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五章《亲爱的妹妹》（1）
二百九十五章《亲爱的妹妹》（1）逐渐散去的柠檬味
这些凋零的记忆却让人觉得出乎意料的暖心，犹如高速公路旁令人惊讶的流星花，惹人怜悯。
星期天晚上
亲爱的苔丝：
我愿意付出一切，只盼着此时此刻能与你相守，紧握你的双手，凝视你的脸庞，倾听你的细语。区区信纸，寥寥数言，如何抵得过亲手触摸、亲眼得见和亲耳聆听的感觉？只是，我们早已习惯以文字来交流了，对吗？自从我上了寄宿学校，我们便再也不能一起玩，一起大笑，喁喁诉说我们的秘密，我们能做的，只有写信。
我都忘了给你的第一封信中写了什么，只记得我把信纸撕成一块一块，打乱顺序，如同拼图一般，以免女舍监偷看（果然不出我所料，她早就对拼图失去了兴趣）。然而，对于我在撕成碎片的纸上写下的思家之情，你是如何回复的，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我还记得，我只有用手电的光照在信纸上，才看出你的字迹。从此之后，在我看来，善良仁慈都散发着柠檬味。
记者一定会对这个小故事青睐有加，夸我自小就有侦探头脑，竟然看得出你是用柠檬汁写的信，还会称赞你我姐妹一向亲近，感情好得很。其实他们此时就在你的公寓外面，另外还有摄影师和录音师（他们满脸汗水，身着沾满污垢的夹克，电线从台阶上延伸下来，缠绕在栏杆上）。没错，这么说确实显得有些若无其事，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都无法肯定你对出名这事（勉强算是出名吧）怎么看，但我估摸你会觉得当个名人很有意思。有趣，却也很古怪。我则只认为这种事既怪异又滑稽，但我们的幽默感自始至终都不一样，不是吗？
“学校都禁止你外出了，事态严重啊。”我说，“再有下一次，你一准会被开除，妈妈的烦恼已经够多了。”
你把兔子带到学校，却不幸被发现。听听我那语气，真是姐姐味十足呢。
“不过，这挺好玩儿的，不是吗，碧儿？”你问道，还噘着嘴，强忍着不笑出来，我觉得此时的你很像一瓶葡萄汁饮料，滋滋冒着泡，马上就要流出来。
只是想到你的笑，我便觉得有勇气自心底升起，于是，我走到窗边。
我认得外面的一个记者，是卫星新闻频道的。我位于纽约的私人公寓里有台等离子电视，我早已习惯在那上面看到他那二维平面的脸。但此时此刻，他是真人，是立体的，就站在切普斯托路上，直勾勾地透过你家地下室的窗户，凝视着我。我的手指蠢蠢欲动，真想按下遥控器上的关闭键，但我能做的只是拉上窗帘。
可看不到他们，我感觉更糟糕了。他们弄出的灯光穿透了窗帘，他们的声音冲击着窗户和墙壁。他们的存在具有巨大的压力，这压力闯入了你家的起居室。记者们当然不是吃素的，这种情况若再继续下去，我一定会窒息而死。好吧，这么说的确有些夸张，换作你，八成还会出去，给他们倒咖啡。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动不动就会发火，又极其看重个人空间。我应该去厨房，想想办法，控制眼下的局面。
这里还算清净，我总算能静下来思考。说来好笑，我竟然会如此惊讶，一般而言，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比如说吧，昨天的一份报纸只是宣称我们姐妹情深，却只字未提你我在年龄上的差距。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或许年龄的差距便不再要紧，但在儿时，这可是件大事儿。“五岁呀，差距蛮大的……”人们会说谁不知道呢，末尾语气轻轻上扬，将这句话变成一个问句。我们都想到了里奥和他留下的差距，不过或许用鸿沟这个词更为合适。然而，我们从不这样说，对不对？
我听到一个记者在后门外面打电话。她肯定是在对电话另一边的人发号施令，我的名字自她嘴里蹦出来——“阿拉贝拉·碧翠斯·赫明”。母亲说过，从没有人管我叫阿拉贝拉，所以我一直认为，就算我还是个孩子，他们也看得出我不叫阿拉贝拉，这个名字用黑色墨水写起来弯弯绕绕的，仿佛有很多手写花体字。有的女孩子叫贝拉、贝尔斯和贝尔（形式如此之多，而且都很好听），但这些名字统统是阿拉贝拉的缩写。不，从一开始，我显然就是碧翠斯，这用新罗马字体写起来非常明确，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缩写。但父亲在我出生之前就给我取名阿拉贝拉。现实必定令人失望至极。
这会儿，那个女记者的说话声又变得清晰可闻。我估摸她此时是在与另一个人通话，她正因为加班加点而歉意连连。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害她不能整点下班的人正是在下，阿拉贝拉·碧翠斯·赫明。我真想出去跟她说句对不起，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每次妈妈一生气，把锅碗瓢盆弄得乒乓响，我总是第一个冲进厨房。记者走远了。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但能听到她的语气——抚慰、解释、小心谨慎。她的声音突然变了。她一准儿是在和她的孩子说话。她的轻声细语穿透门窗，让你的公寓变得暖暖的。
也许我应该做个善解人意的人，让她回家。可惜你的案件还在审判中，在审讯结束之前，我都不能和他们说一句话。好在她和别人一样，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并不打算探听出关于你的事情，只希望我能表露情感。他们盼着我将双手紧握在一起，让他们拍到我指关节发白的特写。他们想看到我痛哭流涕，脸上布满蜗牛爬过似的黑色睫毛膏泪痕。所以，我一直待在屋里。
记者和工作人员终于离去，在你公寓的台阶上留下一大堆烟灰，宛如潮水退去的水位线，你的水仙花盆里满是烟蒂。明天，我会把烟灰缸拿出来。实际上，我对有些记者的看法失之偏颇。有三个人为他们私闯民宅的行为道了歉，有个摄影师还从街角的花店买了些菊花送给我，我知道你从来不喜欢这样的花。
“可是，即便是在春天，花儿也是校服的红褐色，或是秋天的颜色。”你笑着说，嘴上是在赞美花的优雅和寿命，实则是在揶揄我。
“花通常都是亮丽的颜色。”我说，却并没有笑。
“太鲜艳。”花是用来装饰车库前院的那块水泥地的。
这些凋零的记忆却让人觉得出乎意料的暖心，犹如高速公路旁令人惊讶的流星花，惹人怜悯。
送菊花的摄影师告诉我，晚上的“十点新闻”会“专门”报道你的事儿。我刚打电话告诉母亲。我想以母亲特立独行的性格，得知你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准会为你自豪。将来，你受到的关注还会更多。一位录音师说明天还会有外媒到这儿采访。真是挺有意思的，说来也怪，我早在几个月前就想把这事告诉人家来着，可就是没人听。
星期一下午
现在，所有人都趋之若鹜：媒体、警方、律师不停地记录着什么，歪着脖子打听消息，录音机也嗡嗡地响个不停。今天下午，我在皇家检察署向一名律师提供证词，为四个月后的审判做准备。他们说我的证词是此案的关键，因为我是唯一一个知道整件事情的人。
皇家检察署的律师莱特先生拿着我的证词坐在对面。我估摸他有四十岁，也许还要年轻些，只不过他见过太多像我这样有故事的人，脸上显得饱经风霜。他表情警惕，朝我微微倾身，像是在给我打气。我想他肯定是个很好的听众，可也拿不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要是没什么问题，”他说，“我希望你从头说起，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我到时候再厘清其中的关系。”
我点点头：“其实我也搞不清该从哪儿开始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