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大磨沟大云寺

在管涔山北部，山高坡陡山大沟深，至此渐放宽且放缓，沟内有砂石，村民们将砂石加工成石磨出售，故名大磨沟。

公元690年9月9日，67岁的武则天登基，称“神圣皇帝”。

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武则天称帝受到各方面的反对和阻挠。

为了坐稳帝位，她把自己打造成了净光天女，佛经《大云经》：净光天女托生为女人，下到凡间，成了统领转轮国疆土的国王。该经书里还写道：女既承正，威伏天下。

《大云经》预言女菩萨为转轮圣王。武则天对以女性经变故事为主题的《大云经》很崇敬，于同年7月将其颁行天下，敕令两京（长安、洛阳）、各州都建经》。

隋唐时期建造寺塔的风气很盛，隋代有佛寺5000余所，唐代武宗灭佛时全国有大中寺院4600多所，乡间招提、兰若4万余所。

唐代官府也进行大规模的建寺活动，高祖时国家在京城设三寺诸州各设一寺。唐高宗麟德三年（666年）在兖州设道观佛寺各三所，天下各州各设一寺一观。

武则天载初元年（670年）诏令两京、诸州各立寺一统一命名“大云寺”，中宗复位后又在天下诸州设立佛寺道观，玄宗时初步确立了“按州置寺”的原则。

因李世民地府一游，承诺被他杀掉的人为其建水陆道场，于是他还阳后，积极找能传颂佛法的人，于是唐僧就出现了。

唐僧前世为如来佛祖的二徒弟金蝉子，因轻慢佛法被如来贬到大唐，托生为状元陈光蕊的儿子。因父母遭遇磨难，唐僧从小在金山寺长大，他不爱荣华，只喜修持寂灭，千经万典无所不通，被李世民选中主持“水陆大会”，观音菩萨赠与他佛宝锦斓袈裟和九环锡杖，指点他前往西天去取大乘佛法。西行途中先后收得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白龙马为护法和脚力，赖其护持直至西天大雷音寺。

唐僧性情纯良，慈悲仁爱，取经意志坚定，但同时顽固迂腐，不明事理，屡次被妖魔所骗，身陷险境，又常偏信猪八戒谗言，两番赶走孙悟空，直至“真假美猴王”之后，唐僧才与徒弟们剪除二心，一心一意前往西天，克服八十一难，修成正果，被如来封为“旃檀功德佛”。

在唐朝，佛教成为与道教和儒学并驾齐驱的重要宗教。众所周知，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唐朝统治者实行开放的宗教政策，积极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执政期间，由于他们对佛教的推崇和大力弘扬，佛教甚至一度超越道教和儒学，成为当时的“国教”。

他们对佛教的高度推崇，体现在对名僧大德的敬仰与礼遇，以及在物质上的鼎力支持。唐高宗与武则天对取经归来的玄奘法师十分尊敬，特意为他修建了翻经院，以便其翻译经文。

玄奘法师旧病复发时，高宗不仅派遣供奉上医尚药奉御蒋孝璋、针医上官琼专门诊治，并下令内廷供应所需药物。他还每日多次派人探问病情。玄奘法师圆寂后，高宗悲痛不已，不仅因此罢朝，还下令为其举行国葬。

武则天曾有出家为尼的经历，对佛教经义颇有理解。她曾因难产而祈求佛祖庇佑，并许愿孩子将来皈依三宝，拜在玄奘法师门下受戒。玄奘法师奏告武则天，她必将诞下一男婴，后来果然如此。武则天令这男婴拜玄奘为师，玄奘为其取法号“佛光王”。

关于对佛教的物质支持，高宗曾多次下旨修建佛寺。早在他还是太子时，便以“隋无漏寺之故基”为基础，为长孙皇后祈福而修建了大慈恩寺。显庆二年时，他又因太子李弘病愈而修建了西明寺。

佛教曾为武则天登基造势，载初元年，洛阳白马寺住持薛怀义与东魏国寺住持法明等九位僧人编造了《大云经》一书，其中写道：“是天女者，……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拒违者。女王自在，摧伏邪见。”书中还声称武则天是男身菩萨转世，降生为女身，理应称帝。

长寿二年，天竺僧人菩提流志重新翻译了《宝雨经》。经书中提到：“东方的月光天子乘着彩云来到佛陀面前，佛陀对他说：我涅槃之后的第四个五百年里，‘你将降临于此赡部洲的东北方摩诃支那国，……虽然现为女子，其实是菩萨化身。’”武则天巧妙地借用佛教教义解决了女性称帝的舆论阻力，因此登基后，她大量修建佛寺，崇奉佛教，抑制道教，以此作为报答，同时也有效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唐朝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国教”，与当时统治者的大力弘扬佛教密切相关。以唐高宗和武则天为例，他们将佛教确立为“国教”，主要是为了巩固政权。

在唐朝，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促进了佛教的兴盛，涌现了众多高僧大德。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西行印度求取佛经的玄奘法师。他不仅为我国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其取经的传奇经历也被他人撰写成书，并广泛传播，从而间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此外，许多德高望重的僧人也相继设坛讲经，宣扬佛理，吸引佛教信徒，推广弘扬佛学。例如，南天竺国人菩提流志，他长期居住在中国传教，是洛京长寿寺的高僧，曾游历五天竺，亲自讲经布道，此外，他还翻译了《宝雨经》《华严经》等十一部佛教经典，为佛教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高宗至武则天时期，正是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过渡阶段。在这一时期，唐朝在这对传奇夫妻的统治下，国力稳步提升。两位至尊对佛教的大力支持，使得佛寺在唐朝的土地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佛教逐渐成为当时的“国教”，对当时中国及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武则天时期，佛寺设立了“悲田、治病、施药”三个功能，用以救济社会。尽管这些机构后来发展成为寺院的盈利部门，但它们仍在为贵族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也免费为贫困百姓施药和治疗。

佛教经济的兴起，减轻了国家的财政压力。随着佛教经济的发展，这些盈利用于救济百姓，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法，但其中所体现出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依然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唐朝作为当时世界的一个重要中心，对佛教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国的僧人纷纷前往中国，学习佛法，并借鉴中国的佛教制度，创立了类似中国佛教教派的本土学派。他们在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也融入了唐朝的先进文化，这使得至今朝鲜半岛上的天文学、医学、历法等领域都深深烙印着中国文化的影响。

鉴真东渡日本传教，在当地居住十余年，传播佛教经义，使佛教在日本扎下根基，逐渐成为日本的重要宗教之一。同时，他还将唐朝的草药学、建筑学和绘画知识带到日本。由鉴真主持建造的唐招提寺，被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称赞为：“金堂是现存太平时代最大且最美的建筑。”唐招提寺经历千年多次地震依然屹立不倒，堪称一座宏伟的建筑奇迹，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珍贵文物。

佛教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也带动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对东亚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的传统文化中留下了浓厚的中国印记。

李唐王朝推行的宽松宗教政策，使佛教等宗教在此时期蓬勃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宗教发展最为繁荣的朝代之一。李唐皇帝出于维护统治的需求，尤其是武则天更是通过佛教的教义，解决了她在登基道路上的诸多障碍。

无论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还是因个人信仰佛法，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宽松的政策扶持与统治者的积极倡导，使得唐代名僧辈出，佛教经典被大量翻译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这一系列举措，推动了佛教的传播，使其压过儒道两教，成为当时的“国教”。

佛教成为“国教”后，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方面，佛教经济得到发展，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减轻了国家负担，还结合了佛教布施的传统，积极救济他人，体现了佛教文化受到儒学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际上，佛教的传播也间接推动了唐朝文化的传播，这也是唐朝万国来朝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