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巧施手腕赢下生意
第17章巧施手腕赢下生意
谋取到通商银行
1934年11月，《申报》主人、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史量才由杭州回上海，汽车行驶到海宁县附近翁家埠达闸口时，遭国民党特务伏击不幸去世。杜月笙也因此顺理成章地由副会长扶正，并接手《申报》，这让他的声望与地位更上层楼。
但他并未就此满足，当时上海有所谓“五大团体”，若按重要性与权威性排序，以上海市商会为首，其次才是地方协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和航业公会。
杜月笙觊觎上海市商会由来已久，但白相人出身一直都是他的先天缺憾，虽然有不少高阶层人士和杜月笙建立起不错的友谊，但是绝大少数人都对杜月笙敬而远之，不屑来往。这种缺憾难以弥补，于是杜月笙开始施展八面玲珑的手段，将王晓籁推上上海市商会的宝座，自己甘居幕后。二人结为搭档，权势均沾，相互为用。如此一来，杜月笙在工商界愈加如鱼得水，无往不利。
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杜月笙也不例外。虽然他声誉无数，威名远播，但仍然阻止不了他继续追逐名利的脚步，这一次，他把目标瞄准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头把交椅。
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于光绪二十三年，是中国最早的一家银行，由大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创办。盛宣怀去世之后，这家银行一直由傅筱庵掌管。中国通商银行是除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就连宋子文、孔祥熙都想染指该行，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世易时移，到了1933年，民国政府开始“废两改元”，1935年，推行以整饬金融铁序为由的“法币政策”。正是在这种有利的背景下，绝顶聪明的杜月笙略施手段，竟然将中国通商银行从傅筱庵的手中转移至自己的名下。
1933年之前，民国政府依然沿用银两和银元的并用，常常导致金融秩序的混淆不堪。而早年开设的银行，不管官办还是民营，都有资格发行纸币。发行钞票的利益极大，可是风险同样很大。由于时局变化无常，国人往往更重视硬货而轻钞票，但凡发生时局变化的风声，就容易发生挤兑风潮，如此一来，银行面临极大的倒闭风险。
1933年之后，大力推行“废两改元”政策，正巧赶上国际银价急剧攀升，两年之间，我国白银外流净值高达九亿多元，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打击，于是通货紧缩，物价大跌，百业萧条而产业濒危。国民政府迫不得已，采取断然措施，停止使用银本位，实施“法币政策”、同时颁布法令：一切白银收归国有，集中发行于国家银行。
“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1936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流通于市面的纸币，逐渐以这四行发行的钞票换回，停止使用。“法币政策”推广以后，以往有权发行钞票的公私银行都必须分别加以“清理”，否则，国家银行唯有被迫大量发出法币换回各银行的钞票，那么，不但国家银行要代所有银行背上包袱，而且极可能使法币一登场便步上“通货膨胀”的噩运。
为了防止各家银行私印纸钞兑换法币，国民政府一直把这件事做得高度保密。在“法币政策”公布前，国民党政府开始调查享有钞票发行权各家银行。经过调查，有发行权的银行一共是十二家，其中，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钞票有三千四百万之多，被列在清理名单之中。
为了能顺利清理掉这些银行，国民政府开始对症下药。所采取的手段是，先由中央、交通、中国三家银行秘密集中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钞票，选择有利时机，突然前去兑现。倘若无法满足兑现，便以“准备不符规定”的事实，报给官方施加检查，最后再以维持金融秩序为名，提出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长，予以全面控制。
虽然傅筱庵精明能干，中国通商银行财力雄厚，发展平稳，但由于一个意外的因素，迫使傅筱庵陷于困境，无法自拔。原来，傅筱庵眼见上海地价暴涨，不免为之动心，深感机不可失，于是斥资一千万，在闹市区盖了一座巍巍豪华的“中国通商大楼”，投资不可谓不空前。
投资地产几乎占去了银行发行额的三分之一，手头吃紧，未免捉襟见肘，无法满足兑现要求。官方抓住傅筱庵这一弱点，准备对中国通商银行展开清理。
傅筱庵岂肯轻易退让，他多方奔走，从中作梗，意图挽回败局。国民党政府抓住他曾经资助过北洋军阀的小辫子，以阴谋祸国之名，下令通缉查办，吓得傅筱庵慌忙出逃，一直逃到东北重镇大连藏匿起来。
傅筱庵出逃，中国通商银行群龙无首，乱作一团，而“中国通商大楼”尚未竣工，眼见着中国最早的一家银行就要寿终正寝了，若果真如此，势必在上海金融界引起空前巨浪。财政部长宋子文也并不想真的让它倒闭，而是意图控制该行，获取更大的利益。
既然傅筱庵“负案在逃”，无法回上海处理检查事宜，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中国通商银行倒闭，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周折一番找到杜月笙，希望他能出头处理此事。
杜月笙乐于从中斡旋，一来，可以彰显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二来，这件事情实在是大有油头可赚，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毅然挺身而出。
首先，杜月笙向国民政府力保傅筱庵，请求取消通缉，让他回上海处理通商银行的账务，即使通商银行滥发钞票，也应由傅筱庵出面负责清理好。
国民政府拨了一个面子给杜月笙，于是杜月笙立即托人带信给傅筱庵，言明：“不管怎样，傅先生不能一走了之，请先生回沪把中国通商银行的账目算清，天塌下来，有杜某人顶着。”
傅筱庵收到杜月笙的来信，甚为感动。他舍下巨万产业，仓促出逃，实为迫不得已，如今杜月笙愿意从中担保让自己回沪，他十分高兴，也很感激杜月笙，逢人便说：“杜先生为人四海，铁肩担道义，我决定回上海，刀山火海，在所不辞！”
傅筱庵深知杜月笙十分好面子，自己在外边吹捧他，他不保护自己都不行了。于是，他又大摇大摆地回到了上海。
傅筱庵回沪后，先是拜谢了杜月笙的大恩大德，并承诺，只要不追究祸国之罪，不通缉查办，他愿意配合官方对通商银行展开业务清理。
首先，他查明了中国通商银行的亏欠，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投资一千万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楼，以三百万元的价格低价转手，又七拼八凑，勉强算是还清了债务。
遭受如此打击，中国通商银行只剩下一个空壳，债务虽然全部了结，但库存罄尽，眼看关门大吉了。这个时候，宋子文、孔祥熙感觉火候已到，于是授意杜月笙出面，以挽救之名，代中国通商银行要求中央银行入股通商银行。傅筱庵心灰意懒，无力回天，只得应允了下来。不久之后，中央银行便将大量的官股塞入中国通商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