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4章 纪年（附小剧场18）

与此同时，汪舜华想到了另外一件事――纪年。

纪年的方法很多，帝王纪年、岁星纪年和干支纪年等等，但不太方便；尤其现在新纳了朝鲜和汉昌等六省，这些地方都有自己的纪年方式，如果要测定时间，以明朝的《大统历》纪年也行。

汪舜华很怀念从前的公历纪年，从某年到某年间隔多久一目了然；未来多少年表述也准确无误。

但是要想引入西方的纪年方式，现在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刚刚当众给了人一巴掌说这家伙是个居心不良的臭流氓，马上转头说这人还有不错的地方要奉若上宾，汪舜华的变脸技术还没这么炉火纯青。

何况，纪年是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的。别说改变纪年方式，就是历书上一个小的标准的调整，那也是大事。

当年景帝就碰到过：《大统历》最初用的昼夜时刻是南京数值，迁都北京后因为首都地位未定，一直没有修改。北京纬度高于南京，昼夜时间也就不同；尤其北京的冬至日夜晚和夏至日白天时间各比南京长达三刻，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

有鉴于此，正统十三年冬，钦天监编造次年历书时，昼夜时刻数值采用了最新的北京实测结果，结果“夏至之昼、冬至之夜，俱书六十一刻，见者皆骇愕，以为振古未有之事。”

景帝倒是没跟汪舜华议论这是不祥之兆，不过听内官说，出去采买的时候听百姓议论“历法是朝廷德政的根基，这次《大统历》的修改，恐怕会动摇朝廷根基啊。”

因为次年即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包括岳正在内的很多士大夫都将二者修改联系起来。

果然景帝继位不久，就收到天文生马轼的上书，对改历一事提出异议。景帝命礼部会官讨论，最终于年底拍板，认为北京观象台位于“尧幽都之地”，其昼夜时刻不能作为时刻制度标准，否定太上皇变更《大统历》昼夜时刻的做法，将昼夜时刻改回南京旧制。

除了否定老哥的政治需要，很难说跟“祖制不得擅改”的传统观念有关。

纪年如此重要，要想改动必须有过得去的理由。

汪舜华首先想到的是――国土面积太大，朝廷制定的历书不能及时送到，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

历书只有在皇帝举行完“进历仪”后才能公开发行。进历仪是重要的吉礼，几经修改完善，流程繁复，场面恢宏。除了朝参的官员、天文官和礼官，各国朝觐使臣也要参加，站在僧官、道士之后；国子监的太学生也要穿着公服赴奉天门五拜三叩头。此外，还会允许普通士民参加，体现皇恩浩荡。当然随着人员成分的复杂，不仅闹出过在陛前争执、喧竞违礼的新闻，还出现过不少百姓借机请求昭雪伸冤的突发事件。

但颁历日并不是一定的，最初在冬至前一日，后面十月朔、九月朔来回变，太宗时代改在十一月朔，历史上直到嘉靖十九年又改为十月朔。

所以改日子，没有祖宗规矩的约束，不过似乎没有必要。

虽然冬月才颁历，但是每年二月初一，钦天监就造好来岁历样，进呈御览。获准后，照历样刊造十五本送礼部，由礼部派人送至南京及各布政司。直隶诸府州历日，为钦天监负责印造；各布政司，则由朝廷预授钦天监历日印，待每年礼部发来历样，照之刊印，并每本盖上历日印，到颁历日期，才能发放民间。

因此颁历仪仅仅是个仪式，实际上全国各省早就拿到了，否则两个月根本不能确保送到各地，更别说发到百姓手里――这玩意跟百姓生活紧密相关，大家要根据吉凶宜忌安排行事。

而且不许私印：每本历书的首页除了钦天监的防伪印章，还有声明：“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这还是有法律依据的，《大明律》有“伪造印信历日等”一款：“凡伪造诸衙门印信及历日、符验、夜巡铜牌、茶盐引者，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

私印历书和伪造官印甚至圣旨同罪，就问你怕不怕！

汪舜华和群臣讨论：“既然已经一统，必须保证朝廷历书能够在各省通行，这是关乎正朔的大事。今年二月初，来年的历样就已经开始分送各地，包括景泰等省。但是能不能及时拿到、及时颁布还是问题。如果因为风浪等原因不能及时送达怎么办？”

群臣不知道汪太后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钦天监监丞贝琳只得回奏：“从北京到景泰府，需要半年左右，臣估计他们十月能抵达，届时开始翻印，只要加班加点，想来……”

汪舜华很不客气：“正常情况下需要半年，万一风浪太大，或者天气不佳不能出海，耽搁了时间，怎么办？再说，十月到，十一月初一就要颁历，怕怎么都来不及。”

贝琳显然是计算过：“南方各省，气候风土和内地差别很大，中原地区奉若圭皋的二十四节气那边未必适用；而且语言不通，便是颁发了，恐怕需要的也不多。”

汪舜华道：“那又怎么样？就算是废纸，朝廷也必须在此之前把样历给他们，否则人家会不会真认为天高皇帝远没人约束？”

――连样历都不能准时准点送到，会不会滋生他们的不臣之心？

贝琳退了一步：“可以把进样历的时间提前到正月。”

汪舜华摇头：“二月初一进样历，不迟了，能提前多久？再提前也不能提前到正月初一！”

贝琳试探着询问：“以太后的意思？”

汪舜华道：“我在问你的意思。”

贝琳道：“臣无能。”

商辂为他解了围：“要不以后进样历的时候，就进未来两年的，提前颁给汉昌和南方四省，教他们提前准备就是。”

贝琳道：“商学士之言，极是。”

汪舜华沉吟了一下：“可以。你们还可以把未来五到十年的都推算出来，赐名‘万年历’。”

贝琳很高兴：“臣领旨。”

汪舜华道：“你先别急着高兴。有个问题：怎么标注？”

什么怎么标注？

贝琳有点发蒙，商辂想起来了――上次制定建极制钱的发行计划的时候就发现了，涉及到几年几十年后的事，怎么写？谁能保证到时候年号不变？还是改用甲子纪年，谁知道这是这一个甲子还是下一个甲子的？

――万年历的编订也有这个问题，建极二十年可以，建极三十年，现在就写，恐怕有点亏心。

汪舜华道：“我是想着，西方那种纪年方式很有点意思，我们也可以学。以某年为元年，一直往下计算，不受朝代更迭和帝王年号更改的影响。”

群臣对此当然强烈反对：“没有必要！”

这会儿面面相觑：太后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提议？是不是她要为自己篡位做准备？

章纶马上站出来大骂赞玛提欧狼子野心，而且对太后不敬，罪该万死，汪舜华笑道：“又是这话。听蛤蟆叫，就不种庄稼了？这点出息！那赞玛提欧千错万错，有一点我倒挺佩服他的，能够不怕千难万险万里迢迢跑到中原来传教，哪怕对中原一知半解甚至汉语都说不顺溜，小六十的人了，都还能从头学起，这份执着和坚韧，这份诚心和勇气，你们谁有？什么时候我们的儒生和尚道士也能像他一样，跑到欧罗巴甚至更远的地方去传教，那才叫有出息；也别说这个，就是吃到碗里的朝鲜汉昌南方四省，你们能下定决心，以夏变夷，让那里的人民和中原百姓一样永沾圣化同沐天恩，就算是长进了。”

她没有给大家太多的反对机会，而是给出了选择项：“是选择黄帝纪年，还是孔子纪年，或者秦始皇纪年？”

前两者，是以黄帝或者孔子诞生那一年为元年，后者以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年份为元年。

果然，有了选项，大家就顾不上反对，而是做起了选择题。

不出所料，儒生们集体赞成孔子纪年；武将们对此本来不感兴趣，但是看到儒生们这样，于是赞成黄帝纪年――这些年文官们势力急速增长，又在开疆拓土等方面与武将发生了分歧。

本着对头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武将们选择了另外一个方案。

但汪舜华反而犹豫了――主要是黄帝出生的时间是不明确的。西晋皇甫谧著《帝王世纪》，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里头关于三皇五帝的享国年数算是最权威的。按照这部书的记载，黄帝在位100年，加上以后历代帝王的在位年数，可以推断黄帝继位距今的时间；但问题在于三皇五帝动辄在位七八十年上百年实在太过于魔幻。

孔子的出生年份同样待考，当然最根本的是文官们一直要求还政，并大力反对开疆拓土，动辄“在萧墙之内也”或者“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来进言，实在让汪舜华心里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