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流亡香港，遥控大陆
第19章流亡香港，遥控大陆
拜码头香港立根
到达香港以后，杜月笙与钱新之等人一同暂居在九龙半岛饭店。由于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生活起来很不方便，真正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尤其是到香港不久，就传来了让他无比震惊的消息，日军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公共租界，与爱国青年发生激烈冲突。租界巡捕、汉奸走狗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大肆捕杀爱国人士，一时间上海滩凄风苦雨，人心惶惶。
身在香港，杜月笙十分担心家人和亲友弟兄的安危，自己就这样偷偷离开上海，日本人一定不会放过“杜门”，除了三太太孙佩豪已经带着两个儿子维屏、维亲去英国留学，其他三房太太和几个小儿女仍然滞留上海。
杜月笙心急如焚，几经策划，终于在学生门人的护送下，将四太太姚玉兰及长子杜维藩、长女杜美如等人接到了香港。而大太太沈月英深染毒瘾，憔悴异常，根本无法也不愿意出远门，一直到1938年底，沈月英重病难医，凄凉病逝，夫妻二人都不曾再见一面。至于二太太陈帼英，也想看看风声，暂时不走，这样一来，杜家的四房太太竟分隔三地。
杜月笙到达香港不久，“小八股党”中的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和秘书翁左庆、胡叙五等人先后也抵达香港。当时的香港还不曾为战火所波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日益繁荣，但对于杜月笙来说，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刚到香港时，很多地方不适应，尤其是生活起居与待人接物上的差别，让杜月笙很不习惯。这本是常事，但香港人欺生，经饭店茶房添油加醋往外一传，顿时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名震黄浦江两岸的青帮大亨何曾受过这样的气？
虽然杜月笙在上海滩红透半边天，但帮会中有句行话，叫做“强龙不压地头蛇，唯有行客拜坐客”，此时的杜月笙只能算是“行客”，何况这个“行客”终究是个“逃难”的，不可能像他在上海滩一样颐指气使，威风八面。
据说杜月笙刚到香港的某一天，公馆内突然闯进一位彪形大汉，手持枪械，对准四太太姚玉兰，喝令她褪下手臂上的金镯子。威逼之下，姚玉兰唯有照办。
那位大汉临走之际向姚玉兰说：“我们并不稀罕这点东西，拿去只是做个标志。你丈夫是上海大亨，彼此原属同道。到了香港，莫说依照帮规，应该认识‘前人’，若论平常交游，行客也须先拜坐客。你丈夫未免太托大了，所以我们不得不玩上这一套。”言罢扬长而去。
后来杜月笙得知此事，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自承失意，确属理亏。于是，访得当时在香港帮会中德高望重的谢老头子，备了红帖，登门造访。二人一见面，意气相投，互慰平生，显得十分融洽。果然，第二天就有人登门将金镯完璧归赵，赔礼谢罪，就这样，杜月笙与当地的帮会组织渐渐搭上了关系。
为了能够更加稳定地立足香港，重建自己的威势，杜月笙头一桩要做的事就是结交本地的势力，但香港的黑社会自成体系，香港属于洪门的势力范围，青帮在香港不但没有立根，连露脸些的人物也找不出一个。
不过一向聪明绝顶的杜月笙很快找到了突破口。他的“四大金刚”之一芮庆荣有一个徒弟叫夏连良，夏连良有一位弟兄叫李裁发，早年曾在上海新光戏院谋生，后来拜在青帮“通”字辈老头子王妙纪的门下，经夏连良的介绍，得以结识芮庆荣。
因为在上海闯出祸端，李裁发逃到香港，混迹多年，还纠集了一帮从上海跑马厅来香港谋生的马夫，大家奉李裁发为老大，由此在香港黑帮中渐有声名。芮庆荣来到香港不久，就与李裁发取得了联系。杜月笙听说以后，虽然觉得李裁发势力相当渺小，但目前还是可资利用，于是示意芮庆荣，搜罗李裁发等人，充实青帮在香港的实力。
单凭李裁发，很难在香港打开局面，于是杜月笙又从上海找来了一个紧要人物张子廉，杜月笙要他来香港的目的只有一个——迅速建立与洪门关系。
张子廉是杜月笙的门人，虽然在香港也没什么势力，但他却是洪门中人，与香港洪门早有关联。早在1923年，张子廉与另外四位洪门大佬向松坡、朱卓文、明德、梅光培，在香港共开一座五圣山，结拜为异性兄弟。按洪门规矩，开山需设香堂，五人分别立了堂，取“仁义礼智信”五字，再加上各人名字中的一个字，立了堂名，譬如梅光培为“义培堂”堂主，张子廉为“信廉堂”堂主。
为了扩大帮会的影响，促进帮会的发展，五个人分别在不同的地区从事活动。朱卓文与梅光培早年都随孙中山参加过革命，因此在广东、香港一带发展；张子廉与向松坡在上海发展；明德是河南人，在内地发展。
后来，朱卓文因得罪广东军阀陈济棠而被秘密处决，梅光培后来也因病去世。但此二位洪门人物旅港多年，在香江两岸结下不少的兄弟，建立起一定的势力。张子廉来到香港之后，头号任务就是利用他过去与朱卓文、梅光培的老关系，与香港的帮会组织建立起联系。
由于张子廉本身是洪门中人，身份的便利让他很快得到认可，刚到香港不久就与洪门的弟兄拉上了关系。尽管他也只算是个“行客”，手头还相当拮据，但是他对香港的洪门弟兄一掷千金，诚心交好，双方渐渐拉上了关系。
香港的帮会组织也很聪明，晓得杜月笙的能量极大，因此有一些人也想借杜月笙的威名扩大影响。其中有一位风云人物叫杨庆山，他有一个副手叫刘联珂，正在写一本书，名为《帮会三百年革命史》，还专门请杜月笙题字。
杜月笙不擅舞文弄墨，又碍于情面，于是转请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杨千里代笔题字。为了加强联系，杜月笙自掏五千港币，替刘联珂将《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印刷十万册，广为发行。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联络，杜月笙的座上客越来越多，大家互通声息，彼此担当，这为他在香港的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由于来人日渐增多，杜月笙不得不搬出九龙酒店，在九龙柯士甸道租了一幢三层小楼作为临时住宅，将太太、儿子以及学生子们安置在内，这幢三层小楼虽比不上上海杜公馆那样冠盖如云，但随着杜月笙周围各式人物的增加，也开始车水马龙，日益热闹起来。
组织赈济事务所
自杜月笙离开上海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的重心开始向武汉转移，继续组织全民抗战。日本帝国主义也渐渐感觉到，单纯采取军事手段，很可能无法彻底征服中国，于是转而推行“以华制华”的殖民政策，企图扶植傀儡政权，达到统治中国的目的。
1938年初，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表示：“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共同发展，而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
为了建立傀儡政权，日本军国主义者四处活动，笼络亲日派人士。这种做法引起了亲英美派代表人物蒋介石的焦虑。他十分担心，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会趁势而起，损害自己的利益，于是想方设法阻止一些受到日本青睐的人物弃己投敌，并采取一切关系，争取中间派为己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