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西方哲学史.下》（27）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宣称将社会主义科学化了的人，并且对创造一个强有力的运动所做的贡献要超过其他任何人，不管人们为这个运动所吸引还是对其感到反感，这个运动都支配了近来欧洲的历史。他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除了某些一般性的问题之外）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我打算只把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对其他人的哲学产生了影响的人来讨论他。在这方面，他很难归类。从一个方面来看，他和霍吉斯金一样，是哲学激进主义者的一个结果，继承了他们的理性主义和对浪漫主义者的反抗；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是唯物主义的复兴者，赋予了这种学说一个新的解释和与人类历史的新的关联；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是最后一个建造大体系的人，是黑格尔的继承人，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相信理性的公式能够概括人类的进化。强调这些方面的任何一面而忽视其他的，都会对他的哲学产生错误的和扭曲的看法。
他生平的各种事件能够部分地解释这种复杂性。他生于1818年，和圣安布洛斯一样生于特里尔。这座城市在法兰西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曾经受到过法兰西人很深刻的影响，在思想观点上比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都具有更浓厚的世界主义色彩。他祖上是犹太教的拉比，但是他的父母在他还是个孩子时改信了基督教。他娶了一个非犹太人的贵族女子，终其一生都与她非常恩爱。在大学里，他受到了当时依然很流行的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也受到了费尔巴哈为了唯物主义反抗黑格尔的影响。他涉足过新闻界，但是他主编的《莱茵报》因为思想激进而遭到了当局的查禁。在这之后，他于1843年前往法兰西研究社会主义。在那里他遇见了恩格斯，后者当时是曼彻斯特一家工厂的经理。通过恩格斯，他逐渐了解了英国工人的状况和英国的经济学。就这样，他在1848年革命之前，获得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国际化的修养。在西欧的范围内，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民族偏见。但是对东欧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他一向是鄙视斯拉夫人的。
他参加了1848年的法兰西革命和德国革命，但是后来的反攻倒算迫使他于1849年逃往英国寻求避难。除了一些短暂的间断之外，他在伦敦度过了余生，尽管受到贫穷、疾病和儿女夭折的困扰，他依然不懈地坚持著书立说和积累知识。一直以来，激励他从事工作的力量是他对社会革命的期望，这场革命即使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会发生，在他身后不久也会爆发。
和边沁以及詹姆斯·米尔一样，马克思与浪漫主义无关，他的意图始终是科学性的。他的经济学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结果，只是将原动力改变了。古典的经济学家们，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以和地主及雇佣工人相对立的资本家的福祉为目标的；与此相反，马克思开始为代表雇佣工人的利益而工作。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表现出了与一场新的革命运动相匹配的热心和激情，正如自由主义在弥尔顿的时代曾经拥有过的那样。但是他总是急切地诉诸证据的力量，从不依赖任何非科学的直觉。
马克思称自己为唯物主义者，但不是十八世纪的那种。在黑格尔的影响下，他将自己的那种唯物主义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和传统唯物主义有区别，而更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工具主义。他说，旧唯物主义错误地认为感觉作用是被动的，并进而将活动主要归因于客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切感觉或知觉作用都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离开了知觉者的活动，光秃秃的客体仅仅是原材料，在逐渐被认识的过程中会发生转变。认识，在被动性的凝思这个旧的意义上，只是一个非现实的抽象；真正发生的是处理事物的过程。他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7
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马克思的意思：以往被哲学家们称为追求认识的那个过程，并不像一直所认为的那样，其中的客体始终如一，所有的变化都发生在认知者这一边。与之相反，不管是主体还是客体，也不管是认知者还是被认知的事物，都处在一个连续不断的互相适应的过程中。他将这个过程称为“辩证的”，因为它永远不会彻底终结。
否定英国经验主义者所设想的“感觉”的实在性对这个理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当发生的事情最接近经验主义者所说的“感觉”时，还是称之为“察觉”（noticing）比较好，因为这个词暗示了能动性。马克思会这样主张：实际上，我们是将事物作为活动着的过程的一部分来察觉的，这个过程又是关于我们所察觉的事物的，任何遗漏了行动的理论都是会误导人的抽象。
据我所知，马克思是第一个从能动主义的角度批评了“真理”概念的哲学家。他并没有太强调这个批评，因此我在这里也不准备多谈，将这个理论留到下一章再来仔细考察。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黑格尔和英国经济学的一个混合。和黑格尔一样，他认为世界是按照一个辩证的程式发展的，但是关于这个发展的原动力，他和黑格尔的意见完全不一致。黑格尔相信，有一个叫作“精神”的神秘实体导致了人类历史按照他在自己的《逻辑学》中所阐述的辩证法的各阶段进行发展。为什么精神要经历这些阶段则不清楚。人们不禁会设想，精神正在努力理解黑格尔，在每个阶段仓促地将读到的内容客观化。而马克思的辩证法除了某些老一套的东西之外完全没有这种性质。在马克思看来，推动力不是精神而是物质。但是那是一种我们已经谈论过的意义特殊的物质，而不是原子论者所说的完全非人化的物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推动力其实是人与物质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在这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就变成了经济学。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宗教、哲学和艺术都是生产方式的结果，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也是分配方式的结果。我认为他不是在主张这个观点可以应用于文化上的一切细节之处，而是在主张这个观点只能应用于文化的大体轮廓。这个学说被称为“唯物史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尤其是在和哲学史家的关系上。我本人并不原封不动地接受这个学说，但是我认为其中包括了非常重要的真理的成分，而且我意识到它对本书中论述的我对于哲学发展的个人观点也有影响。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与马克思的学说有关的哲学史。
主观地讲，每个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在追求某种可以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哲学家们对“真理”的定义可能会有不同，但是无论如何，那都是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在某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应该接受的东西。如果所有的哲学都被认为仅仅是不合理性的偏见的表现，那么就不会有人从事研究哲学这项工作了。但是所有的哲学家又都同意，许多其他的哲学家受到了偏见的驱使，并且通常不自觉地为他们的许多观点持有超理性的理由。马克思和其他哲学家一样，也相信自己的学说是真理，而不认为它们不过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生性叛逆的德国犹太人感情的表现。关于哲学的主观看法和客观看法之间的这种冲突，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
泛泛地讲，我们可以说直到亚里士多德为止的古希腊哲学表现的是与城邦制相适应的思想心态；斯多葛主义则与世界性的专制统治相适应；经院哲学是作为一个组织的教会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哲学自笛卡儿以来，或者至少自洛克以来，便常常体现了商业中产阶级的偏见；以及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和现代工业化国家相适应的哲学。我认为，这个认识既正确又重要。不过，我也认为马克思在两个方面上有错误。首先，必须加以考虑的社会环境确实是经济的，但是也几乎同样是政治的；社会情况和权力有关，而财富只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其次，只要问题一变得细节化和专门化，社会性的因果关系就不再适用了。这两点异议中的第一点，我在《权力论》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因此我不准备再多谈了。第二点和哲学史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我会就这个问题给出一些例子。
先以共相问题为例。最先讨论这个问题的是柏拉图，接着有亚里士多德、经院学者、英国经验主义者和最近的逻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偏见影响了哲学家们的观点，否认这一点是不讲道理的。柏拉图受到了巴门尼德和奥尔弗斯教的影响，他想要一个永恒的世界，无法相信时间性的流变具有终极的实在性。亚里士多德更具有经验主义的色彩，也并不厌恶日常世界。近代的彻底经验主义者有一种和柏拉图的偏见正相反的偏见，他们觉得超感觉世界这个念头是令人不快的，愿意不遗余力地避免必须相信这样一种东西的存在。但是这些互相对立的偏见是经常反复的，和社会制度只有一种多少比较遥远的关系。据说，热爱永恒是依赖他人劳动的有闲阶级的特征。我怀疑这并不正确。爱比克泰德和斯宾诺莎都不是有闲的绅士。反过来，也可以极力主张，天堂是个无所事事的地方这个概念是由那些只求休息的疲劳的苦工们想出来的。这样的争论能够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永远不会有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开始关注共相论争的细节时，就会发现双方都能提出一些对方会承认有效的论证。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一些批评现在几乎已经得到公认了。在最近的时代，尽管还没有得出任何决断，但是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技术，解决了许多枝节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并不悖理地期望，逻辑学家不久之后就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个明确的一致。
再举本体论论证作为第二个例子。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个论证是由圣安瑟勒姆创造的，托马斯·阿奎那反对它，笛卡儿接受它，康德驳斥它，黑格尔又使它复活。我认为可以相当明确地说，根据对“存在”这个概念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果，现代逻辑已经证明了这个论证是不可靠的。这不是个人气质或者社会体制的问题，而纯粹是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对这个论证的驳斥当然并不能为设想其结论（即上帝的存在）不正确提供依据；如若不然，我们就无法想象托马斯·阿奎那当初怎么会否定这个论证了。
又或者，拿唯物主义这个问题作为例子。“唯物主义”是一个能够有许多意义的词，我们已经讲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它的含义。关于唯物主义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激烈争论，一直以来都是靠避免下定义的方法才保持了活力。当这个术语被定义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根据某些定义，唯物主义能够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根据某些其他的定义，它也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没有确定的理由可以这么认为；再根据其他一些定义，又有一些支持它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不是决定性的。所有这些，依据的都是专业方面的考量，和社会体制没有任何关系。
问题的真相实际上相当简单。通常所说的“哲学”，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分构成的。一方面，有一些科学性或逻辑性的问题，能够用人们普遍接受的方法来处理；另一方面，又有一些问题能够引起相当多人的兴趣，但是关于这些问题在正反两面都没有可靠的证据。后一类问题中有些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实际问题。在战争期间，我必须支持自己的国家，否则就会和朋友们以及当局发生痛苦的冲突。在许多时代，在支持官方宗教和反对官方宗教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的。出于这种或那种理由，我们都感觉在许多纯粹理性无能为力的问题上是不可能保持一种怀疑主义的超然态度的。按照“哲学”这个词极为常见的一个意义来说，哲学就是超理性的决断的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意图才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即便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也是由经济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原因决定的。特别是战争在历史的因果联系中有其地位，而战争中的胜利并不总是属于经济实力最强大的一方。
马克思将他的历史哲学纳入了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的模子，但是实际上他所关心的只有一个三元组：以地主为代表的封建主义、以工业雇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以雇佣劳动者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黑格尔将民族视作辩证运动的载体，马克思则把民族替换成了阶级。他一直拒绝承认自己偏向社会主义或者雇佣劳动者一边是由于任何伦理的或者人道主义的理由，他说自己并不是在主张这一边在伦理上更好，而是在主张站在这一边是由辩证法那完全注定的运动决定的。他其实可以说自己并没有提倡社会主义，而只是预言了它。不过，那么说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他无疑相信辩证法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在某种非个人的意义上都是一种进步，并且他肯定也认为社会主义一旦建成，就会给人类带来比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更多的幸福。这些信念，尽管肯定支配了他的一生，但是在他的著作里基本上都处在背景中。然而，时不时地，他也会放弃冷静的预言，转而激烈地提倡反叛；在他所写的所有著作中都隐含有那些表面上科学的预言的情感基础。
将他作为一个纯粹的哲学家来考察，马克思有着严重的缺点。他太过实际，注意力太过集中于自己时代的问题。他的视野局限于这个星球，在这个星球的范围内，又局限于人类。在哥白尼之后，有件事已经十分清楚：人类并没有以前自己妄称的那种宇宙重要性。任何一个没有领会这个事实的人都无权称自己的哲学是科学的。
与专注人间事务这个局限相伴随的是乐于相信进步是一条普遍的规律。这种乐观是十九世纪的特征，不仅存在于马克思身上，也存在于同时代的其他人身上。只是由于对进步的不可避免性的信仰，马克思才认为可以省略掉伦理上的考虑。如果社会主义当真会降临，那一定是一种进步。马克思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在地主或者资本家们看来不是一种进步，但那只是表明了他们和时代的辩证法运动不协调罢了。马克思自称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又保留了一种只有从有神论中才能找到正当理由的宇宙乐观精神。
泛泛地说，在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支持其正确性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中所有得之于黑格尔的成分都是非科学的。
也许马克思给他的社会主义学说披上的哲学外衣和他思想观点的基础实际上并没有太大关系。将他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重新叙述一遍而完全不提辩证法是很容易做到的。通过恩格斯和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一百年之前英国存在过的那种工业体制骇人听闻的残酷给马克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看出这种制度很有可能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其不公正之处一定会激起无产阶级的反抗运动。他主张，在一个彻底工业化的社会中，代替私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选择是土地和资本的国有化。这些主张都不是哲学上的问题，因此我不准备在这里讨论它们到底正确还是错误。问题在于，如果这些主张是正确的，它们便足以证实马克思的体系中实际上重要的那些部分，因此丢弃那些黑格尔学说的包装是有好处的。
马克思的名声经历了一个很奇特的发展。在自己的祖国，他的学说启迪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这个党一直很稳定地发展，到1912年为止，它已经获得了大选中总票数的三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社会民主党曾经执政过一段时间，魏玛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艾伯特就是这个党的党员，但是这个时候的社会民主党已经不再坚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了。与此同时，在俄国，马克思的狂热信仰者取得了政权。在西方，没有一个大型的工人运动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工党似乎曾经朝那个方向发展过，但是最终还是坚持了一种经验主义式的社会主义。不过，在英国和美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受到了马克思很深刻的影响。在德国，任何一种宣扬马克思学说的行为都被强行禁止了，但是我们可以期望在纳粹被推翻之后他的学说能够复活。
这样一来，当代的欧洲和美国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就被分成了三个阵营：自由主义者，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依然追随洛克和边沁，但是也为了工业时代组织性的必要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掌握了俄国的政权，并且很有可能在许多其他的国家变得越来越有影响。这两派的观点在哲学上相差不是太远，他们都是理性主义的，在目的上也都是科学的和经验主义的。但是从实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差别是很明显的。上一章引用过詹姆斯·米尔的一封信，当他说“他们的财产观念看起来真是丑陋”时，这种差别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方面马克思的理性主义是有局限的。尽管他主张自己对历史发展趋向的解释是正确的，而且也会被各种事件所证实，但是他却相信自己的论证只会对那些在阶级利益上与之一致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产生吸引力。他对说服几乎不抱什么希望，而将希望完全寄托在阶级斗争上。这样他在实际中就陷入了强权政治，并且相信关于统治阶级（虽然不是统治种族）的学说。作为社会革命的结果，我们的确可以期望阶级区别最终会消失，被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的和谐所取代。但那是一个很遥远的理想，如同基督的再次降临一样；在实现这个理想的同时，会有战争和独裁统治，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制正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