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蒋子龙文集第2卷·子午流注》

己卯

外国人真的要来了。我若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那是装的。如果说我不激动、不引以为荣、不想借这个西风那也是假的。不必对这件事本身下什么定义。关于它的意义也用不着我去对上解释、对下动员，上上下下似乎都知道该怎样迎接外国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倒是我一这个所谓的“关键人物”。

公司成立了以高经理为首的专门的接待班子，在全市最高级的宾馆友谊饭店包下几间房。照相机、录像机全准备好了，每天有专人往房间里送汽水、送冰棒。十儿个人全都穿西装、系领带，像纸糊的一样僵硬、呆板。与他们的肤色、相貌、气质、谈吐、习惯、站相、坐相、吃相都极不协调。总让人感到别扭，联想起“小人得势”或“暴发户”一类的字眼儿。我羡慕他们敢穿。不管怎样，反正把领带拴到脖子上了。平军及医院里一些多嘴多舌的女人叫我在外国人来的那一天也穿上西装。我有西装，上大学的时候也曾认真赶过几天时髦。不过我最喜欢穿的还是白大褂。我天生是个医生。表大爷最适合穿黑大褂，一穿上黑大褂立刻就是人物了，有一种仙风神气。谁也不敢再叫他“二尾子”。我仿佛就是穿着大褂出生的。大褂一上身，舒服自然，五运六气通畅，精神来了，医生的仁慈和威严立刻集于我一身。下了班就是中山装，这与我的性格相一致。我喜欢洁静和庄重。古人讲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华而贵雅，不贵与像相称而贵与貌相宜。由于多年不穿西装，更不记得何年何月曾系过一次半次的领带。那条紫地儿白色斜条的领带在我手里像一条死蛇，说什么也系不好。听别人讲就跟少先队员系红领巾一样，我回忆着系红领巾的办法，勉强皱皱巴巴地把它拴在脖子上。对照镜子一照，人模狗样，立即变成了卖鱼虫子的个体户。西装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人种特点设计的，穿在洋人身上自然而和谐。外国人接待中国人未必要穿中山装。我们接待外国人为什么非要穿西装呢？我不会打领带，还不能去问人。这都什么年代了，堂堂的医院之长（医院小院长不一定小），居然不会打领带。还不被人笑掉大牙？真土得可以！

夜变幻着，城市却自我封闭。四周安静极了。除去沈丹实不在，医院各部门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全没有回家，打扫卫生，让学生做些准备，像考试前的猜题一样想想外国人可能会问些什么问题，怎样回答。也许临场还要演几个小节日，向外国人送点纪念品，合影留念，题辞等等。全是演戏，有平军一个人就足够了。我的任务就是替高经理起草了一份向外国人介绍残疾人职业学校的报告。他开始关心残疾人学校的事情了，这个弯子当然是外国帮助他转过来的。中国人就是这份德性，开始打你，打不倒，就来捧你。高经理本人是怎样走下这个台阶的呢？破天荒地召我去汇报医院的情况，顺便谈谈学校的事情。其实他主要是想了解残疾人学校的情况。散会后留住我谈了五分钟，就算把自己的脸正过来了。“人道也好，善良也好，那是伦理道德的事，让善男信女的去讨论吧。我是公司的头头，就应该维护自己领导下的整个团体的利益，这才是好干部。天下的瘸子拐子多啦，你仁慈善良就能管得过来吗？一个好经理不一定是个好人”。

他有自己的个人气派，我很欣赏这种气派。这比打官腔、言不由衷地反过来夸奖残疾人学校好多了！

看样子要由他向外国人汇报我办残疾人学校的情况。这是个大买好大出风头的机会，也是体现他权力的地方。权力已经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放弃权力就等于放弃生命本身。他对残疾人知道些什么呢？该向外国人说些什么还要我来教给他，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向外国人介绍情况呢？我还没有清高到对这件事不计较、不在乎的程度。心里酸酸的，忿忿的，我费尽周折、累个七死八活，到头来，是为别人做嫁衣裳。我不相信高经理能向外国人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还说不糊涂吗！我又何必操这份闲心呢？据说那个接待班子在友谊饭店已经忙了两天两夜了。真不知道他们忙些什么？我的学生们也很兴奋，从他们的眼神、他们的议论、他们准备那可能有机会演出也可能根本没有机会演出的小节日的认真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残疾的心灵总希望有机会向外部世界拓展。有外国人来访无疑是一件好事，大家都这么认为。为什么只能是好事而不会是坏事呢？眼下最时髦的莫过于跟外国人有点什么瓜葛，这也是一条走向荣耀的道路。大地震摧毁这座城市之后，世界上有不少发达的国家想帮助我们重建新城。当时正患自大狂的中国人，或者是能够代表中国说话的人，理所当然的、毫不游移的拒绝了资本主义的援助。即使他们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中国强大的威力无边的法宝是自力更生。我在想，当时如果接受了外国的援助，每个国家都根据他们的财力和风格承建一个区、一个角、一个部门、一座建筑。如果再鼓励他们竞争，万国博览，百花齐放，我们的城市恐怕早就建设好了。而且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很可能还会成为一座独特的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名城！

倘如此，就不会有我管理下的这一片简易抗震棚。如果我还要办残疾人学校的话也不会是现在这副寒酸样子。命中注定，也许我们就该在外国人的楼上吊死，十年前错过的机会，今天又重来一次。联合国残疾人基金会——顾名思义是个慈善机构，专门舍钱的。至于香港明爱中心，我不知为何物。反正不会是来找我们要钱的。对他们的来访上上下下都那么兴奋、反常，说明大家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什么呢？

我何必咸吃萝卜淡操心。种种迹象表明，我的角色是在旁边看热闹。趁天还未亮，赶紧睡一会儿，明天我有的热闹可看。把那条讨厌的紫色领带揉成一团塞进抽屉里。

敲门声甚急。定是平军。

我睁开眼，旭日临窗。这一觉睡得好香，好深沉，应该失眠的日子反倒不失眠了。

“治国，治国！”

只有平军敢这样直呼我名。我对他也摆不出半点架子。在这块领土上我最常用的代号是“汪院长”、“汪校长”、“汪大夫”。我已经很习惯这种称呼了。还想再躺一会儿是不行了，不想动弹也得起来开门。

“这是什么日子，你还有心思睡懒觉！”

未必外国人来的日子就不许我睡觉。外国人对我来说可不新鲜，他们也曾求我看过病，也曾在我面前丢过丑。平军情绪激动，可能又出了什么事情。我可不想在这时候惹他。

“高经理他们都去机场了，竞然不通知我们一声！”

“去机场干什么？”

“接外宾啊！人家是来考察我们残疾人学校，理所当然应该请你一同去机场迎接！”可怜的平军，难道去机场接接外国人也是一种荣耀？

他是为我抱不平。高经理为什么要甩开我呢？我不会抢他的镜头。省了去机场的辛苦本是好事。可他们的用心及这件事情的象征意味令我气愤、不安。在自己的同事面前只能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超然神态：

“由头头替我们到机场去接客人，这不是好事吗？反正外宾迟早都得到这里来。”

“人家会怪你失礼，架子太大。”平军更会说话，好像他的酸溜溜、气哼哼不是因为被公司甩掉、没有获得去机场接外宾的荣耀，而是顾虑自己礼貌不周。

我也不愿意戳破。他的疼处就是我的疼处。

“失礼比失态好。只要高经理没有架子，人家是不会注意我们的。”

一些爱出风头的学生也来打听消息。在学生面前我更不能有半句牢骚。实际上我跟他们一样并不多掌握半点消息。外国人什么时候来？怎么来？来了以后怎么办？我心里没有点谱儿。好像谁去机场把外国人接到手，这两个外国人就是他的了，一切活动均得由他来安排。搞得太神秘了！我能告诉学生的就是照常上课。外宾是来考察我们学校的，不是来接受我们围观的。幸好今天上午是白星春的课，她的课讲得不错，人也有足够的魅力把学生的精神吸引到自己的身上。中国人最会没事找事了！我把学校的一摊杂事推给平军，穿上白大褂回医院中医科顶门诊。每当我神情恍惚，要不认识自己或找不着自己的时候，一面对病人立刻就镇定了，恢复了自信和自己的真实面日。我的子午流注中药正在临床试验，效果令人鼓舞，还需继续积累数据。

医院里今天也不安静。表面上它跟残疾人学校是两个单位，实际是一个单位的两个部门。谁有点芝麻绿豆大的事也甭想瞒住。中国人无隐私，一个单位更甭想有“公私”！我想挨个到每个科室和病房走一圈儿，马士殿春风满面的主动陪着我。查房本来是院长、副院长的事，他这样一来仿佛成了医院的二把手，也许他的自我感觉是一把手。我也不便说什么，在各处感受到的是另一种情绪：

“哟，院长，今天你还来查房？联合国的代表不是马上要来吗？”

“联合国”这块招牌还真能唬人。

“我们成年辛辛劳劳也没人想着惦着。这些小残废倒捞着了。”

“这才叫歪打正着哪！物以稀为贵，医院哪里没有？残废人学校——在全国还是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