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残梦：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
金河边上，有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
成都少城公园是座历史悠久的名园。里面假山重叠，花卉盛开，清新幽静，是成都人爱去游玩的好去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园中有座“辛亥秋保路同志死事纪念碑”，像把利剑直指云天。先总理孙中山曾经指出，辛亥革命成功，四川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革命党人在武汉的大规模暴动，清廷的被推翻，民国的建立，最少得延迟一年半载；甚至很难保证成功。这碑四面的题辞，俱出自当代著名书法家、川人赵熙、吴之英等人之手。
公园与大街以一条碧波粼粼的金河为界。祠堂街临河公园边有座古色古香的饭馆“晋园”。
这是一家最早由山西人开办的饭馆，时间百年以上，是家有名的饭馆。晋园博采众家之长，推出了一些很受欢迎的大众菜，尽量给劳动人民以实惠。这家名饭馆的主人姓原，名纪成，早年在川军当过团长，后来接受了马列主义，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解甲以后，他将这家餐厅办成了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系点。重庆解放前夕，原纪成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侦破，过后被逮捕暗杀。现在这家餐厅由他的贤妻继续经营着。原纪成夫妇有两个女儿，大的原英大学毕业已经工作，小的原芳还在四川大学读预科。
这天早晨10时，难得的冬阳冉冉升起。
晋园是前厅后院。居家的小院里，红梅怒放，散发着幽香。这时，一间临院的闺房里，一位明目皓齿，身材匀称的姑娘坐在窗前，心不在焉地看着一本摊在桌上的英文版的大仲马的《茶花女》。她是原芳，已经秘密参加了共产党。这时，她明是在看书，其实是在等她的心上人，川康军事小组组长董重。不知为什么，她心下有些忐忑不安。
圆、董两家是世交。
20世纪30年代，追求革命的原纪成从川军团长职上挂冠而去，参加了共产党，成了职业革命家。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他由成都辗转经朝鲜去了日本。在那里，他结识了在日本陆军大学兵科学习的董子参，二人很谈得来。
董子参毕业回到四川，在川军中虽然当上了旅长，心里却一天也没有轻松过。面对军阀混战、哀鸿遍野的神州大地，他常常唏嘘自叹。对比起共产党及共产党的所言所行，他切感国民党自愧弗如；及至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表现卓越，使他对共产党由同情转为了敬佩。因此，当他的长子董重后来投向共产主义营垒，并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积极从事地下斗争时，已经在国民党军队中升了官的他，对长子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原芳突然从书上抬起头来，心跳如鼓。她听见董重来了，在前边屋子里同母亲、姐姐说话。
董重从小聪颖过人。本来，他父亲早就给他安排好了一条通往锦衣玉食、封妻荫子的坦途。可他刚刚在郭沫若、何其芳、李劼人等一大批名人就读过的成都著名的石室中学初中毕业，就违逆父意，进了时称“陕北公学”的成都协进中学上高中。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董重在学校里从事革命工作锋芒毕露，且展露了才华。当时他的同学原英也是学校革命骨干，都加入了共产党并主持学校党总支工作，时有往来。因为这个原因，董重得以与原芳认识，以后因志同道合，彼此爱慕，燃起了炽热的爱情火焰。
静坐闺房中的原芳忍着心跳。她清晰地听见了董重熟悉的脚步声和年轻爽朗的笑声。这年轻有力的脚步声和爽朗的笑声，在她听来，犹如是一首别具韵味的青春进行曲。透过窗棂往外望去。不大的天井中，那一株腊梅开得正艳，她的脸颊上不禁飞起朝霞般的红晕。她多想立即跨出门去看董重。可是这会儿她得呆在闺房里等子重过来细细说说知心话。
恍然间，她记起了当年董重奔赴延安时的一幕。晃眼间，这一幕已经过去10年了。但是，她至今能清晰地记起董重当时在这儿给他父亲写“诀别”信的情景。
那时17的董重已长成一个英俊少年。高挑的个子，气宇轩昂，满怀抱负。
“爹爹同意我要走，不同意我也要走！”因为父亲不同意他去延安，董重窝了一肚子火。
原芳理解董伯父不同意儿子去延安的原因，她劝董重好好给父亲写封信，说明自己之所以要坚决奔赴延安的原因。
董重被她说服了，伏在她闺房中临窗桌前给父亲写信。那是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他下笔疾书道：
“父亲大人：
为了走的问题，那天清晨大早，就使你老人家大大的生气……这里我要向你老人家说明我走的原因。记得我最初很信服胡适博士。他曾在一本书上说过，中国人还不如美国的一只狗一只猫。这让我很不理解，也很气愤，认为胡博士言过其失。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知识面的扩大，我才知道，这是真的。这是因为中国太穷。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矛盾，这样不合理：一方面是大量的普通老百姓的贫穷疾苦，一方面是达官贵人的骄奢淫怡……在极端的痛苦烦闷中，我看了瞿秋白先生的《饿乡纪行》等书。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原因；为什么中国人还不如美国的一只狗一只猫；明白了为什么在号称温柔富贵之乡的我的家乡天府之国的首善之区成都，存在着这么多的矛盾和不合理。这完全是因为一种制度的不合理！
“这时，我的眼前亮起了一盏明灯。这就是共产党在西北、延安开辟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生活在这个红色政权中的人民，同占世界上六分之一面积的苏联是没有区别的。
“那是我的圣地，理想的灯塔，它们在召唤我。我要投身去到那里。为最终消灭人剥削人，人欺侮人的制度，我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父亲，你不是从小就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有良知的人吗？我记得父亲也曾经说过，西北，那个毛泽东领导的赤色政权，是中国的楷模。我想，既然如此，父亲就不会阻挡孩儿去那里为理想而奋斗，甚至献身！”
董子参是从邮局接到儿子写给他的信的。他知道，这是儿子的“陈情表”。读了儿子的信，他深受感动。但是，董将军知道，儿子这一走，就意味着流血、牺牲。这一走，也就意味着他有可能就此失去儿子，他也清楚爱情的力量。于是，他赶紧叫来了原芳。在韩家宽敞典雅的中式客厅里，体态魁梧匀称、年届不惑的国民党将军董子参，手里拿着儿子的信，要原芳劝劝儿子不要走。那么一个将军，这时在一个小姑娘面前，竟是一副可怜巴巴的神情。
“小芳！”面对着亭亭玉立的少女原芳，国民党将军董子参晓之以情。他说：“你知道吗，董重现在奔赴延安意味着什么？”停了停，看原芳不吭声，他加重了语气：“现在奔赴延安，就意味着流血牺牲，意味着有可能与我们永别！”看着原芳，韩将军面露乞求神情：“凭你们的关系，请你劝劝董重好吗？我的话他不听，你的话我想他会听的。”
“董伯伯，董重是为追求光明去延安，延安那是一块净土！”15岁的少女说这些话时，一双清澈的眼睛里充满了深情的憧憬：“别的什么事，董伯伯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但这事我不能劝他，这事我办不成！”
一切都明白了，眼前的原芳与儿子是“同谋”。董将军颓然坐在太师椅上，喟然一声长叹：“人各有志，那就由着他去吧！”
董重于1939年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去到了延安，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干部，在成都解放前夕，他接受组织派遣，辗转潜回成都，住在家里；不仅借助时任四川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的父亲的掩护，而且说服了父亲，将自己带回来的同志，共产党员曾云飞、徐鸣铮、王万坚等人安插在了父亲的部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