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4章布局高丽放长线

第304章布局高丽放长线

石山口中的柳濯，乃是高丽人，生于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官拜高丽国密直副使（相当于副宰相级别），兼京畿道兵马都统使。手握高丽京畿重地的兵权，乃是高丽名副其实的实权重臣。

脱脱此番挂帅南征，深知蒙元内部兵力空虚，粮草筹措维艰，为解燃眉之急，先后三次以宗主国名义，向附属国高丽下达征调令，催逼其出兵助战。

而在高丽国内一众能主导国策的重臣中，柳濯是响应最为积极，行动最为迅速者。

他不仅极力主张遵从元廷号令，更亲自作为平乱先锋，率领两千名高丽最精锐，作为首批援军，跨海入元，踏上了这片远离故土的战场。

此前，乌古孙良桢统领三万大军攻打扬州时，其中四千高丽兵便由柳濯直接指挥。

乌古孙良桢将这些高丽兵视为攻坚主力，布置在中军核心位置，寄予厚望。柳濯也希望借此战的功劳，彻底奠定自己的地位。

未曾想，汉将傅友德主动出兵，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湾头镇之战，元军败得极其窝囊。主将乌古孙良桢的临阵脱逃，导致全军瞬间崩溃，柳濯所部高丽兵还没来得及在战场上展现其价值，便被援军溃兵的洪流所裹挟、冲散。

柳濯本人更是在混乱之中，被受惊的战马掀翻在地，遭到溃兵践踏，差点死掉，随后被如狼似虎的汉军士兵擒获，成了傅友德的阶下囚。

其人虽是高丽大臣，政治立场却极其鲜明地倒向元廷，对蒙元宗主国抱有异乎寻常的忠诚。

被俘之后，柳濯表现得颇为硬气，不仅严词拒绝投降，对于汉军的任何讯问，除了报出自己身份有关的信息以求优待外，关于元军部署等情况一概缄口不言。

摆出了一副忠于元廷，誓死不屈的姿态。

只因其身份确实尊贵，杀俘无益，反而可能激起剩余的高丽兵强烈抵抗，傅友德权衡之下，才暂且留了他一条性命，将其与其他高丽俘虏分别关押。

但石山在得知傅友德俘获了两千多名高丽兵及其主将身份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特意下令傅友德严加看管，随后率主力赶至扬州，特意召见了柳濯。

那次召见，石山并未劝降，只是细致询问高丽国内的风土人情及与的元廷关系，柳濯没敢在石山面前拿捏身份，只要不涉及蒙元和高丽机密，倒是做到了知无不言。

傅友德因而对柳濯的印象很差，认为此人外强中干，毫无气节可言。

此刻，他见石山再次提及柳濯，似乎有利用此人去劝降负隅顽抗的高丽兵，忍不住上前一步，压低声音进言，道：

“王上，这高丽狗官狡猾得很，一心只想抱紧鞑子的大腿卖命求荣，绝非可信之辈。末将恐其不会听从王上的吩咐，搞不好会坏大事！”

“无妨！”

石山摆了摆手，语气平静而笃定。

早在初次召见柳濯，了解其出身经历和政治背景之后，石山就清楚这样一个与元廷利益深度绑定的高丽亲元派核心人物，绝不是自己当下能够劝降的。

因此，他当初压根就没提招降之事，此刻自然也不会天真的认为柳濯能为自己所用。

但许多事情的成功，未必一定需要依赖愿意投效自己的人。

有时候，那些立场坚定的顽敌，运用得当，反而能起到意想不到的奇效。

石山抬手，用马鞭指向远处那片连绵起伏的元军防御工事，目光锐利，仿佛能穿透木栅和土墙，看清那些蜷缩在工事后面忐忑与不安的高丽士兵。

他嘴角泛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对傅友德道：

“惟学，你换个角度想。若真是这些高丽人得知脱脱抛弃了他们，望风而降，咱们眼下，又该如何妥善安置他们？”

傅友德闻言一怔。

综合高丽俘虏供述的信息，脱脱麾下最多时有高丽兵近两万五千。即便经过连番大战消耗，存活下来的高丽兵总数估计仍接近两万（包含分别被傅友德和李武俘获的高丽兵）。

以汉国目前的体量，要骤然消化、整编如此数量庞大，且故国尚存、语言文化迥异的异族军队，确实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

无论是分散安置的隐患，还是集中管理的风险，都令人头痛。

不过，若在此时简单地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来概括高丽人，其实并不完全准确。

要理解高丽王为何如此听从元廷命令，柳濯等人又为何如此“忠诚”于元廷，就必须深入了解蒙元与高丽之间特殊的宗藩关系。

蒙元对高丽的征服与控制，始于大蒙古国时期（国号就是“大蒙古”，无年号）。

金国正大八年（公元1231年），蒙古人以“讨伐流窜至高丽的契丹遗民”为借口，对高丽发动了大规模征伐。

高丽立国于华夏纷争的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18年），至今已享国四百余年，并非没有经历过风雨。它曾成功抵御过契丹辽国和崛起初期女真势力（当时尚未建立金国）的多次入侵。

凭借国内崎岖多山的地形，以及军民百折不挠的抵抗意志，硬是拖得这两个处于上升期的强大政权苦不堪言，最终不得不承认高丽王国与其政权并立的现实。

面对蒙古人的征讨，高丽人一度采取“迁都避战”的策略，甚至躲到海上继续对抗，试图重演过去几百年的故事，拖垮这个新对手。

然而，他们这次面对的是蒙古人，对征服拥有近乎无尽的欲望和可怕的韧性。

一次征伐未能彻底征服？那就再来一次！

这场残酷的征服与反征服战争，断断续续地持续了近四十年之久！

蒙古人前后发动了六次大规模征伐，铁蹄一次次蹂躏高丽国土，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

直到高丽国力耗尽，民生凋敝，再也无法支撑这场不对称的战争，高丽王室才被迫放弃抵抗，向蒙古人称臣纳贡。

忽必烈建立大元后，在大蒙古国武力征服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蒙元与高丽的宗藩关系。

他强迫高丽国王娶蒙元大长公主为王后，以此定下两国的“舅甥”之名。

这等看似亲厚的联姻背后，实则隐藏着极其深远的政治算计——通过掌控高丽国王的后宫，进而操纵高丽王位的继承，从根源上加强对这个韧性极强的藩属国掌控。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廷以筹备第二次跨海东征日本为由，设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征东行省。

征东行省与其他元朝本土的行省不同，其治所直接设在高丽国都，并以高丽王王睶兼任征东行省尚书左丞相。

此举名义上是方便协调征日事宜，实则是在高丽原有的国家行政体系之上，强行楔入了一套元朝的官僚和监督系统，进一步强化了对高丽内政外交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