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君子之伪(2)

第11章君子之伪(2)

当然，捍卫道义也需要惩恶。但是，君子惩恶自有君子的理性规则。除了即时爆发的伤天大恶需要君子挺身而出快速阻止外，对于尚未“认定”的恶，必须遵守“认定”的合理程序，而且需要司法机构的参与。如果司法机构全不可信，那就要对体制和权势进行大胆质询。中国历史上所有大无畏的君子，都是这么做的。尽管他们也知道朝廷昏庸无能，却仍然敢于面对危险申述正义。他们绝不会站在街头播弄舆情，攻伐某人。因为他们知道，一般民众不具备辨析实情的条件和能力，因此所谓舆情，也只是情绪挑唆的结果罢了。挑唆民众攻伐一个民众并不知道实情的人，借此为自己增添道义形象，这样的事，没有一个真正的君子会做。因此，铁定是伪君子。

前面说了，由于中国文化严重缺少证伪机制，因此中国民众很容易接受这种伪君子。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听得最多的是道义、声讨、舆情，看得最多的是冤屈、悲剧、颠倒。这种情景，与朝廷的昏庸连在一起，与奸臣的狞笑连在一起，变得不可收拾。因此，我总是一次次提醒大家：听到道义，警惕；听到声讨，警惕；听到舆情，警惕；听到出现了“英勇斗士”、“社会良心”，更要万分警惕。

说到那些以“英勇斗士”、“社会良心”形象出现的伪君子，常让我们回想起一些陈旧的案件。

随手举一件吧，那个伪君子叫刘学保，一个在“文革”初期的“英勇斗士”。

事情说来话长。据他自己说，某一天，他与一个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搭班巡夜，突然发觉那个人居然安放好了炸药包准备炸一座大桥。他意识到阶级斗争就在眼前，立即冲上去搏斗，打死了那个阶级敌人，自己也负了伤，大铁桥终于保住了。

于是他成了当时著名的英勇斗士，全国许多报纸进行了宣传和颂扬。有一篇报道还进入了小学语文课本，当年的小学生现在已经年老，如果记性好一点，或许还能记得这个名字。

但是，此案从一开始就有现场勘察人员提出一系列疑问。例如：为什么他所指认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一个炸药包？谁会用这么一点点炸药炸大桥？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搏斗起来吗？如此等等。

可惜那是一个迫切需要敌人与英雄、破坏与搏斗的时代，一切疑问立即被淹没掉了。更重要的是，这种怀疑万一成立，名扬远近的英勇斗士立即就会成为一个杀害无辜的凶犯，中间不存在其他可能。

狂热的时代其实是最虚弱的，完全没有力量来面对这样一件事情的颠倒。因为一旦颠倒就意味着一系列社会观念的破灭，后果远远超出事件本身。

既然牵一发足以动全身，那么大家也就小心翼翼地不敢去动那根头发了。很多貌似堂皇的虚假之所以广泛流行，正与这种逻辑怪圈有关。

二十几年之后，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于被当年所有“英勇斗士”们伤害的千千万万无辜者，产生了同情。那个被刘学保打死的人，如果不存在“企图炸大桥”的可能，那么，就是一个蒙冤二十几年的受害者。他的亲族子女，还在世间。

那就应该求助于复苏不久的法制了。

法制能把事情的本质回归简明：二十几年前那两个在黑夜荒野间对峙的男人，哪一个是真正的罪犯？

法律需要证据，这是对刘学保案件重新侦查的最大困难。

复查人员几经思考，开启了工作程序。

第一步，先让事情回到二十几年前。当年现场勘察人员提出的疑问虽被否定，但他们的名字留了下来。那么，再逐个找回他们，把褪色的疑问重新激活。还要找当年的其他证人和有关村民，让他们也回到二十几年前。此事当然很难，但点点滴滴，证明材料逐渐积累起来。

第二步，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花费最大的精力做模拟试验。好在当年对“英勇斗士”的采访连篇累牍，事情的具体过程已被反复报道得详尽无遗，刘学保自己作报告讲述“搏斗过程”的材料也在，为模拟试验提供了切实保证。同样这座铁桥，同样大小的炸药包，同样的两人站立方位，同样的搏斗程序，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试验，把炸药包也一次次拉响，完全根据当年刘学保的描述，把他在描述时有可能夸张、挪移或记错的成分也考虑进去，结论终于出来了：整个事件完全不可能这样发生。不可能这么站，不可能这么走，不可能这么伤，不可能这么死。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刘学保为了冒充“英雄”，残酷地杀害了那个无辜者。

第三步，审讯。这不复杂，今天的公安人员只是轻轻地抓住几个要害一问，立即漏洞百出。继续盘问下去，刘学保只得承认自己是故意杀人。二十几年前的闹剧和冤案，终于见底。

刘学保被判了无期徒刑。

于是，铁窗又镇住了一个“伪君子”，一个蒙骗天下很长时间的“伪君子”。

但是，他被铁窗锁住，毕竟十分偶然。如果他做得不是那么过分，又没有遇到一场政治运动的被否定、被清查，那就会十分安全。

事件有点特殊，启示却普遍有效。

一、在缺少道义的时代，最需要“道义伪君子”。在缺少君子的时代，也最需要“道义伪君子”，因为君子的本性在道义。

二、“道义伪君子”了解时代，察言观色，与时俱进。从过去的斗争哲学时期，到现在的民粹主义时期，他们都及时扮演，从不缺席。

三、“道义伪君子”渴望被崇拜、被仰望，居然每每如愿。他们知道，人们在崇拜和仰望中也就很难发现漏洞，更不会产生疑问。

四、“道义伪君子”表面上器宇轩昂，能说会道，而在袭击无辜时，手段都很暴戾。刘学保是直接谋杀，其他伪君子虽然用笔用口，用传媒网络，手段也极尽暴戾。但是，由于崇拜和仰望已经形成，暴戾也就随之流荡天下。

五、前面所说的“文化伪君子”至少还需要一些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道义伪君子”什么也不需要，光凭大胆、无耻就能成事。在中国传媒文化界，这两拨伪君子一直有合伙结拜的传统。

？？

就说这些吧，也够了。

五、风度之伪

从孔子开始，许多经典人物对君子都有风度上的要求。

例如“温良恭俭让”；例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例如“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例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于是，千百年来，人们对君子的外在神貌有了一种理想型的幻影。时间越长，这种幻影越是美化，早已远远超过孔子他们的要求，变得很不真实。

记得几年前，我在为北京大学各系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经要求听课的同学投票选择自己最喜爱的唐代诗人。结果，李白、杜甫还是稳定地排在了第一、第二位，那么第三名该是谁？按文学史惯例，该是白居易，但北大同学投出的是王维。问理由，很多同学说，根据一些依稀的记载，王维的外貌、风度更好。

王维排第三名也有资格，我不反对。然而此事也说明一种社会趋向：隔着层层尘幕，人们很在乎诗情的外化。当然，说大一点，也包括君子之道的外化。

一般的人，如果想象一个当代君子，浮现在脑海中的首先不是内涵，而是外形。如果要在外形中加一点内涵，那就被称作“风度”，也还是以外形为主。

“风度”的具体形象，居然能被大家不约而同、大同小异地想象出来，说明它具有了独立的价值。它既然能让人产生近似的联想和推断，那也就能形成预设的好感和信任。

问题就出在这里。正是对君子风度的价值预设，使很多伪诈之徒有机可乘。

他们全都冲着“风度”扮演起来了。其中一部分人聪明，能够扮演得不像扮演。于是，他们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成了让人信任的“君子”。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很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这样的男人》。翻了很长时间才找出来，且抄录如下。文章有些长，作了一点删改。

一九九一年春天，一家法律杂志的负责人找到我，要我谈谈对当时轰动上海的三个女贪污犯案件的看法，他们准备刊登。我一听就惭愧，当时还在担任学院院长，忙得连报纸也少看，居然不知道这些案件，便请这位先生先给我介绍一下。

原来，三个女贪污犯的案情惊人地相似。她们都是未婚的美貌姑娘，都是单位里的财务出纳员，事发之前都品行端正。她们各自爱上了一个男子，男子借各种理由花她们的钱，她们为了爱，为了面子，自己省吃俭用，把父母的积蓄也搭上，仍然填不满无底洞，便开始一笔笔地贪污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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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案发，由于贪污数字巨大，必判重刑，甚至有生命之虞；而那几个男子，却因为只花钱而不问钱的由来，无法定为贪污犯，只能轻判，关押一段时间便无事。

但是，正是这几个男子，明明知道女友是财务出纳员却故意不问钱的由来。有的还不断欺骗女友，说自己拿不出人民币只因为手头只有外币。

法律杂志的负责人开始向我介绍时还彬彬有礼，但越说到后来声音越高，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对这几个男子的愤慨。而我，则早已怒火中烧。

我问：“你们刊物是否允许我臭骂他们一顿？或者，提一些疑问向法律界朋友请教？”

他点了点头说：“请。”

记得当时我已无法坐着说话，站起身来边走边结结巴巴地吐出一个个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