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残梦：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
故国西去，苍茫云海间
“经国，明天我们就要离开成都，就要离开大陆了！”蒋介石的语气不无惆怅、惋惜。黄埔楼上，他站在窗前，长时间凝望着在夜幕和微雨笼罩中现在尚在手中的大陆最后一个大城市成都。
视线中，几星灯火在夜幕中闪烁游移，磷火般明明灭灭。冷雨打窗，极目望去一派凄迷。
“爹爹！”站在他身边的蒋经国关切地说，“我们明天一早就走，什么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早点休息吧！”
“不！”情绪从来没有今晚这样消沉、惆怅的蒋介石说：“经国，我想去最后看看成都。”
“爹爹！”蒋经国惊讶了：“这么冷的天，外面又在下雨，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去机场了，就不必出去了吧！”
“不，我要去。”蒋介石出去的意志很固定，很坚决。此时此刻，他有一种无尽的眷恋需要排遣。蒋经国只好去赶紧作了安排，并陪着固执的父亲步出了温暖如春的屋子。
下了黄埔楼的台阶，在蒋介石和蒋经国上车以前，侍卫室主任陈希曾将那领黑色的防弹斗篷披在蒋介石的身上。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一同上了那辆高级防弹轿车。接着，三辆一模一样，让外人无法辩认真伪的三辆轿车首尾衔接，悄悄梭出北较场后门，向城内驶去。
蒋介石靠近车窗，用手拽开一点窗帘，目光竭力透过眼前迷迷朦朦的夜雨帷幕，将这座饱经忧患、九里三分的历史名城看得清楚些，再清楚些。轿车驶过了青龙街、东城根街，进了少城。他让司机将车开得慢了些。街道上，有些路段淌着一滩滩的水，在黯淡的街灯照耀下，泛着昏黄的鱼鳞似的光波；车辗过，水向两边溅起。夜还不是很深。但大街上已阒无人迹。街道两边，在一排排整齐的梧桐树、芙蓉树后，鳞次栉比大都一楼一底青砖灰瓦的小楼房都睡过去了。这之中，有戏院、茶楼、酒肆，但更多的是书店、报馆。这条充满了文化气息，流露出这座城市丰厚文化底蕴的长街，著名的祠堂街已经在沉沉的夜幕中沉睡，所有的店铺都关上门，显得格外幽静。而在祠堂街一边，隔着一条波光粼粼的金河，就是颇为有名的少城公园。黑漆漆的园中，曦微的天光中，“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利剑般插入云天，散发着一种悠久而沧桑的历史韵味。还有街上那座有名的晋园餐馆，这时，全都无言地瑟缩在寒夜里。视线中出现了一个打更匠。他已然苍老，披着蓑衣，佝偻着身躯，迈着蹒跚的步子；一手挽着更绳，一手扬起更锤敲了下去：
“当！当！当！”“
“各家各户――小心――火烛――！”
更夫苍老的声音和着金属的颤音，水波纹地悠悠远去，余音凄凉。
“爹爹！”经国在身边提醒一句：“少城已经过了，我们回去了吧？”
“不！”蒋介石吩咐司机和坐在前面的侍卫主任陈希曾：“将车开到枣子巷，我要去凭吊戴公，戴季陶先生。”声音里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
一行轿车，首尾衔接，顶着成都冬夜的凄风冷雨向西，向西。
蒋经国不再说什么了。他知道爹爹对戴季陶那份特殊的感情。凭着依稀的记忆，一位身材单薄，面容清秀，举止儒雅，博学多识，谈吐诙谐，穿一身浅灰色长袍，脚蹬一双浅口布鞋，操一口四川成都话，颇有学者风度的中年人似乎飘然而来，恍如眼前。
爹爹早年留学日本时，与戴季陶既是同学，又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蒋经国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一桩传闻轶事，说那时爹爹与戴季陶在日本合租一间房子并同一个日本使女睡。使女肚子里就有了他们的孩子，生下来一看就知是戴季陶的。但戴季陶不敢要这个孩子，因为戴先生是有家室的，而且夫人是个“河东吼狮”，戴先生惧内。
这个孩子只好爹爹要了，这个孩子就是以后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才，像貌英俊，去德国学过军事的弟弟蒋纬国。
对这事，他既信又不信，当然不敢去问爹爹。但戴季陶，的确是党国数一数二的理论家，且对爹爹耿耿忠心，这是没有怀疑的。
深受爹爹器重、赏识的陈布雷、戴季陶眼看大势已去，无力补天，他们二人竟双双自杀以明心迹。
1948年11月12日，终身跟随爹爹的，有“天下第一笔”称誉的陈布雷，服下大剂量的安眠药自尽。而戴季陶还在为党国百般奔走，他先是应邀去印度讲学，然后辗转去康藏，竭力拉拢各地土司为爹爹卖命，遭到这些土司的拒绝后，三个月后，极度绝望的戴季陶在成都枣子巷家中，采取了与陈布雷同样的方式自尽。
“经国！”坐在旁边爹爹的话打断他的回忆和沉思。调过头来，却只见爹爹调头凝望着窗外一派潇索的夜景，声调哀伤低沉，似在自语：“成都这个地方物宝天华，青山绿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人文荟萃。历代大文豪中，好些都是成都人，例如司马相如、杨雄、李白、苏东坡父子……纵然不是成都人，凡大文豪也大都到过这里。”说着又一一例举：如流寓成都多年的唐代大诗人杜甫、还有我们浙江的陆游……他甚至提到了近代四川出的戴季陶、张群、郭沫若……认为他们也都是名人。特别是他提到家乡诗人陆游在不少诗中，对成都赞诵备致。说着，爹爹竟背诵了陆游写青羊宫花会什么的诗：“一路之上香如泥”云云。
蒋经国注意到，父亲着意提到了戴季陶。说戴季陶其实一开始笃信马列主义，是中共创始人之一。1819年出生于成都附近广汉县的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在清初“湖广填四川”中，戴家移居四川广汉。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1917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长”。戴季陶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后回国，最初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五四运动时，在上海主编过《星期评论》周刊，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
1920年至1921年夏，戴季陶对共产主义学说很有兴趣，与陈独秀等人往来密切，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活动。但是，当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他却拒绝参加。后来，他与共产党走得愈来愈远，竟致成了国民党的理论权威。
戴季陶担任过国民党法制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要职。1924年11月，孙中山离粤北上，他是随行要员之一。翌年3月11日，孙中山病危时，他是孙中山遗嘱九个签证人之一。他最终反对国共合作，鼓吹“纯正三民主义”，并在上海设立“季陶办事处”，那是一个专门的反共写作班子。1925年6月，他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7月完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他著述甚多，形成了一套全面系统的反共的“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的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