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君子之名(1)
第8章君子之名(1)
一、君子自杀
照理，君子不应该自杀。因为孔子曾经提出过非常明确的要求：“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
但是，纵观历史，君子自杀的事例还是不少。显然，他们还是有忧有惧。不仅有，而且很大，才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本该无所忧惧的君子害怕了呢？王充在《论衡》里作出了一个结论：
君子不畏虎，独畏谗夫之口。
《论衡·言毒》
谗夫，是指毁谤者。
这个“谗”字，居然比猛虎还要可怕，因此，希望能够引起读者百倍注意。有人把它解释为谣言，那就轻了。谣言虽然不好，但不见得会对某个人造成实际伤害；“谗”就不同了，必定以伤害为目的。其中，还必然包括挑拨离间、花言巧语、添油加醋、栽赃诬陷、指鹿为马、上纲上线等手段，而且锲而不舍、死缠烂打、无休无止、上下其手，直到把被伤害者的名誉彻底摧毁。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叫谗夫。
谗夫的攻击目标，是君子的名誉。君子自杀的原因，是名誉的失去。因此，在名誉问题上，谗夫就是屠夫。
一切的核心，是名誉。
名誉，也可称为名声、名望、名节。在古代，常常以一个“名”字来统称，大致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上获得的正面评价和良好影响。
在很多君子心目中，这是一个人的第二生命。甚至，是第一生命。
看成是第二生命的，因谗而怒，拔剑而起；看成是第一生命的，因谗而死，拔剑自刎。
名，不是物质，不是金钱，不是地位，不是任何可触可摸的东西。但是，善良的目光看着它，邪恶的目光也看着它；小人的目光看着它，君子的目光也看着它。一切狞笑、谋划、眼泪、叹息都围绕着它。它使生命高大，又使生命脆弱；它使生命不朽，又使生命速逝。
名啊，名。
二、天下名誉
君子重名。
最能说明这种重视的，是孔子的这句话：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论语·卫灵公》
用现在的话说：君子的恨事，是离世的时候自己的名声还不被别人称道。
这就是说，名，是君子对生命价值的最后一个念想，可称之为“终极牵挂”。
好像大家都很在乎。例如，荀子说过“名声若日月”（《荀子·王霸》），连墨子也说过“以名誉扬天下”（《墨子·修身》）。多数古代君子追求的人生目标，是“功成、名遂、身退”（苏轼《志林》）。名，这个字，一直稳定地浮悬在君子们的头顶。
君子重名，目的各有不同，但从根本上说，我们不能过于强调他们的自私理由。如果认为重名即是重个人，那倒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在孔子和其他君子的内心，名誉，是建立社会精神秩序的个人化示范。名誉，既包含着一个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又包含着这种规范被民众接受和敬仰的可能性。因此，名誉是一种生命化的社会教材，兼具启悟力和感染力。一个君子能够让自己成为这种生命化教材，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责任。一个社会能够守护一批拥有荣誉的君子，是一种文明，也是一种高贵。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从野蛮的丛林走向文明的平原，最大的变化是懂得了抬头仰望。一是仰望天地神明，二是仰望人间英杰。人们为第一种仰望建立了图腾，为第二种仰望建立了名誉。
两种仰望，都是人类实现精神攀升的阶梯。所不同的是，图腾的阶梯冷然难犯，名誉的阶梯极易毁损。
因此，名誉的事乍一看只涉及一个个名人，实质上却关及整个社会历史的文明等级。
一个社会，一段历史，本身也有名誉问题。社会和历史的名誉，取决于它们如何处置人与人之间的名誉取向。它们给予什么样的人物名誉，它们本身也就具有什么样的名誉。它们让什么样的人物失去名誉，它们本身的名誉级别也就随之发生变化。
为什么诸子百家的时代永远让人神往？因为那个时代给了孔子、孟子、荀子这样的人物以很高的名誉。同样，古希腊的名誉，与那个时代给予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名誉相对应，而它失去名誉的地方，正在于它试图让苏格拉底失去名誉。与中国和希腊不同的是，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把名誉集中在一些政治人物身上，很少找得出文化智者的名字。因此，它们后来的走向，也容易失去它们本来应有的文化尊严。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除了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外，唐朝的历史名声最好，这与那个朝代在“名誉分配”上的合理性有关。连皇室也崇敬一个个宗教大师、著名诗人、书法家，他们这些人在当时拥有极高的名声，因此唐朝也就在历史上拥有极高的名声。相比之下，汉朝过于尚武，社会声誉主要集中在统帅、将军一边，虽也令人振奋，但军事与文化一比，在时间上毕竟容易朽逝。因此，唐朝的整体荣誉也高于汉朝。
最值得玩味的是宋朝，居然一度将国家的很大一部分行政管理职务交付给了一代文化大师，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等，把顶级行政声誉和顶级文化声誉罕见地叠加在一起了。他们之间的政见并不一致，而且也先后遭到贬黜，但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他们都是君子。即便是对立，也是君子之争。因此，他们也让他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保持着高雅的名声。
明清两代，实行思想专制主义和文化恐怖主义，即“文字狱”，君子们应有的名声被残酷剥夺，代之以文化庸人、文化奴才和文化鹰犬们的“时名”。最多的名声，全都投注给了宫廷皇族和官僚体制。就算是其中比较像样的文化人，也一定要与官僚体制挂钩才能被确认名声。但严格说来，这已经不是纯净的文化名声和君子名声了。正是这种长达数百年的风气，造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下滑。
也就是说，由于明清两代在“名誉分配”上的错乱和颠倒，中国在整体上也名誉蒙污，很难与唐、宋两代相比了。尽管在国力和疆土上，明清两代比唐宋两代更强、更大。
由此可见，名誉之正，直逼国本。
如果说，一个时代的国力和疆土并不一定和名誉成正比，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就更是这样了。力量和体量，与名誉无关。
不管何时何地，常常遇到“名誉分配”上的错乱和颠倒。这个问题，在中国君子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更为痛苦。
这是因为，君子的名声，除了荣耀性之外，还带有排他性和脆弱性。
三、排他性、脆弱性
君子名声的荣耀性就不必多说了。良好的名声让君子广受关注和尊重，而且还会衍伸到前后相关的行迹和周边相关的人群，因此必然受到很多人的羡慕，乃至嫉妒。
但是，君子的名声又带有排他性。即便君子本人并无排他之心，而他的名声也会自然地发挥出排他功能。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名声因为是君子的，必然包含着正气。这种正气，既有君子品德的基本支架，也有区别于小人的边界划分。因此，即便是安静的名声，也构成了一种隐性的价值标准，首先对小人产生威胁，也对许多介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芸芸众生产生压力。
其次，君子的名声还会让其他君子感到尴尬。同样是君子，一方的名声就会对周围造成对比和掩荫。这就会使周围的君子产生某种被排斥的感觉，并进而产生对今后的担忧。
正是这两种排他性功能，使君子的名声总是伴随着脆弱性。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伤感的悖论。君子的名声虽然具有荣耀的光辉、排他的功能，但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依靠，只是飘动在人们的心中、口中。这种名声不靠权力，不靠地位，不靠财富，不靠武力，不靠家世，不靠师从，也就是说，是一种霞光月色般的存在，美则美矣，却极易消散。
当然，也有不少名声建立在权力、地位、财富、武力、家世、师从之上，拥有者也可能是君子，但是，他们身上那些“有依靠的名声”却只属于他们“非君子”的成分，因此恰恰不是君子名声。他们身上如果也有君子名声，那么，属于君子名声的那部分，一定也是脆弱的。
如前所述，君子的名声与周围很多人的羡慕、嫉妒、威胁、压力、尴尬、担忧紧紧连在一起，因此处处遍布了企图颠覆和毁损的潜在欲望。一旦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极有可能蔓延成一片烈焰熊熊的火海。
几乎不会有人来救火。对于旁观的一般民众来说，非常愿意看到几棵平日需要仰望的大树被顷刻烧焦的痛快景象。闪闪火光照着他们兴奋的脸，他们又鼓掌，又欢呼，甚至跳起了群舞。
他们之中可能也会有几个人头脑比较清醒，没有参与群舞，看着被烧焦的大树，也就是被谗夫们伤害的君子，企图说几句公道话。但是，正因为君子原来的名声并非实体，被诬被冤也缺少确证的凭信，即使试图救助也缺少救助的依据、资源和逻辑。他们在束手无策之中开始怀疑自己：既然那么多人采取同一个态度，也许“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被伤害的君子更难自辩，因为颠覆名声的第一步，总是会破坏被颠覆者的基本信誉。既然基本信誉已被怀疑，自辩当然无效。“时至今日还在说谎！”这是一般民众对自辩者的“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