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7章：牵一发而动全身（10）

关键时候抓住最敏感的问题抛出来，等候主子表态。刚刚发生的皖南事变，和国民党政府受到全国人民的声讨；政权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之中。

共产党方面向提出十二点要求：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员和枪支。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yidangzhuanzhi、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看到中共提出来的十二条要求，急得闷火攻心。

皖南事变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反对和抗议，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派特使当面对进行抗议。

在各种压力下，决定转攻为守。

发表讲话不得不表示：“皖南事变完全是我们整饬军队的问题，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性质夹杂其中。”

此后又提出妥协办法，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

此外，又千方百计拉中共参政员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以掩饰他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分裂国共合作的真实面目，减轻国内外对他的指责。

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对国民党封锁事变消息表示极大的不满。

更让始料未及的是，日本又恰恰于此时在河南发动了新的进攻，将国民党准备进攻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反共大军打得落花流水；使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军事上受到很大损失，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

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一再要求与共产党进行谈判。

国民党当局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决定于3月1日在陪都重庆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会议筹备过程中，指令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等人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争取中共参政员出席这届参政会。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拒绝出席参政会；坚持政治进攻的态势，争取政治上反攻的最后胜利，以争取时局的好转。

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等聚谈了中共拒绝参加参政会的方针。

秦邦宪、林祖涵等中共参政员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声明在中共提出的12条善后办法未予采纳之前，中共7位参政员“碍难出席”第二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议。

将上述公函送达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

中共中央这种有理、有节的态度获得广大群众，包括中间势力的同情。

国民参政会尽管通过了包含反共内容的决议，但那只是国民党的退兵一役。

在内外压力之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气焰，在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绝无剿共的军事”。

会后又主动邀请见面谈话，答应解决国共间的一些具体问题。

至此，国共关系开始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皖南事变带给的被动局势似乎正在得到扭转，军统又弄了个关锦璘事件。

关锦璘是国军将领共产党不可能说东道西，但关锦璘是为营救共产党人李继刚被军统局羁押；共产党可能还要动员全国老百姓对进行声讨。

听说关锦璘是为营救共产党人李继刚劫狱被捕，又骂了一声“娘希匹！”

态度改变，立即逢迎上去道：“共产党自以为皖南事变后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对党国盛气凌驾，咄咄逼人；扬言要跟我们血战到底！”

煽风点火的说辞得到认可，发动皖南事变后尽管在军事上对共产党取得了优势；可在政治上输得一塌糊涂。

要挽回这个面子，就不得不在关锦璘这件事情上做做文章。

沉默一阵后对侍卫长王世和道：“马上接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电话！”

蒋鼎文字铭三，浙江诸暨人；在国民党军队内部被称为的五虎上将之一。

蒋鼎文1936年召至西安委任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指挥，12月12日西安事变中被扣留。

12月17日受所托向南京国民政府传递信息，并陪同宋子文赴西安谈判。

12月25日回南京，途中在洛阳停留；刚下飞机蒋立即要求放回蒋鼎文、陈诚、陈调元四员大将。

27日，蒋鼎文等被释放回南京。蒋鼎文在西安事变中为的安全奔走于西安、南京之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表现了对的一片忠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后，蒋鼎文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防卫福建，11月17日特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

1938年6月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陕西省保安司令，11月因资历不够，特命兼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以为副掌握实权。

蒋鼎文主政西北期间，滥用职权大发国难财；他深知对下属“只准腐化，不准恶化”的政策，徇私枉法，贪污成性，狂嫖滥赌，成为有名的“腐化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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