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西方哲学史.下》（25）

尼采

尼采（1844—1900）认为自己是叔本华的继承者，他是对的；但是他在许多方面都要胜过叔本华，尤其是在自己学说的前后一致和条理分明上。叔本华那东方式的弃世伦理似乎和他那意志万能的形而上学是不协调的；但是在尼采那里，意志在伦理上和在形而上学上一样都是首要的。尼采虽然是个教授，但是一个文人式的而非学院派的教授。他没有在本体论或者认识论方面创造任何新的专业理论，他的重要性首先是在伦理学上，其次是作为一个敏锐的历史批评家。我会将对他的讨论几乎完全局限在伦理学和他的宗教批评上，因为正是他著作中的这一部分使他具有了影响力。

他的生平很简单。他的父亲是一个新教的教堂牧师，因此他成长于一个非常虔诚的宗教氛围中。他在大学里是一个出色的古典人文学者和语文学研究者，甚至在1869年，在他拿到学位之前，巴塞尔大学就向他提供了一份哲学教授的工作，他也接受了。他的身体一直就不好，在休过几次病假之后他最终不得不在1879年退休。在那之后，他生活在瑞士和意大利。1888年他精神失常，直到去世一直如此。他对瓦格纳怀有热切的敬仰，但是又和他争吵，名义上是为了《帕西法尔》，尼采认为那部歌剧基督教气息太浓，充满了厌世情绪。在那次争吵之后，他恶毒地批评瓦格纳，甚至指责瓦格纳是犹太人。然而，一般来说，尼采思想的总体面貌和瓦格纳在《尼伯龙根的指环》中所传达的思想非常相似，尼采的超人非常像齐格弗里特，只是超人懂希腊文。这也许听上去很古怪，但那不是我的错。

尼采自我感觉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确实也对浪漫主义者做过严厉的批评。他自认为自己的思想观点是希腊式的，但是省略了奥尔弗斯教的成分。他崇拜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但是毕达哥拉斯除外。他和赫拉克利特有着很近的类同性。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气度宏大的人和尼采所说的“高贵的人”非常相似，但是总体上说，他认为苏格拉底之后的希腊哲学家们都比不上他们的前辈。他无法原谅苏格拉底低微的出身，他将后者称为“庶民”，并且指责他用一种民主派的道德偏见败坏了雅典的贵族青年。柏拉图因为对教化的嗜好而受到了尼采特别的谴责。不过尼采显然不愿意谴责他，于是为了替他找借口便暗示他那么做也许不是真心的，而只是将鼓吹德行作为使低等阶级遵守秩序的手段。尼采有一次将柏拉图称为“一位伟大的卡里奥斯特罗”144。他喜欢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但是他对后者的喜爱多少显得有些不合逻辑，除非我们将这种感情解释成实际上是对卢克莱修的敬仰。

正如人们可能会猜测的那样，他对康德评价很低，他把康德称为“卢梭式的道德狂热分子”。

虽然尼采对浪漫主义者有批评，但是他的思想观点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他们；他的思想和拜伦的一样，是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当我们发现他敬仰拜伦时不必感到惊讶。他试图将两套不易调和的价值结合起来：一方面他喜欢无情、战争和贵族的骄傲；另一方面他又热爱哲学、文学、艺术，特别是音乐。从历史上看，这些价值在文艺复兴时代是可以共存的。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既为博洛尼亚而战，又雇用米开朗琪罗，也许他可以被当成那种尼采希望看到执掌政府权力的人。将尼采和马基雅维利做对比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两人之间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这些不同在于：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干实事的人，他的观点是在和公共事务的密切接触中形成的，和自己的时代是协调的；他既不学究也不成体系，他的政治哲学几乎无法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与此相反，尼采是一个大学教授，本质上是个书生气的人，是个有意识和当时似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伦理倾向唱反调的哲学家。然而，两人的相似之处要更深刻一些。尼采的政治哲学和《君主论》（不是《罗马史论》中的）中的政治哲学很类似，只是条理比较清楚，适用的范围也更广。尼采和马基雅维利都有一种以权力为目标，并且故意反对基督教的伦理观，只是尼采在这方面更坦率。尼采看拿破仑，就像马基雅维利看恺撒·鲍尔吉亚那样：一个被低贱的对手打败的伟人。

尼采对各种宗教和哲学的批评，完全受到伦理上的动机的支配。他赞扬某些他认为只可能出现在少数贵族身上的品质（也许有些品质确实如此）；在他看来，多数人只是极少数人成就自己卓越的手段，不应该认为他们拥有任何幸福或者福利方面的诉求。他在提到普通人时习惯于称他们是“粗制滥造的”，如果普通人的苦难对于产生一位伟人来说是必要的，他就看不出有什么好反对的。因此1789年—1815年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性都集中到了拿破仑身上：“法兰西大革命让拿破仑得以产生，这就是革命的正当理由。如果我们的整个文明发生无政府式的崩溃能够有这样一个结果作为奖赏，我们就应该期望这种崩溃。而那样做的理由是，拿破仑让民族主义成为可能。”他说，这个世纪几乎所有高级的希望都得归功于拿破仑。

他喜欢以看似矛盾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为的是让守旧的读者们感到震惊。他是这么做的，他按照“善”和“恶”这些字眼通常的含义来使用这些词，然后又说自己更偏爱“恶”而非“善”。他的《超善恶》一书实际上旨在改变读者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观点，但是除了某些时候以外，却声称是在赞扬“恶”而反对“善”。例如，尼采说，将致力于取得善的胜利和恶的灭绝当成一种责任是错误的，那种观点是英国式的，特别为“约翰·斯图亚特·米尔那个木头脑袋”所特有。尼采对米尔怀有特别恶毒的鄙视，关于后者，他说：

“当他说‘对一个人正当的对另一个人也正当’‘你不想别人对你做的事，你也不要对别人做时’145时，我对这个人的庸俗感到憎恶。这些原则会不得不将所有的人际交往都建立在互相效劳之上，于是我们的每一种行为便似乎都是对某件为了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现金报酬。这里的假定卑劣到极点：想当然地认为我的行为和你的行为之间有某种价值上的相等性。”

与传统德行相对的真正的德行，不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而应该总是为少数贵族所特有。这种德行无利可图，也不教人积德行善；它只是将拥有这种德行的人和其他人区分开来；这种德行敌视秩序，会使低等人受到伤害；高等人有必要对庸众宣战，并且抵抗这个时代的各种民主倾向，因为在四面八方，平庸的人们都在联起手来，想让自己当主人。“凡是支持普选权——也就是说，支持‘低等’人统治的事情，都是些纵容人、软化人，并且将‘人民’或者‘妇女’推上前台的事情。”始作俑者是卢梭，他让妇女显得很有趣；接下来是哈丽艾特·比彻·斯托146和奴隶们；再接着是捍卫工人和穷人利益的社会主义者。要和所有这些人进行战斗。

尼采的伦理学在任何寻常的意义上都不是自我放任的，他相信斯巴达式的纪律，也相信为了重要的目的自己需要有能力忍受痛苦并且能对他人施加痛苦。他对意志的力量的崇拜超过一切。他说：“我根据一种意志能够提供的抵抗的量以及它能够忍受，并且知道如何充分地为己所用的痛苦和折磨的量来考验它的力量。我不用责备的手指指向存在的罪恶和痛苦，反而满怀着有一天生活比之前更罪恶、更充满苦难的希望。”他将同情心当作一种应该与之战斗的弱点。“目标是要获得一种无与伦比的伟大的能力，能够通过纪律和消灭成千上万粗制滥造的人这两种手段来塑造未来的人，而且又能避免一看到因此而造成的、以前从未有过先例的苦难而走向崩溃。”他带着某种欢喜预言会有一个大战的时代，我倒是很想知道如果他活着看到自己的预言成真会不会很高兴。

然而，尼采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崇拜者，绝对不是。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个人主义者、一个信仰英雄的人。他说，一个民族整体的不幸不如一个伟大的个人的苦难重要：“所有这些小人物的不幸，加在一起也构不成一个总和，除非是在强力之人的感情中。”

尼采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对德国也没有表现出过度的崇拜。他想要一种国际性的统治种族来做地球的主人：“一个建立在最严格的自我纪律之上的新型的、庞大的贵族阶层，这个阶层中的那些懂得哲学的强力人物和艺术家-暴君会将千秋万世都打上自己意志的烙印。”

他也不是一个明确的反犹主义者，尽管他也认为德国所容纳的犹太人已经是能够同化的极限，所以不应该再允许犹太人迁入了。他厌恶新约，但是不厌恶旧约，他谈到旧约时用的都是最高等的赞美之词。为公正起见，我们必须强调，许多和他的总体伦理思想有某种关联的现代发展形式和他明确表示过的意见都是相悖的。

他的伦理学在两个方面的运用值得注意：第一，他对女人的鄙视；第二，他对基督教辛辣的批评。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谩骂女人。在他的伪预言体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说女人还没有和别人建立友谊的能力，她们还是猫，或者鸟，或者最多不过是母牛。“男人和女人都应该受到训练，男人是为了战争，女人则是为了战士们的消遣。其他的一切都是愚蠢。”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尼采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力的警句“你要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你的鞭子”的话，那么战士们的消遣应该是非常乖僻的一种消遣。

尽管尼采对女人总是这么鄙夷，但是他并不总是这么激烈。在《权力意志》一书中，他说：“我们以女人为乐，也许就像是以一种更精致、更纤巧、更空灵的造物为乐一样。遇见一种脑子里只有跳舞、闲话和漂亮衣服的造物是一件多么让人愉快的事啊！她们一直都是让每一个紧张而又深刻的男性灵魂感到高兴的东西。”然而，甚至连这些魅力也只有当女人受到男子汉的管教时才能在她们身上找到，她们只要一获得任何独立性，就会变得让人难以容忍。“女人有那么多羞耻的理由，女人身上隐藏了那么多的迂腐、浅薄、好为人师、轻率、放荡以及小气的自以为是……这些至今为止全然是因为对男人的恐惧才得到了很好的限制和约束。”以上是他在《超善恶》中所说的话，在那里他又补充道，我们应该像东方人那样把女人当作财产。他对女人的辱骂全都是当作自明的真理而提出的，既没有历史上的证据也没有自身经验作为支持，而且尼采本人关于女人的经验，几乎完全局限于他妹妹。

尼采之所以反对基督教，是因为他认为基督教使人们接受了他所谓的“奴隶道德”。注意一下尼采的论点和大革命之前法兰西哲人们的论点之间的差别是很有意思的。后者坚决主张基督教的信条是不真实的；基督教宣扬要服从某种被认为是上帝的意志的东西；而有自尊的人类不应该在任何高级的权力面前低头；各个基督教会已经成了暴君的同盟者，正在帮助民主的敌人们否定自由，并搓磨穷人的脸147。尼采对基督教或者任何其他宗教的形而上学真实性不感兴趣，因为坚信任何宗教实际上都是不正确的，所以尼采便完全从其社会效果来评判一切宗教。在反对服从假想的上帝意志这一点上，他和哲人们意见一致，但是他又要用人世间“艺术家-暴君”的意志来代替上帝的意志。除了这些超人以外，其他人的服从行为是正当的，但是也不能服从基督教的上帝。至于基督教会是暴君的同盟和民主的敌人这种观点，尼采说那恰好是事实的反面。根据他的意见，法兰西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在本质上和基督教的精神都是一致的，而这些他都一样地反对，理由也一样：他决不平等地对待所有人，不管是在什么方面。

他说，佛教和基督教都是“虚无主义”的宗教，因为两者都否认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有任何终极的价值差别，但是其中佛教让人反感的地方要少得多。基督教是退化的，充满了腐朽的、粪便一样的成分，其驱动力就是粗制滥造者们的反抗。这种反抗是从犹太人那里开始的，由圣保罗那样毫无诚信可言的“神圣的癫痫病人”带进了基督教。“新约是低贱至极的一类人的福音。”基督教是存在过的最致命的、最有诱惑性的谎言。从来没有任何著名人物和基督教的理想有相似之处，例如，想想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中的那些英雄吧。基督教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否定了“骄傲、遥远的感伤、伟大的责任、澎湃的精神、光辉的兽性、战争和征服的本能、将激情奉若神明、复仇、愤怒、奢侈淫逸、冒险、知识”这些东西的价值。所有这些都是好的，而所有这些都被基督教说成是坏的——这就是尼采的主张。

他主张，基督教的目的在于驯化人心，但那样做是错误的。一只野兽有某种壮美之处，一旦被驯化就会失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不上他结交的罪犯们，因为他们更有自尊。尼采对忏悔和救赎感到作呕，他将其称为“循环往复的蠢事”。我们很难将自己从关于人类行为的这种思考方式中解放出来：“我们承袭了有两千年历史之久的活剖良心和将自己钉上十字架的做法。”有一段关于帕斯卡的雄辩文字值得引用一下，因为用这段文字来说明尼采反对基督教的理由再好不过了：

“基督教中我们与之战斗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基督教之以摧毁强者、以破坏他们的精神、以利用他们厌倦和虚弱的时刻、以将他们自豪的信心转化成焦虑和良心上的困扰为目标；以及基督教懂得如何毒害最高贵的本能，让它们染上疾病，直到这些本能的力量和它们的权力意志转而向内反对它们自己——直到强者因为过度的自我鄙视和自我牺牲而消亡：这种消亡的方式非常可怖，帕斯卡就是最著名的代表。”

尼采希望看到他所谓的“高贵的”人获得和基督教圣人一般的地位，但绝不是作为一个普遍的种类，而是作为一个统治性的贵族阶层。“高贵的”人能干得出残忍的事情，而且偶然还能干出被庸人们认为是犯罪的事情，他只承认对自己同类的责任。他会保护艺术家和诗人，以及所有碰巧精通某种技艺的人，但是当他这么做时，他认为自己是比这些只懂一门手艺的人更高级的等级中的一员。追随着战士们的榜样，他学会了将死亡和他要捍卫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学会了牺牲数量上的优势，学会了为了严肃对待自己的事业而绝不轻饶别人，学会了实行无情的纪律以及允许自己在战争中使用暴力和奸诈。他会认识到残忍在贵族的美德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所有我们称之为‘高级文化’的东西，都建立在残忍的精神化和强化的基础之上。”“高贵的”人本质上是权力意志的化身。

我们该如何看待尼采的学说呢？它们有多少是正确的？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用的？其中有任何客观的东西吗？或者它们只不过是一个病人的权力幻想？

不可否认的是，尼采一直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不是在专业的哲学家们中间，而是在那些有文学和艺术修养的人们中间。也必须承认，他对未来所做的预言迄今为止被证明比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们的预言更接近现实。如果尼采只是一种疾病的症状，那么这种疾病在现代世界也一定极为流行。

尽管如此，他依然有大量的东西不过是自大狂的表现，必须置之不理。谈到斯宾诺莎时，他说：“这个多病隐士的伪装暴露了多少个人的胆怯和脆弱啊！”完全一样的话也可以用来说尼采，而且说起来更不勉强，因为他说斯宾诺莎时都没有犹豫过。很显然，在自己的白日梦中，他是一个战士而不是教授，他所崇拜的都是军人。和所有男人一样，他对女人的看法都是自己对女人的情感的客观化，而尼采的这种情感显然是恐惧。“别忘了你的鞭子”——可是十个女人中有九个能从他手上把鞭子夺走，他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就避开了女人，用尖刻的话语来抚慰自己受伤的虚荣心。

他谴责基督徒式的爱，因为他认为那是恐惧的结果：我害怕自己的邻居会伤害我，于是我便让他确信我爱他。如果我更强壮、更勇敢一些，我就会公开地展示我对他肯定会感到的轻蔑。尼采从未想到一个人可能真心地怀有普遍的爱，这显然是因为他自己怀有几乎普遍的憎恨和恐惧，而他又喜欢将这些情感伪装成贵族式的漠不关心。他的“高贵的”人——也就是他白日梦中的自己——是一个完全没有同情心、无情、狡诈、残忍、只关心自己权力的人。李尔王在快要发疯时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