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令人又恨又怕的“爱资病”

通过参加滇云省疾控艾滋病检测专家组，实地参与了边境地区的艾滋病检测筛查工作。

加上全文通读了鲁家林那本《艾滋病：正向我们走来》纪实读本。

安朵算得上是临江县卫生技术人员中对艾滋病有清醒认知的第一人。

安朵从扩充防艾办人员受阻一事上，明显感觉到广大的卫生技术人员对艾滋病这个来势汹汹的新型传染病充满了误解和恐惧。

安朵无解地想，卫生技术人员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今后防艾工作的目标人群――社会大众。

由于所有人群对艾滋病信息接受的单一化，即使作为多数卫生技术人员，也和社会公众一样，所接受的信息都是单渠道的，甚至于是不客观的。

社会上对艾滋病的误解和污名化，随处都可以感受得到。

安朵行走在临江县城的休闲广场，看到一群群退休的大爷大妈围坐在一起晒太阳，不时传来他们关于艾滋病的热烈讨论。

有个戴着老花镜的奶奶说,艾滋病是老天爷对那些罪有应得的坏人的一种惩罚！

有的老爷爷说,爱资病就是热衷于资本主义国家腐朽生活的人才会得的脏病！

有的说，如果我的家人得了这种“爱资病”，我就要把他清理出门户，让他自生自灭。

在这些大爷大妈义愤填膺的讨论中，得艾滋病的人就是x毒者、l交者、txl者、a娼。

不仅社会上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非常歧视，因为安朵参加过艾滋病检测工作，她也遭到了同行们的误解。

安朵有一次和几个从县级医疗卫生单位抽调出来的同事下乡，进行乡村计划免疫达标考核。

她们这次乘坐一辆公务车出行，车子即将启动，安朵才拎着一袋面包最后一个上车。

安朵意外地发现，自从她上车坐下，紧挨她的一个女同事就连忙起身挤到前面的座位上。

前面已经没有了空位，可这位同事就是要挤上去。

这要换以前，她们这些姐妹对安朵可亲近了，大家都喜欢和她挨坐在一排座位上。

安朵拿出刚买的热腾腾的面包，大大咧咧地递给同事们。

她知道这次下乡出发得早，很多同事甚至来不及吃早点，所以这些面包是特意为没有吃早点的同事们准备的。

一直非常喜欢吃安朵“便携式早点”的同事们，现在一个个被惊吓到连连摆手，唯恐避之不及。

这要是先前，她们早就一个个乐开花欣然接受，还啧啧称赞安朵是暖心小天使。

临江县的乡下条件差，乡下旅馆少，经常人员爆满，且都是多人间，女同胞们只好和安朵挤在一个房间住宿。

那些女同胞对安朵的反感越来越明显，且态度上更加的冒犯安朵。

安朵被要求不能和她们在同一间浴室洗澡，牙刷和毛巾不能放在浴室。

不能和她们共用香皂，甚至被要求洗衣服时设定的水温要更高。

被昔日亲密无间的姐妹们有意疏离，让安朵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跌落到无尽的深渊里。

安朵无解而无奈，她真切地感受到被抛弃的滋味是多么的令人绝望。

她又认真通读了一遍鲁家林所著的《艾滋病：正向我们走来》，一下子就理解了社会上对艾滋病严重污名化的缘由。

安朵清晰地记得，她第一次看到艾滋病这个传染病的信息，还是在一九八五年那年，当时的她还在普宁卫校读书。

她在学校阅览室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系列关于艾滋病的报道。

其中《谈谈“超级癌症”――艾滋病》比较典型地把艾滋病描述为一种来自西方的“传染性癌症”。

一直到安朵工作后，她在一些报纸、电视上看到的报道中，都把艾滋病视为资本主义的疾病。

那些报道多以国际新闻为主，消息常来自外电，鲜有国内民间、个体的内容。

那时候的安朵就有一种“艾滋病离我很遥远”的感觉。

安朵认为，这种感觉不单单自己有，社会大众肯定也有。

因为每一个和她一样的社会大众，接受的都是同样单一的信息。

现在突然看到央视、滇云电视台集中报道滇云省艾滋病疫情，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至于检测出来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社会公众一致把这些人归咎为他们追随了资本主义贪图享受的生活方式。

“艾滋”即“爱资”，这样的译称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感染风险毫不例外地与“外宾、归国人员、边境居民、外国人”等等形象相联系起来。

从一开始，艾滋病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疾病”，更是被隐喻为“一种人格类型、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

反正一句话，得艾滋病的人都被拉上了道德法庭，他们全部是一些道德败坏的人渣。

这样的讨论无处不在，除了大爷大妈，还有机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街坊邻居。

上班时候会讨论，下班了休闲娱乐会议论，对艾滋病无处不在的讨伐，源于对艾滋病的深恶痛绝。

几乎所有的社会人群都认为，只有那些放纵的、甚至是罪恶的人，才有机会得“爱资”。

艾滋病是对这类人群的“罪与罚”。

每每听到人们热烈而义愤填膺的讨论，安朵也时常扪心自问。

如果自己不是早于其他卫生技术人员一步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她甚至就是其中参与讨论最激烈的一个。

由于缺乏对艾滋病的全面认知，人们对艾滋病的片面理解、误解和污名化，艾滋病又被称为“世纪瘟疫”，全社会陷入一派“谈艾色变”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