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10章

我转学后的第二年，无意中听说周老师也结婚了。

消息来源于跟周老师一个村儿的其他班级同学。

那会儿我们流行玩跳一种花式橡皮筋——两条腿有韵律的蹦跳的同时，把两根弹力很大的皮筋绕来绕去，空中飞针走线，最后分花拂柳，结束时两条腿不被橡皮筋缠住，就有那么厉害。并且跟升级打怪一样，跳的花样儿不断翻新，不断加码，越来越繁复，难度往上拔。

因为跳得好，喜欢这个游戏的同学常常来围观，跟着就是揣着要把人比下去的心思加入进来。大伙儿开始斗跳橡皮筋，比谁跳得好，比谁升级得快。就这样，通过跳皮筋扩大了社交圈子，我们认识了一个外班的陈姓学生。

陈同学的父亲是个村医。

陈家专门开辟了一间屋子看诊，那屋里几面墙上的柜子和木架上都放的中药材，满屋浓郁的药味儿。

因为听说陈大夫医术还不错，后来有次我还去请过他给我奶奶治支气管炎。

我奶常年呼吸就像在喘粗气，喉咙里发出拉破风箱一样的粗粝的声音。

那天我吃了午饭就出发，一个人徒步穿越几个村儿去请人。很不巧，陈大夫出诊了，我直等到晚上九点多他才回来。他人很好，不管那会儿夜已深，简单问了下我奶的情况后，立刻收拾了些可能需要用到的西药，背上药箱就跟我走。走到半道，碰上爷爷和大伯拿着手电筒找过来。他们不知道陈大夫家，是一路打问过来的。

我去请大夫的事情只给奶奶打了声招呼就走了，结果半夜都还没回家，爷爷差点没急死，狠狠把奶奶骂了顿，家里闹出一场不小的风波。我倒没想多的，也一点儿不怕。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陈家，只知道他在什么村，然后非要在人家里等，从中午等到晚上九点，很执着，就想给奶奶一定要好大夫请到。

陈同学得知我们是马鞍村村小转过来的，说，噢，马鞍村小学？我知道！我们村那个得了羊癫疯的男的就在你们村小教书嘛。

我们立刻问：“是不是姓周？”

“对的，是姓周。”

“那就是我们的周老师诶！”

其实问姓氏实在是多此一举，我们那儿十里八乡也就他一个得那个病。所以当年他第一次发病，在村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离开了马鞍村小后我们越发怀念周老师，他严格的教育模式已开始让我们尝到甜头——我们几个中途转过来的插班生在班里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全拜周老师的竹篾块所赐。

新学校不流行打手板心了，它流行罚站——到乒乒球台上去站一节课，流行抄作业，或是一个人做大扫除。这太软乎了。

棍棒底下出孝子，黄荆棍儿出好人。

这话不是没道理的。

我们几个自然要向那同学打听周老师的近况，他家住哪儿？他家里都有些什么人？他的病好些了吗？

“应该好些了吧。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大半年没来找我爸抓药了。”然后陈同学用一种我无法形容的表情和语气，撇着嘴告诉我们：“你们周老师结婚了，晓得吧？就今年三月份结的婚。”

我们几个登时就愣住了，无声地相视一眼。

大伙心里都隐秘地浮出同一个想法——周老师他那个病，竟然还有女人愿意嫁给他……

我敢肯定，这个想法绝对不止我一个人有。

这个想法真是罪过。

我们就像是犯了错的孩子，但能及时认识到错误并立刻改正，善莫大焉。因为我们几乎是在愣过之后，都不约而同为得知周老师结婚了而表现得非常开心。

当然我们知道这份开心那么心虚，越开心，越心虚。它是有作用的，要来消除掩盖我们心里不该有的那种可恶的负罪想法。

这还不够。不知谁起的意，说咱们约个时间一起去周老师家，送去迟到的恭喜祝贺吧。

其余的人立刻附和。

我们六个半大孩子，我和堂姐、六队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和四队的两个男孩子，六个人都是第一次干这种“大事”，很严肃，也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我们坐在膝盖高的胡豆丛下，各抒己见，热烈地商讨着该给周老师送什么新婚礼物好。

凑钱买不可能。那年代大人的兜里都没几块钱。

往往要用大钱的时候，好比我们每年开学，大约都要交十多二十块钱的学杂费，这就是个大钱。为了凑足钱，每到开学前，大人们就要集体赶一次集，卖米卖粮食卖家里地里收获的菜蔬、水果、禽蛋……凡事能卖钱的都行。就这样才能得来几个钱给我们交学杂费。何况给我们零花钱，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们也不可能向大人要这个钱。我们只想悄悄干这个事情。如果告诉大人，事情就变复杂了。一来，都知道家里经济困难。二来，因为周老师结婚已经结过了，当时他又没广发结婚请帖，这只是事后我们想给与的恭贺。三来，在那时候的农村，要很亲近的亲戚，才会在别人并不喊吃席的时候仍会送礼物过去。

我们猜测大人们大概率是不愿同意这桩不划算的“破费”之举，所以，我们只想要悄悄干成这件“大事”。

并且，礼物最好是现成的东西，不用再花钱买的，价值合适的。

贵重的我们出不起，只能想一些便宜又体面的礼物。

大伙儿想了半天，想起家里给那些生了孩子的人家“打三招”——就是孩子满月办席，送母鸡送鸡蛋送红糖之类，喜庆，人家收礼的也开心，于是决定送鸡蛋和糖。

红糖不好搞，一般人家家里不常备，但水果糖几乎每家都有，存着专门用来送礼的。鸡蛋就更好搞了。农村人家，家家户户都养各种家禽。春天的时候，鸡仔都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孵。防着老鹰来抓小鸡，还是这个季节我们小孩子必不可少的家务活儿。

堂姐是我们几个年龄最大的，她权威地说，好事成双，结婚是好事，送礼要送双数。

我打算送二十个鸡蛋给周老师。

鸡蛋能吃掉，糖的话，估计会被周老师存着再送人——哎，主要是家家户户都这么干。

那个年代糖果是送礼的好东西。一包糖，大约就一斤重，索价几块钱。若是用现在的眼光看，只看着那很普通的劣质透明塑料袋外包装就会嫌弃，多给一眼都是浪费的那种心情，但那年代，它是送礼佳品。

正因此，收到礼的人家往往舍不得吃，会存着再当礼物送出去，结果送来送去，最后转一圈儿又回到自己手上……

那年代也不讲究啥保质期。都没保质期这个概念。除非肉眼可见里面的糖化了，黏糊糊的沾在一块儿，或者长虫了，这才撕开塑料袋，拿出来赏给孩子们吃掉。

我回去后，先去看了看灶房里的陶土缸，里面只有几个鸡蛋。由于鸡蛋不够数量，这就没办法了，我只好去打开爷爷那个卧室的谷子柜。

爷爷屋里有一个大柜子，里面装了一柜子当年新收的稻谷，晒得很干燥。他把人家送礼送来的糖果，都埋进这柜子的谷堆里。谷子柜阴凉干燥，能防虫隔潮，又能延长糖果软化的时间。

我垫着脚尖儿拉着柜门上的铁环费力地提开它，然后把手深深插进谷堆里去摸糖。

爷爷满六十大寿才办了席不久，收了很多糖。平时又送来送去，根本都没计过数，拿他两包走，他也发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