燃希望。

民众并非天真地相信这些承诺的可行性，而是在走投无路的处境下，主动选择相信任何能带来改变的可能——哪怕这种改变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他们将对现实的不满、对未来的恐惧，全部投射到远山绪构建的虚假蓝图中，用盲目的期待代替理性的判断，最终成为自身悲剧的共谋者。

显然的，整个永绪国的人民，都陷入了一场群体性的精神迷失之中。

为了防止仍然有人对过去的民主政府有什么不该存在的眷恋,也为了阻止那些明月诚的支持者们再去妖言惑众、兴风作浪,更为了巩固净化主义在这个国家中的惟一崇高地位,远山绪在上任后不久就下定了一个新的命令--文化管制,由已经被升职成为宣传部长的静嘉玉瑾负责执行和监督这一场命名为“正知计划”的行动。

远山绪深谙，当一个政权无法通过真理说服民众，便只能通过暴力垄断话语。所谓“文化管制”，绝非简单的书籍审查，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精神屠杀——它以“清除有害思想”之名，行扼杀多元价值之实；以“维护正统”为借口，对人类文明的精神遗产展开系统性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