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第四十六章，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认真调查研究、认真解决问题，认真学习。不但要学，还要真学、真信、真懂、真用。遇事一定要刨根问底，找到事情的本质，找到本原的规律。
这股认真劲儿不是说着玩的。一个公文包从2022年穿越时空而来，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刨根问底的事。
假装“不关心”公文包是怎么穿越的是不可能的，中央书记处的各位在过去几年并不是不关心，而是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种现象。不但不知道如何解释，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研究。
但主席、总理、刘副主席等书记处成员以及李克农都肯定，一件物品从2022年“穿越”到1949年这种现象，本身有太多的无法理解的地方：
是一件公文包从2022年的世界穿越回了1949年，还是这件公文包本身没有穿越，但周围整个宇宙的时间倒流了？
如果是时间倒流，可目前已知的世界以及可观测的物理规律里，时间从来都是向前流逝的，为什么会“倒退”？怎样才能倒退？
如果公文包是从2022年“掉”回了1949年，那如何解决诸多悖论问题？
比如，公文包对世界的改变，中央已经知道这个公文包改变了世界，抗美援朝三年变成了一年（其中还有半年在谈判），这影响到了上百万人的人生，甚至可以说影响到了整个世界，今后还有更多的改变，整个中国今后都会走入另一个方向。走入另一个方向的世界，在2022年还会有一个叫雷布斯的企业家吗？
或者2022年还有雷布斯这个人，只是他不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手机和消费电子产业技术领头人了，而是个只会拿点散件攒机再用牛皮吹上天的营销法卖货的商人，那书记处还会收到这样的一个公文包吗？
可公文包确实就在书记处的保险柜里，就算公文包biu的一声消失了，书记处所有人的脑子都记得有这个东西、每个人都还在笔记本里写了分析、批注和评论。
悖论还涉及更深的层次。世界是物质的，书记处五人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这个2022年的公文包，它身上所有的物质，理论上都已在1949年存在。里面的曲别针和卡扣，现在应该是某座铁矿里的一撮粉末；里面的塑料，现在应该是某个含油地层里的几滴油花子；纸张和油墨同样也是，组成它们的原子分子，现在肯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当公文包穿越回来的时候，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原子分子是突然消失了吗？还是没有消失？
——看，只要认真起来，穷追不舍下去，其中有太多的疑问。
1951年，李强和聂荣臻，这两位在党内处于核心岗位但又拥有高学历的同志加入阅读公文包文件的小组行列，对公文包穿越这件事的研究仍然没有太多的突破。
但是李强提出了一个“或许可能”的方向：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
“爱因斯坦这个人的脑袋是怎么长的？哎哟，我看书看得脑壳都大了，一个月，还卡在第一章！”
这是一次开会时，朱总司令在抱怨。他手里的《相对论讲义》，前十几页翻出毛边了，但十几页之后的那几百页还是崭新的。
朱总司令：“李强又不在。少奇，你有没有全部看懂第一章？看懂了的话，你来给大家讲讲。现在我们七个人都被迫自学成才，这太难了！”
刘副主席：“我会推导洛伦兹变换了。那，要不我来用自己的理解说说？”
朱总司令：“要要要，从石头、光束、车站和运动的火车那儿开始讲起。”
主席：“那我也得听听，我也卡在这里理解不下去了。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数学困难户哟。”
陈沄：“我才是最大的数学困难户……”
在李强提出“可能得从相对论那儿找答案”之后，书记处和二人小组就悄悄从大学和图书馆里拿来了几本相对论的讲义、读物，有空就猫在屋子里自己看。然后陈沄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法理解“光速为什么不可超越？我坐在飞机上，向前打手电筒，这手电光不是超光速吗？”
直到一个星期之后，陈沄才懂得了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揭示的事情是什么。
“学习相对论活动”发生在1953年上半年，持续了好几个月。七人抽空断断续续地啃了几个月相对论的书籍，当然也没有进展，就连李强也只是啃到广义相对论，了解到奥地利有个物理学家福莱姆提出了一个纯粹基于理论计算的“虫洞”概念或者说猜想，然后就进行不下去了。
但这几个月的活动也是有成果的：
书记处认识到凭借小范围的读书交流根本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但是，中央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扶持、支持和鼓励国内的科学界，主要是理论物理学界展开对前沿物理的研究，不仅限于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时空观，而是所有的前沿物理方向，都放手让他们去研究。
这或许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总有一天国内物理学的研究会接近这个方向的真相。
既然已经定下来鼓励前沿物理朝各个方向研究的基调，因此，1952年苏联发起批判相对论的唯心主义性的时候，国内跟进了一点点，马上就被掐掉了。
1949年苏联都爆炸了原子弹，但是——e=mc^2可以信，爱因斯坦则要批判.这两件事在苏联居然可以同时做到。
1953年1月，中科院组织了一次会议讨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后来人民日报要转载苏联一篇日丹诺夫的文章，这篇文章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说爱因斯坦是个“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和“旧民主主义者”。日丹诺夫的文章人民日报社只是打算刊登，刚确定要翻译，刘副主席就插手过去叫停。
但是，出于不能和苏联的政治风向彻底唱反调的考虑，中央最后还是做了一个折中的决策，那就是理论物理中的相对论方向的研究还是受到扶持，只是在科学界以及国家层次上，媒体回避或者不吹捧爱因斯坦相对论。
在中科院成立前的筹备会议上，总理与束星北的交谈，就正是基于这样的环境。
总理一开始还是有些不解的，国内很早就掐断了反相对论的政治运动，束星北和他的同僚为什么还有这个反应？继续交谈下去才发现，就在1952年下半年，束星北的大学召开了批判爱因斯坦唯心主义理论的大会，在会上束星北不管不顾站起来1vsn辩论，辩到最后脸红脖子粗，拍桌子把手都拍红了。
因此，虽然会就开了这么一次，但对束星北来说印象可太深刻了。
“说我是国内最懂相对论的人，这是浙大当年为了表明自己的师资如何如何强而用的话术，我一向没有这么说过。中国相对论物理的研究还很薄弱，当然量子物理、近代原子物理也都同样薄弱。我在其中说自己最懂相对论，争这种排名第一，并无太大意义，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束星北在总理面前澄清那句“流言”。
总理：“束教授，这确实是事实。国内现在还没有一个成规模的、独立的相对论物理研究所。中科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是搞原子物理的嘛。”
束星北：“总理，我认为，把相对论物理的研究搞上去，并不需要一个独立的相对论物理研究所。”
郭沫若：“束教授，这是为什么呢。中科院现在的学术研究方向，所受的限制是最小的，只要是科学的研究，无论理论还是应用，无论什么方向，无论它的源头来自哪一个国家、来自什么样的人，中科院一概支持。”
束星北：“我希望的是，大学物理的基本教材能阐明一些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和理念，只要比现在稍微多说一点就可以。然后，如果能有几所大学在物理系能够增设相对论方向的研究专业，那就最好不过了。不要求很多，一个物理系一个导师做相对论方向，带三五个学生，就足可以。也不用是博士，硕士就足可以。如果学生是天才，那么我们就收获了一个相对论物理的未来大家，如果学生钻研不下去了，那么他还是一个物理学得很好的尖子，也只是硕士，还来得及转向去干其他于国家建设有用的工作。”
听了这话总理笑道：“束教授，你可不能自贬身价说相对论的研究对于国家‘没有用处’。……基础物理的进步可能不是在几年内看得到用处的，或者十几年、几十年也没有明显的效益，但当有一天国家建设要用到这些理论的时候，最好这些理论已经被我们发现了。”
……
【中央书记处1954年8月30日会议纪要】
｛中科院科学家座谈会上，恩来向束星北提出问题“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小空间内的时间会倒流”，书记处认为，这样的话以后不宜再说。｝
｛今后在理论物理学界，中央的态度应是鼓励科学家自由钻研基本物理学的前沿方向，不应太有目的性地引导他们研究爱因斯坦时空理论。这或许可能会加速找到时空穿越这件事的答案，但更可能会让外国产生一些联想和猜测。｝
｛时空穿越的公文包的重要性，以及时空穿越本身的重要程度，我们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