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西方哲学史.下》(28)
柏格森
亨利·柏格森是本世纪第一流的法兰西哲学家。他影响了威廉·詹姆斯和怀特海,对法兰西思想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索莱尔158、工团主义159的热诚倡导者、《关于暴力之我见》一书的作者,就曾经利用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来为没有明确目标的革命工人运动辩护。不过最终索莱尔放弃了工团主义而成了一个保皇党。柏格森哲学的主要影响是保守的,很容易和那个以维希政府为顶点的运动相协调。但是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在与政治无关的领域内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例如萧伯纳的《千岁人》就是纯粹柏格森主义的。把政治丢在一边,我们必须考察的是这种思想哲学的一面。我将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处理得比较详细,因为它是反抗理性的一个绝佳的例子,始于卢梭的这种反抗已经逐渐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
一般说来,对哲学的分类要么是按照其方法,要么是按照其结果:“经验主义”哲学和“先验”哲学就是按照方法来分的类,“唯实论”哲学和“唯心论”哲学就是按照结果来分的类。但是企图用这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为柏格森的哲学分类几乎都很难成功,因为柏格森的哲学贯穿了所有公认的分类。
但是还有一种为哲学分类的方法,不那么精确,但是也许对哲学的门外汉来说比较好用,这种方法原则上根据导致哲学家进行哲学思考的支配性渴望来进行分类。这样我们就有了由对幸福的热爱而生的感情哲学、由对知识的热爱而生的理论哲学,以及由对行动的热爱而生的实践哲学。
我们将一切最富有乐观色彩或者悲观色彩的哲学,以及所有提供了拯救的方案或者试图证明拯救不可能的哲学都归入到感情哲学这一类中,例如大多数宗教性的哲学。大部分大哲学体系则属于理论哲学这一类,因为尽管求知欲很罕见,但它却一直是大部分最好的哲学的源泉。另一方面,实践哲学则是那些认为行动是最高的善的哲学,因为它们认为幸福是一种结果,而知识不过是成功行动的手段。如果哲学家们都是些普通人的话,这种类型的哲学本来在西欧应该是很普遍的;但是事实上,直到最近这种哲学一直很罕见,实际上这种哲学的代表人物就是实用主义者和柏格森。随着这种哲学的兴起,我们可以像柏格森本人那样,从中看出现代的行动家对希腊权威的反抗,特别是对柏拉图的权威的反抗;或者我们可以像席勒博士160也许会做的那样,将这种哲学与帝国主义和汽车联系起来。现代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哲学,因此它所取得的成功并不令人奇怪。
与大多数之前的思想体系不同,柏格森的哲学是二元的,在他看来,世界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一方面是生命,另一方面是物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某种被理智认为是物质的无法自行运动的东西。整个宇宙就是两种相反运动的碰撞和冲突:向上攀登的生命和向下坠落的物质。生命是一股伟大的力量,是一种巨大的充满活力的冲动,在世界开始时便被一劳永逸地给定了;生命遇到物质的抵抗,于是便奋力在物质之中劈出一条路来,并且逐渐学会通过组织的手段来利用物质。生命遭遇到障碍便岔开来继续向前流动,就像街角的风那样,因为物质强迫生命做出了改变,生命部分地被驯服了。然而,生命一直保持了自由行动的能力,因为它总是奋力要找到新的出口,总是在彼此对立的物质壁垒之间寻求更大的活动自由。
用适应环境无法从根本上解释进化,适应只能解释进化过程的迂回曲折,就像是一条经过山地朝向一座城镇的蜿蜒的道路一样。但是这个比喻并不完全恰当,因为进化所走的道路其终点没有城镇,也没有确定的目标。机械论和目的论都有着同样的缺陷,这两种学说都假设了这个世界本质上是没有新鲜事物的。机械论认为未来隐含在过去之中,而目的论则否认最终的结果中能够包含任何本质上新颖的东西,因为它相信所要达到的目的事先是能够知晓的。
柏格森的意见和这两种观点都不同,虽然他对目的论的认可要比对机械论多一些,他主张进化其实是创造性的,如同艺术作品那样。事先存在着一种行动的冲动,一种不明确的需求,但是直到需求被满足之前,都不可能知道能够带来满足的事物的本性。举例来说,我们不妨假设没有视觉的动物在和物体接触之前有某种模糊的想要察觉到物体的渴望。这个渴望导致了种种努力,最终的结果是创造了眼睛。视力满足了这个渴望,但是我们无法事先想象这种能力。基于同样的理由,进化是无法预测的,决定论驳不倒自由意志的提倡者。
这个宽泛的思想纲领被柏格森用对地球生命实际发展过程的描述填充了起来。生命演化的潮流是这样的:先是分成植物和动物,植物以储藏能量为目标,动物则以使用能量进行迅捷而快速的活动为目标。但是在后来的一个阶段,动物中间又出现了新的分化,本能和理智多少变得有些分开了。尽管这两者永远不能彻底离开对方而存在,但是总的来说,理智是人类的不幸,而本能的最佳形态见于蚂蚁、蜜蜂和柏格森。理智和本能之间的区别在他的哲学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他的哲学有很大一部分就像是桑福德和莫顿的故事161,本能是好孩子而理智是坏孩子。
最好的本能被称为直觉。他说:“我所说的直觉指的是那种已经变得公正无私、具有自我意识、能够沉思自身的对象并将其无限扩大的本能。”他对理智活动的解释并不总是那么好领会,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柏格森,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
当智慧或理智“离开自然的双手之后,其最主要的对象便是无机的固体”;理智只能对不连续的并且不可移动的事物形成清晰的观念;理智的概念是外在于彼此的,就像空间中的物体一样,而且具有同样的稳定性。理智在空间中会分离,在时间中会固定;理智不是被制造出来用以思考进化的,而是用来将生成过程表现成一个状态的系列。“天然地无法理解生命是理智的特征。”几何学和逻辑学就是典型的理智的产物,严格地说只适用于固体;但是在其他地方,推理就必须受到常识的制约,而正如柏格森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常识是极为不同的一种东西。固体似乎是某种精神故意创造出来好将理智应用于其上的东西,这就好比精神为了下棋而创造了棋盘一样。柏格森告诉我们,精神的起源和物质性事物的起源是互相关联的,两者是通过互相适应发展起来的,“将物质和理智从蕴含着这两者的东西中同时剥离出来的一定是同一道工序”。
这种物质和理智同时成长的想法很巧妙,值得我们加以理解。我认为,泛泛地讲,其意思是这样的:理智是看出事物彼此分离的能力,而物质是已经被分成不同事物的那种东西。在实际中,并没有分离的固体事物,有的只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生成之流,从中生成了无物,无物所生成的也是无物。但是生成可能是向上的运动也可能是向下的运动,当生成是向上的运动时就叫作生命,当它是向下的运动时就叫作物质——如同理智所误会的那样。我设想宇宙的形状呈圆锥形,“绝对”是其顶点,因为向上的运动将事物聚拢在一起,而向下的运动将事物分离开,或者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精神在向上运动时为了能够穿过砸落到自己身上的向下运动的物体,就必须能够在这些物体中间切开一条路。这样一来,智慧在形成时便具有了外观和路径,原始的流变被切割成了分离的物体。理智就好比是在餐桌上分肉的人,但是有一个奇怪之处,就是想象鸡永远是被切肉刀切成鸡块之后的那个样子。
正如理智和空间相联系一样,本能或直觉也和时间相联系。柏格森的哲学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他和大多数著述者不同,他认为时间和空间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异。作为物质特征的空间,是从对流变的切割中产生的。这种切割实际上是幻觉,在实践中在某个限度内也许是有用的,但是在理论上是极为误导人的。与此相反,时间则是生命或者精神的本质特征。他说,“凡是有生命的地方,就有某种将时间铭刻下来的记录器正在运动。”但是这里所说的时间不是数学上的时间,即不是彼此外在的诸瞬间的匀质聚合体。根据柏格森的意见,数学时间实际上是空间的一种形式,对生命有本质意义的时间是他所谓的绵延(duration)。这在他的哲学中是个基础性概念,在他最早的一部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中已经出现。如果我们想对他的思想体系有任何理解,就有必要懂得这个概念。然而,这个概念非常难懂。我自己并没有完全理解,因此我无法期望能够将这个概念解释得像它所应得的那样清楚。
柏格森告诉我们:“纯粹的绵延是当我们的自我控制自己,不让其当前的状态和之前的状态相分离,并且允许自己有生命时我们意识的形态会呈现出的形式。”它会将过去和当前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有相互的渗透,有无差别的连续相继,“在我们的自我之内,有不带相互外在性的连续相继;在我们的自我之外,在纯粹的空间中,有不带连续相继的相互外在性”。
“有关主体和客体的问题,有关这两者的差别和统一的问题,应该从时间的角度而非空间的角度来提。”在那个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行动的绵延中,有一些分离的要素;但是在那个我们于其中行动的绵延中,我们的各种状态就会彼此融合。纯粹绵延是与外在性距离最远,并且最少为外在性渗透的一个绵延,其中的过去为全新的当前所充满。但是那样我们的意志就会紧张到极点,我们不得不聚集起正在溜走的过去,用力将其整个地、不加切割地插入到当前之中。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真正便拥有了自己,但是这样的时刻很少见。绵延就是实在的材料,而实在则是永恒的生成,绝不是某种已经制成的东西。
绵延首先是在记忆中展现自己,因为在记忆中过去存留到了当前。因此,关于记忆的理论在柏格森的哲学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物质与记忆》一书就是想通过分析“正是精神和物质的交叉”的记忆来说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通过这个分析,柏格森断言精神和物质都是实在的。
他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通常都被称为记忆。柏格森着重强调了这两种记忆之间的差别,他说:“过去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存留下来:第一,以运动机制的形式;第二,以独立回忆的形式。”例如,如果一个人能够背诵一首诗,也就是说,如果他获得了某种习惯或机制使得他能够重复之前的一个行动,我们就说他记住了这首诗。但是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他完全可以在对之前读这首诗的场合没有任何回忆的情况下背诵这首诗,因此在这类记忆中不包含对任何过去事件的意识。只有第二种记忆才真的有资格被称为记忆,这种记忆展现在他对之前阅读这首诗的各种场合的回忆中,每个场合都是独一无二的、有日期的。他认为,这里不涉及任何习惯的问题,因为每个事件只发生了一次,我们必须立即获得其印象。这样他就暗示了,从某个角度来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情都被记住了,但是一般来说只有那些有用的事情进入了意识。柏格森极力主张,表面上看和记忆有关的失败,实际上不是记忆精神部分的失败,而是将记忆转化为行动的运动机制的失败。他还讨论了大脑的生理学和与失忆症有关的一些事实来支持这个观点,从这个讨论中得出的结论被认为是:真正的记忆不是大脑的功能。过去必须由物质来付诸行动,由精神来想象。记忆不是物质的发散,尽管如果我们所说的物质指的是在具体的知觉作用中所把握的物质的话,与之相反的观点的确更接近事实。
“原则上,记忆一定是一种绝对独立于物质的能力。那么,如果精神是一种实在,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实验与之发生接触的地方正是记忆这种现象。”
柏格森将纯粹知觉放在和纯粹记忆相对的另一端,并且对纯粹知觉采取了一种超实在论的立场。他说:“在纯粹知觉中,我们实际上被放置在自身之外,我们接触到对象的实在性是通过直接的直觉。”他将知觉和知觉的对象完全等同起来了,以至于他几乎根本不承认知觉的精神性。他说:“纯粹的知觉是最低一级的精神——没有记忆的精神,它实际上是我们所理解的物质的一部分。”纯粹知觉是由正在发端中的行动构成的,其现实性在于其能动性。大脑通过这层联系才和知觉有关,因为大脑并不是行动的工具。大脑的功能在于将我们的精神生活限定在实际有用的范围内。我们会推测,要不是有大脑的存在,我们会感知到一切,但是实际上我们只感知到了让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肉体总是倾向于行动,其根本职能就是为了行动为限制精神生活。”实际上,大脑成了进行选择的工具。
在以上的概括中,我基本上努力只陈述柏格森的观点,而没有提供他为了支持自己观点的真实性而引证的理由。对柏格森这么做比对大部分哲学家要容易,因为一般来说他并不为自己的意见提出理由,而是依赖这些意见固有的吸引力和自己那出色的文笔的魅力。和做广告的人一样,他依赖的是形象生动、变化多端的表述,是对许多晦涩的事实表面上的解释。在他向读者介绍自己的观点时,类推和比喻这两种方法尤其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在他的著作中能够找到的和生命有关的比喻的数目,要超过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位诗人的著作。他说,生命就像是炮弹,其爆炸形成的碎片又各自成为炮弹。生命就像是一个束,最初它“是在一种在蓄水池中进行积累的趋势,特别类似于在植物的绿色部分所发生的那种事”,但是这个蓄水池会被冒着蒸汽的沸水注满。“喷射的水流一定会不断地迸发出来,每股水流落下之后就是一个世界。”又说,“生命的整体显得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涟漪,由中心开始,向四周扩散,但是在周围几乎都遭到了阻挡并被转化成了振动:只有在一个点上,障碍被冲开了,冲动得到了自由的释放。”接着是这类比喻的登峰造极之作:将生命比作骑兵的冲锋,“一切有机的事物,从最卑微的到最高等的,从生命的起源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所有的地点以及所有的时间,无不为一个单一的冲动提供了证据,这个冲动与物质运动是反向的,本身是不可分割的。所有生物都团结在一起,都受到一个巨大的推动力的支配。动物的位置在植物之上,而人类更高居动物之上。人类的整体在时间和空间中就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在我们每个人的前后左右纵马狂奔,这是一次势不可挡的冲锋,能够击碎一切抵抗,清除无数障碍,甚至也许能战胜死亡”。
但是一个冷静的、感觉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且也许只是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的评论家,则可能倾向于认为人类驾驭着动物进行冲锋这种行为与心平气和、谨慎小心的思考几乎是不相容的。如果有人告诉这样一位评论家,说思想只是行动的一种手段,只是避开田野中障碍的冲动,他可能会感觉这样一种观点适合于一位骑兵军官,但是不适合于一位哲学家,因为哲学家的工作毕竟还是和思考有关的。他会感觉,在剧烈的运动所带来的激情和喧嚣中,没有为理性那微弱的音乐留下余地,也没有为公正无私的思索留出闲暇,而正是在这种思索中,我们通过被映照出来的宇宙的伟大,而不是通过狂乱,寻求到了伟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问,有什么理由接受这样一种不得安宁的世界观呢?如果我想得没错的话,如果他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无论是在宇宙中还是在柏格森先生的著作中他都找不到答案。
像柏格森哲学这样的反理智哲学所带来的恶劣后果之一,就是它会借助理智上的谬误和混乱而发展壮大。这就导致了这种哲学偏爱糟糕的思考而不是优秀的思考,并且倾向于宣称任何一种暂时性的困难都是不可解决的,相反却认为任何一种愚蠢的错误都揭示了理智的破产和直觉的胜利。柏格森的著作中有许多提及数学和科学的地方,粗心的读者会以为这些引证巩固了他的哲学。关于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和生理学,我没有资格去批评他的解释。但是关于数学,他在解释中故意偏向一种传统的谬误,而不理会在数学家们中间流行的更为现代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哲学家早已这么做了。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早期,微积分作为一种方法虽然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但是在基础上还是由许多错误和混乱的思考来支持的。黑格尔和他的追随者们抓住了这些错误和混乱作为证据,试图证明所有的数学都是自相矛盾的。从那时开始,黑格尔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就进入到了哲学家们的流行思想之中,而且在数学家们将哲学家所依赖的那些困难全部解决之后依然存在了很久。只要哲学家们的主要目标是要证明通过耐心和细致的思考什么东西也学不到,是要证明我们应该以“理性”(如果我们是黑格尔主义者)或者“直觉”的名义(如果我们是柏格森主义者)崇拜无知者的偏见,那么数学家们为解决黑格尔曾经从中得到好处的错误所做的工作就会一直受到哲学家们故意的无视。
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数的问题之外,柏格森与数学发生接触的主要问题是他否定了他称之为“电影镜头式的”描述世界的做法。数学将变化,甚至连续的变化都设想成一系列的状态;而柏格森与之相反,他坚持认为任何状态的系列都无法描述连续的事物,处在变化中的事物永远根本不会处在任何状态之中。认为变化是由一系列变化中的状态构成的这种观点被柏格森称为是“电影镜头式的”,他说,这种观点对理智来说是很自然的,但是本质上却是极为有害的。真正的变化只能用真正的绵延来解释,真正的绵延包含着过去和当前的相互渗透,而不包含静态的状态数学式的前后相继。这被称为“动态的”而非“静态的”世界观。这个问题很重要,尽管很难我们也不能忽略。
柏格森的绵延理论和他的记忆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这种理论,被记住的事物会保留在记忆之中,进而和当前的事物相互渗透:过去和当前不是外在于彼此的,而是在意识的统一体中混合在一起的。他说,构成了存在的是行动;数学上的时间只是被动的容器,它什么也不做,因而什么也不是。他说,过去是不再行动的东西,而当前是正在行动中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表述中,正如在他对绵延的所有解释中一样,柏格森不自觉地是以寻常的数学上的时间为前提的,没有这个前提,他的表述就是没有意义的。说“过去本质上是不再行动的东西”,除了指在过去之中的行动已经过去之外还能有什么意思呢?“不再”这个词是用来表示过去的,对一个并不拥有将过去作为外在于当前的某物这个普通概念的人来说,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他的定义是循环论证。他实际上等于是在说,“过去是其中的行动已经过去的东西”。作为一个定义来说,这可不能认为令人满意。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当前,他说,当前即“正在行动的东西”(粗体是原来就有的)。但是“正在”这个词恰好引入了需要定义的那个当前的概念。当前是与曾在行动或者将要行动的东西相对立的正在行动的东西。也就是说,当前的行动是在当前,不是在过去也不是在将来。这个定义又是循环论证的。同一页上靠前的一段能够进一步地说明这种错误。他说:“构成了我们的纯粹知觉的,是我们正在发端中的行动……因而我们知觉的现实性在于其能动性,在于那些延长了知觉的活动,而不在于更大的知觉强度:过去只是观念,而当前则是与观念有关的运动。”从这段话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当柏格森谈论过去时,他指的不是过去,而是我们当前对过去的记忆。当过去存在时,它也和当前在现在一样具有能动性。而如果柏格森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当前的时刻就应该是整个世界历史中唯一含有能动性的时刻了。在以往的时代存在着其他一些知觉,它们在自己的时代就像我们当前的知觉一样能动和现实;过去在以往绝不仅仅只是观念,而是按内在属性来说和在现在的当前一样。然而,这个实在的过去却被柏格森完全遗忘了,他所谈论的是当前关于过去的观念。实在的过去不能和当前相混淆,因为前者不是后者的一部分,而且这两者也是大不相同的两种东西。
柏格森的绵延和时间理论自始至终都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混淆之上,即把回忆这个当前事件和被回忆的过去事件等同起来了。要不是我们对时间太过熟悉,那么柏格森企图以不再具有能动性这一点来推导过去的做法其中所包含的恶性循环就会立刻显露无遗。实际上,柏格森叙述的是知觉和回忆——两个当前的事实之间的差异,而他相信自己叙述的是当前和过去之间的差异。只要认识到了这个混淆,他的时间理论看上去简直是一个把事件完全遗漏掉了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