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砥砺奋进的1953年
第三十四章，砥砺奋进的1953年
“陈外长、陈副总理：”
“年底将至，又到各会员国缴纳联合国会费的时间。但根据联合国大会之《联合国成员国义务责任公约》第五条款，会员国的联合国会费总滞纳额超过新近两年会费总和之时，该国才会在联合国大会上被处以不能列席参会之处罚，且这一处罚如遇到联大召开有关重大事务的紧急会议、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建议召开的防务安全听证会，则不生效。”
“我国1951年之会费由蒋介石政权缴纳付清；1952年之会费我们按照期限全额付清。1953年如国家外汇支付存在困难，可断然拖欠，并不会影响到我国在联合国担当责任和行使权益。联合国会费拖欠在当今并非个例，我们没有太多心理负担。”
“伍修权顾维钧1953.12.10”
好家伙，驻联合国的代表团主动建议外交部，如果国内钱周转不开，可以暂时当“老赖”。
中国在2020年的联合国会费是4.1亿美元，1953年的联合国没这么大手大脚，毕竟第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是1956年才派出的。按照各种计算公式算出来的中国该交的会费是167万美元。这个数字不多，也不少。如果按照去年年底中国手头只结余800多万美元的家底计算，167万美元还是有点肉疼的。
好在财经委和外汇管理局今年的手头没去年那么紧了。扣除各种预支款、扣除年度该还的贷款之后，外汇管理局年底手头可以随时动用（主要是应急）的各国外汇折合1770万美元，是去年底的两倍多。
在1953年下半年，出口导向的纺织业建设项目开始陆续投产，给创汇带来的效应越来越明显。在仔细研判国际纺织业的市场空间，以及听取在香港的英国中介商的行业预测之后，中央果断决定，纺织业带来的外汇收入增加值当中的60%又投入到了纺织产业中，以进一步扩大优势领域。
其实也只能投入到纺织产业。纺织机械是当前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大背景下，为数不多的尚可正大光明地进口的工业机械之一。
而且中国也不是可以想买啥就买啥，还是遇到了一些限制。英国拒绝出售最先进的纺纱生产线，好像是因为英国的一部什么行业保护法案，只能对外出售“次最新”型号的纺织机械。但这种“次新”的机械对于国内的纺织业也够用了，当前国内的纺织企业设备参差不齐，新的有战后投产的机械，旧的纺织厂还有清末和北洋时期的设备。1945~1948年出现的纺织机械拿到国内，绝对能提高纺织业的总体技术水平。
不过英国的这个出口禁令也给中国提了个醒。一五期间苏联援助的纺织机械厂被加强了，而且国内正在筹建第二个纺织机械厂。根据科技小组的指示，两个纺织机械厂都被定义为“技术研发+生产”的综合型企业。
纺织业的“计划外”发展还带来了另一个效应，上海及周边地区、珠三角地区几座城市都因此而扩张得很快。广东省委比较有远见，早早就在香港发行“地方债”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1953年，广州的用电量步步攀升，到年底接近饱和，但新的燃煤发电厂以及电煤码头就快竣工了。
不只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整个中国范围内，1953年各省、区、县都在乒乒乓乓地动起来。91个重点项目所在地、200多个其他“非重点”的援建项目所在地，厂房和建筑成片地拔地而起。虽然这些项目大多是重工业项目或者说军事工业体系内的链条产业，但各地政府和党组织还是收到了很明确的工作考核要求：
城市就业率、城市和乡村的平均收入、财政收入、财政和建设支出、小学入学率、成人扫盲成果。
考核和工作成效要求是明确的，但实现的路线并不是中央定死的。在有一些产业或者事业方面可能对省区县有要求，但并非全部工作都“被安排了”。
这种工作方式中央是从1952年初开始施行的，1952年全年——有不少地方搞得还是比较混乱的，从县长县委书记到下面的基层干部年初如没头的苍蝇，年底如热锅上的蚂蚁。
1953年比1952年总体上有改善，这不是做数据做出来的而是真实的改善。这其中既有干部队伍的强制培训、自我学习、实践提高，也少不了换人。
……
“那个什么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一出手就甩出个170万美元的单子，9月我们开始交货，他们9月底把钱款付清，然后就没了？”
国资委主任李富春咂巴着嘴问道，“他们就不想再多订点儿吗？”
李强：“我猜，他们是在鼓捣点小动作。现在他们应该是在痛苦地纠结，是干脆把这晶体管给仿冒了呢，还是直接买断专利。”
李富春：“仿冒可不地道。买断？你们不是在海外先挂了个专利申请，然后故意卡流程吗，在申请过程中的专利当然也没法提出买断要求……再说我们也不会把制造专利授权出去，这可是赚大钱的玩意，而且也是关系到国防科技的。”
李强：“这可未必。外国这一行的水太深了，如果我们没法保证自己的专利权益在海外变成收益，寻一家过硬的代理公司也未尝不是办法。但是啊，我感觉，这个什么东京通信，现在该发现自己仿不了这东西，我估计，年底他们就会来再找我们了。”
中国电子产业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在1953年9月1日正式发货的。20枚晶体管分四批陆续交付给了这个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他们拿到手之后经过各种测试，证明功能和描述的一样，良品率符合合同要求，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这让李强、电子工业局和774a厂好一阵惆怅：这可是利润率300%+的买卖！这位日本朋友，能不能多买点？请留步，请留步……哎！
“日本朋友”既没有回来投诉，也没有追加订单，就这么从9月一直放鸽子到12月。
1953年前11个月中国外贸总额83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37亿，进口46亿（含贷款输入的设备总价）。晶体管出口是其中的一股清流，主要就是利润率太高了。
要知道现在纺织品出口时实际上要退税的——如果不退一些税，现在国内的纺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实际上是没价格优势的，或者说香港的中介商人不愿意收。而晶体管呢，进出口贸易的时候不但不退税，而且相对于它的出厂价，几乎等于外国人在给我们白送钱。
可惜就可惜在晶体管出口只有170万美元的总额。
既然没在国际上广泛打开市场，那李强就得推出后手了。1953年12月，天津产的“梅花”牌小型收音机下线。
“梅花”牌小型收音机内置4个晶体管和1个真空管，体积重量小得一般人根本不认为它是收音机。搞普通外贸的外国商人不认识三个脚的黄豆大小的零件，收音机总认得吧，这么小巧的收音机绝对能大卖吧，只要卖出去，1954年电子产业的外贸额又能嗖地往上窜。
北京计算机中心设计的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浑金”进入设计冻结阶段，然后就是漫长的组织生产制造以及零部件进口流程。现在计算机上的核心零件倒是能自产了，可还有不少种类的零件得进口。上海计算机中心的中国第二台计算机“璞玉二号”倒是制造得很顺利，1953年10月第一次运行。
璞玉二号运行后不久，同济和上交询问他们学校能不能自己也配置一台璞玉三号四号什么的，造出来了就学校自己用，不用申请机时。这件事李强让他们“等等”，因为晶体管时代就要到来了。
1953年底电子工业的另一件大事是军用连排级便携步话机（对讲机）竞标。
这是1951年李强、王诤安排下去的工作，两年了，天津和上海的厂子该出活了。
上海无线电三厂拿出的果然是山寨的an/prc-6，全机用了4个真空电子管和2个晶体管。他们拿到晶体管的技术手册和实物后确实做了一些修改，山寨机比正品的an/prc-6还短了1厘米，重量也轻一些。
天津无线电厂拿出的是自行设计的对讲机704型，全机使用了6个晶体管。他们拿到晶体管手册之后把原先的设计方案几乎推倒重来，但让李强摇头叹气的是，天津厂的704型对讲机用了全晶体管，体积重量竟然和上海的山寨改进型差不多。
看来天津厂的工业设计水准有待提高啊。
第三个竞争者是“额外”闯入的，设计单位是南京特种电信技术研究所，“小红楼”。
小红楼这是搂草打兔子，他们拿到晶体管的技术手册，本来是要他们用来改进现役雷达或研发新雷达时用的。可了解到总参通信部在进行军用对讲机的招标之后，小红楼愣是在3个月之内攒出了一个对讲机的样品，跑来竞争了。
这个对讲机……想不到吧，在三个样品中体积最小、重量最轻。
“看看我们的步话机，大家不要笑话哈。”
“南京机”的主任设计师韩乐用最得意的语气说最谦虚的话。
“我们小红楼呢，是个雷达所，只是雷达这东西也是电子工业范畴，和对讲机沾点儿边，所以也硬着头皮着做出来一个，让大家见笑了见笑了。”
小红楼只分配了两个人来做对讲机，一个主任设计师，一个副主任设计师。而且这两个人还不是全职设计对讲机的，他们还是314乙雷达的改进设计小组成员。韩乐的这番话让“天津机”和“上海机”的设计小组脸上风云变幻：明知道你是在炫耀，可就是找不到把柄，好气哟。
“你们这个步话机这么小，它的通话距离能保证吗？”
韩乐：“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关，不过标书上写的是平原10公里，我想达标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就是不知道和你们的型号比起来如何。不过也没关系，通话距离达标了就过关了，超出1公里只加1分而已。待会儿测试就见分晓了。”
“三个团队的同志，现在招标测试第一项开始。”
总参通信部，负责竞标事务的蒋凯雷处长一脸严肃地宣布事情。“请各团队确定自己的产品处于可进行测试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