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跨洋而来的“利物浦”号
第六十一章，跨洋而来的“利物浦”号
梁英、左凯在上海注册的这个公司，其实都在科技小组李强、聂荣臻的掌握之下，只是两人现在不知道而已。
只不过pwd公司的资料是和其他十几个有技术研发倾向的民营企业的资料一起送到李强这里的。
除此之外还有好几十份资料，这是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四大电子集团自设的“创新小组”正在攻关的内容。
只不过——其中哪个是“真命天子”，是很厉害的找准了技术发展方向的公司/小组，李强不知道。
未来文件片言只句式的描述，让对2022年的世界在中央眼里“犹抱琵琶半遮面”，大部分事情好像明白了一些，但还有更多的事情不明白。好像明白了路该怎么走，但又不知道先迈左腿还是右腿。
主席、总理对此的看法是“这不正好？”
方向都告诉我们了，足够了；接下来不走弯路，足够了。让我们一步步把路走出来，正好练练脚力。
李强觉得主席说的也确实很对，但是……如果除了指明方向，还给我一辆自行车，那该多好啊。
而且未来文件对具体科技的描述真是太少了，包括计算机科技。
至今为止国内计算机技术最大的突破是率先（或者世界上最早之一）实现了晶体管的商用量产化，但李强仔细一想，好像这不是未来文件提示的，而是老子查阅了国外计算机行业的最新技术研发方向之后确定搞晶体管，然后在白颐路猫了四个多月研发出来的！
未来文件在其中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中央上下都知道了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很重要，因此我们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多抽出一些人力财力来搞这个计算机。
除此之外，“雷布斯提案”中对2022年如何改革科研创新体制所提的一些问题也非常关键，这让现在的中央很早就开始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四大电子集团的创新小组，针对的是未来前景不明（也就是有争议）的技术方向，由集团内的科研人员、具备科研素质的员工自己组队，只要能拟定一份可以自圆其说的科研方向规划报告，能拟定一份合理合规的不霍霍钱的经费使用计划单，就可以从集团专门的创新基金里面领到一些经费，用来开展他们想做的研究工作。
当然，规划报告虽然是“能自圆其说”就行，但创新小组能领到的经费多还是少，还确实与规划报告里面所说的东西有关系。
创新小组是现在国有企业（不只是电子集团）的第二重创新机制，国企不是只有这一层研发体制。常态化搞研发工作的研发部门广泛存在，与创新小组体制相对独立，但人员上可以重叠，比如天津消费电子实验室，这个部门在研发一些东西，但部门的研究人员如果感觉业余时间足够，也可以打报告申请搞一个创新小组。
这一这套制度的效果呢——到现在为止，发展势头良好。
天电集团的梅花牌收音机，1954年2月首次出口，这一年多的时间在苏联和东欧地区横扫收音机市场，销售出去10万台以上，在香港渠道也有少量出口，大约一万多台，当然这个渠道只能算是小头，在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梅花牌收音机确实被tr-54压得死死的。
梅花牌之后是丁香牌收音机，这是天电集团以tr-545为目标卧薪尝胆一年推出的换代产品，它在各个方面、几乎所有的技术参数都达到或者超过了tr-54的水平，现在样机已经出来，预计55年下半年投放市场，以后就逐步取代梅花牌收音机，成为天津的主力轻便型收音机。
为什么不继续“老型号”的梅花牌收音机，卖到东欧，多赚点大毛二毛们的钱，是因为丁香牌的生产成本比梅花牌还低，毕竟体积小其实就等于不那么浪费物料。
北电和上电的通用型、专用型计算机持续量产，这本身就已经足够吓人了，中国在数字式计算机领域基本上和美国持平了，两国的晶体管计算机都是1953年下半年诞生的。
这个时期英国也是计算机强国，他们1951年制造了第一台含晶体管的计算机，但那是一台晶体管-真空管混合计算机，没捞到“世界第一台（纯）晶体管计算机”的名号。但英国也并不着急，1955年3月，英国很开心地宣布，他们终于把计算机从晶体管-真空管混合体制更换成了全晶体管体制，并且制成的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起点很高，运算速度达到13万次/秒，而他们的上一代计算机运算速度是3500次/秒。
这台计算机还有一点英国人不提，那就是他们的晶体管不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实验室手工生产的，也不是从美国进口的，而是买的中国货……
这大概就是香港对于英国人的意义吧……
……
“二五计划当中，钢铁产能的扩充我们打算继续加强，现在预定的、到1961年底增加400万吨钢铁产量的计划，应该改成700~800万吨。”
1955年6月，二五计划起草。
与一五计划一样，还是中国国家计委与苏联国家计委在一起协商拟定草案。不是说现在中国国家计委还不会编制五年计划，而是二五和一五一样，仍然有大量的机器设备需要从苏联进口。
以及，苏联在二五计划中照旧提供贷款，初定数额是40亿卢布（10亿美元），偿还期限10~15年，利率依项目而定，低的1%，高的2%。
——反正相比香港和西方国家提供的利率，从苏联拿贷款始终是利率比较低的选择，只不过，从苏联拿贷款肯定就是买苏联设备。
在6月份的第二次协商会议，中国国家计委提出了增加钢铁规划的意见。
按照最早的计划，二五期间中国新建一个钢铁厂，4座年产75万吨的高炉，总产能300万吨（就是武钢）；鞍山、抚顺、上钢的技术改造扩建增加100万吨的钢铁产能，总共400万吨。
但中国可不只是在发展军事工业。经济运行对钢铁的需求量太大了，与其到时候全国上下钢材紧俏，那不如一步到位。
苏联国家计委的亚诺夫对中方提出的这一要求没多大反映，他本来也觉得只兴建一个钢铁厂对中国来说一点不多。翻了翻手头的资料，亚诺夫说道：
“你们确定了武汉钢铁企业的厂址，这已经安排进计划了；除此之外，第二和第三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厂址你们也都进行了地质勘察，一个位于包头，一个位于马鞍山。两个厂址都可以发展成年产300万吨钢铁的企业，你们可以在两处地方当中选一个，在二五期间再建设一个钢铁联合企业。”
李富春：“我们也看了包头和马鞍山的情况，我们的想法是——这两个钢铁厂一齐上马。”
“什么？你们不是只需要扩充300~400万吨钢铁的年产量吗？同时两个钢铁厂可就是600万吨了。”
李复春：“我们想的是工程分期进行，马鞍山和包头在1961年以前各投产两座75万吨高炉，两个钢厂总计增加300万吨年产量，另外上钢集团进行一些扩建，让二五期间的钢铁产能增量达到400万吨。”
亚诺夫：“按照武钢的投资额，一个钢铁厂的设备投资大约是2200万卢布。如果同时开工两座钢铁厂而不是兴建一座，那么在二五期间的设备投资就不是2200万卢布了，而是大约2800万卢布，毕竟你们要建设两个厂区。”
李复春：“我们接受这种投资额增加的情况。”
亚诺夫：“中国打算增加投资额？”
“增加，从40亿卢布增加到45亿卢布。”
……
一五计划苏联援建的91项重点工程大多与军事装备生产以及军工厂建设有关，钢厂也是如此，压着“军事装备需要多少钢，我就扩多大的钢铁产量”来计算的。二五计划一开始制定的时候，产能扩充也按惯例只考虑到了军事工业体系的钢铁需求，比如二五期间要投产一个坦克厂，生产t-54a的仿制版，峰值年产量1000辆，这直接折算成钢铁就是三万多吨，那么就想办法在坦克厂周围1000公里之内，找一个钢铁厂想办法让他多生产出3万多吨钢铁。只要做到了这一点，那国家计委就不再管了。
（实际上59式达到年产千辆的规模要到80年代初期了）
但钢铁又不只是生产坦克大炮。修桥铺路要钢铁，盖房子盖高点也要钢铁。也就是所谓的“基础建设”，基本都离不开钢铁。上海还有个上钢在那儿“就近”取材，钢铁业不太发达的广东早在1954年就嗷嗷叫了，1954年国家进口了65万吨钢铁，其中30万吨是被广东用掉了。
由于钢铁紧缺，在广州湾已经出现了4家拆船厂。废钢在电炉炼钢的时候是用来当“引子”的，往铁水里添加一部分废钢便于快速冶炼，不过在现在的广州，拆船拆得来的废钢是100%回收再利用，把船切割开，拾掇拾掇就直接进高炉再变成钢材了。
广州甚至整个广东地区既没有大铁矿也没有什么煤矿，拆船业可以说是“铁矿”自动向广东跑过来，成本不算高，至少比铁矿石从武汉用火车运过来便宜。
一艘长长的船体被拖入了广州湾，如果是拆船厂的老师傅，可能看几眼就能估计出一个数字：“这艘船不错，至少能拆出五千吨钢铁来”。
然而，这艘“报废船”可不是拿来拆的。不看别的，光看它进入广州湾的时候海军用了4艘炮艇来为其护航就知道这一大坨铁疙瘩不是简单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