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西方哲学史.下》（23）
拜伦
和眼下的时代相比，十九世纪显得合乎理性、开拓进取而又心满意足，但是我们的时代一些与之相反的特质，也为自由主义乐观时代的许多最著名的人物所拥有。如果我们不把人作为艺术家或发现者来看，也不关心他们是否投合我们自己的口味，而是将他们作为力量来看，作为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或者思想观念上变化的原因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最近事态的发展让我们有必要对我们的评价做出重大的调整，有些人不如以往看来那么重要了，另外一些人则比以往看来要重要了。在那些比以往看来更重要的人中间，拜伦应该享有崇高的地位。在欧洲大陆上，这种观点不会令人惊讶，但是在英语世界可能会被人认为很奇怪。拜伦有影响的地方是欧洲大陆，他的精神后裔也不应该到英国去寻找。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他的诗歌往往显得很低劣，他的情操往往是华而不实的；但是在国外，他的情感方式和人生观点都得到了传播、发扬并产生了变形，直到它们变得广为流行并成为重大事件的因素。
拜伦在他的时代是贵族叛逆者的典型，那是和农民领袖或者无产阶级造反者十分不同的一种人。饥饿的人不需要精心构造的哲学来刺激不满或者为不满找借口，那种东西在他们看来全都是有闲的富人们的娱乐。他们想要其他人有的东西，而不是某种不可捉摸的形而上的好处。尽管像中世纪的共产主义叛逆者们一样，他们也可能宣扬基督徒的爱，但是他们这么做的实际理由很简单：有钱有势的人缺乏这种爱导致了穷人的苦难，而在造反的同志们中间出现的这种爱被认为是成功的关键。但是抗争的经验导致了对爱的力量的绝望，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恨作为驱动力。这一类的叛逆者如果像马克思一样也创造出一种哲学，那么他们的哲学便只是为了论证自己这一方的胜利，而与价值无关。他们的价值依旧是原始的：吃的东西足够就是善，其余的都是空谈。没有一个饿着肚子的人可能会有其他的想法。
贵族叛逆者因为有足够的吃的东西，所以一定有着其他不满的原因。我所说的这种叛逆者并不包括暂时无权的派系的领袖，而只包括那些其哲学所要求的变革要大于他们自己的个人成功的人。对权力的热爱可能是他们不满的潜在根源，但是在他们有意识的思想中存在着的是对人间政府的批评。这种批评如果足够深入，便会采取一种如泰坦般无所不包的一意孤行的形式，或者在那些保留了一些迷信的人身上，采取撒旦主义的形式。这两种形式在拜伦身上都能找到，并且主要通过他所影响的人，在几乎不能被认为是贵族的广大社会阶层中获得了流行。贵族式的叛逆哲学，经过成长、发展和接近成熟时的转变，感召了从拿破仑倒台之后的烧炭党到1933年希特勒的意外上台之间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在每个阶段，这种哲学还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间唤起了相应的思想和情感方式。
很显然，除非一位贵族的气质和背景在某些方面有些奇怪，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叛逆者。拜伦的背景是非常奇怪的。他最早的记忆是自己父母的争吵；至于他的母亲，他既恐惧她的残忍，又鄙视她的庸俗；他的保姆身上又兼有邪恶与最严格的加尔文派神学；他的跛脚让他深以为耻，并且让他在学校里不合群。在穷困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十岁时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位勋爵并拥有了纽斯泰德府。他继承的是自己的叔祖父，后者被称为“邪恶勋爵”，自从三十三年前在决斗中杀死了一个人之后就一直遭到邻居们的嫌弃。拜伦家一直是个不守法纪的家族，他母亲那边的戈登一家甚至更是如此。因为有在阿伯丁一条肮脏的小巷里生活的经历，这个男孩儿自然会为自己的封号和府邸而感到欢欣鼓舞，并且乐于继承祖先们的性格来感谢他们赐予的土地。虽然祖传的好勇斗狠在最近几年给他们带来了麻烦，拜伦还是得知了这种好斗的性格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为他们赢得了名声。他最早期的一首诗，《离开纽斯泰德府之际》便描述了他当时的感情——对曾经在十字军东征中、在克雷西126、在马斯顿荒原战斗过的祖先们的敬仰。他用这种孝顺的决心作为结尾：
他会像你们一样活着，或者像你们一样死去：
当尸体朽烂之后，愿他的遗骸和你们的混在一起。
这不是一个叛逆者的心境，倒是让人想起“恰尔德”哈罗尔德，那个模仿中世纪男爵派头的当代贵族。当拜伦在大学期间第一次获得属于自己的收入时，他写道，感觉自己像一个“自己铸造钱币的德意志邦主”那样独立自主，又“像一个根本不铸造钱币，但是却享受着一样更宝贵的东西——自由的切罗基127酋长。我带着狂喜谈到那位女神，因为我那好脾气的妈妈实在是太专横了”。他后来写了很多赞美自由的诗歌，但是我们必须理解，他所赞美的自由是一位德意志邦主或者切罗基酋长的自由，而不是普通人也可以想象自己能够拥有的那种低等的自由。
尽管他有贵族血统和封号，他的贵族亲戚们还是对他敬而远之，这让他感到自己在社交上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人们极为厌恶他的母亲，也带着疑心来看待他。拜伦知道自己的母亲很庸俗，暗地里也害怕自己和她有同样的毛病。由此便产生了他所特有的那种势利和反叛的奇怪混合。如果他不能当一个当代派头的绅士，他就要当一个像他那些参加过十字军的祖先们那样勇敢的男爵，或者是那种更加狂暴而又更加浪漫的吉伯林党的首领——在上帝和众人的诅咒中迈步走向壮丽的灭亡。中世纪的浪漫小说和历史是他的礼仪课本。他像一个霍亨施陶芬家族128的人那样犯下罪孽，又像一个十字军战士一样在和穆斯林的战斗中死去129。
他的害羞和孤独感让他期望从恋爱中寻求安慰，但是因为他下意识地是在寻找一个母亲而不是一个情妇，所以除了奥古丝塔，其他所有人都让他失望。他始终没有摆脱掉的加尔文派信仰——他在1816年在雪莱面前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循道宗信徒、加尔文派信徒、奥古斯丁派信徒”——让他感觉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罪恶的。但是他又告诉自己，罪恶是他的血液中遗传下来的诅咒，是全能的上帝为他注定的邪恶命运。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既然他必须不同寻常，他就要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罪人，并且敢于做那些他希望能够鄙视的时髦浪荡子们所不敢做的离经叛道之事。他真诚地爱着奥古丝塔，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血脉——拜伦家的以实玛利130一系——而且更简单的是因为她对拜伦的日常幸福有着姐姐般亲切的照顾。但这还不是她能带给拜伦的全部。她通过自己的淳朴和乐于助人的本性，成了向拜伦提供最美妙的自我满足与悔恨的源泉。拜伦会感觉自己能和那些罪恶最深重的人相提并论——曼弗雷德的贵族、该隐甚至撒旦本人。那位加尔文派信徒、贵族和叛逆者都得到了同样的满足；还有那位浪漫主义的情种，在失去了人世间唯一能够在自己的心中引起怜悯和爱慕这种更温和的情感的人并因此而心碎之后，也得到了满足。
尽管拜伦感到自己能和撒旦相提并论，但是他从来并不怎么敢把自己置于上帝的位置上。将自负发展到那种程度的是尼采，他说：“如果有众神，那么我怎么能够容忍自己不是神！因此没有众神。”请注意这个推理过程中隐藏的前提：“凡是伤害了我的自尊的事都应该断定是假的。”尼采和拜伦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深受宗教的影响，甚至程度更深；但是尼采因为才智更多，所以找到了一种比撒旦主义更好的逃避方法。然而，他依然对拜伦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他说：
“悲剧在于，如果我们在心中和头脑中都追寻关于真理的严格条理，那么我们就无法相信宗教和形而上学中的教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因为人性的发展，又已经变得如此多愁善感、易受伤害，以至于我们需要一种最高级的拯救和慰藉的手段，从中还会产生人因为自己所认识的真理而流血至死的危险。拜伦用不朽的诗句表现了这一点：
知识就是不幸：那些知道得最多的人
一定会对着一条致命的真理深深地叹息——
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
有些时候，尽管很少见，拜伦也会比较接近尼采的观点。但是一般来说，拜伦的伦理理论和他的实际做法相反，始终是严格地遵循传统的。
尼采将伟大的人物看得如神一般，而拜伦则通常认为大人物是在和自己作战的泰坦。不过有时候，他也会描述一位和查拉图斯特拉不无相似之处的贤人——海盗，他这样来处理和自己手下的关系：
更以不怒自威的手段控制他们的灵魂，
让那颗庸俗的心眩晕、拜服还打冷战。
同样是这位英雄“恨人类恨到了不感到后悔的程度”。诗中的一个脚注向我们保证，这位海盗才是真正符合人类的本性的，因为在汪达尔人的国王盖塞里克、吉伯林党的暴君艾济利诺和路易斯安那的某个海贼都体现出了同样的品质。
拜伦在寻找英雄的过程中并不是非得把自己局限在黎凡特和中世纪不可，因为给拿破仑披上一件浪漫主义的外套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拿破仑对十九世纪欧洲人想象力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他感召了克劳塞维茨、司汤达、海涅，以及费希特和尼采的思想意大利爱国者们的行动。他的魂灵横行于整个时代，是唯一强大得足以抵抗工业主义和贸易的力量，并对和平主义和经营店铺大加嘲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驱除这个魂灵的一种努力，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因为这个幽灵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大。
在百日王朝期间，拜伦公开声明他希望拿破仑获得胜利，而当他听说了滑铁卢战役的结果时，他说：“我真是难过得要死。”只有一次，他暂时转而反对自己的英雄，那是在1814年，拜伦认为对拿破仑来说自杀要比退位更体面。那时，拜伦从华盛顿的德行中寻求安慰，但是拿破仑从厄尔巴岛的归来让这种努力成为不必要的了。当拜伦去世时，法兰西的“许多报纸都评论道，本世纪的两大伟人，拿破仑和拜伦，几乎同时离开了我们”131。把拜伦当成是当时“欧洲最高尚的灵魂”的卡莱尔，则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一个兄弟”。他后来逐渐更偏爱歌德，但是依然把拜伦和拿破仑相提并论：
“对你们这些高尚的人物来说，以这种或者那种方言出版一些这样的艺术作品，几乎成了必需的事情。因为那些作品除了是在你们和恶魔公平地开始战斗之前发生的口角之外，又能是什么呢？你们的拜伦出版了他的《拜伦勋爵之烦恼》，里面全都是诗歌、散文和许多其他的东西；你们的波拿巴上演了他的《拿破仑之烦恼》132这出歌剧，配的音乐是大炮的齐射和满世界杀人的狂叫，他的舞台灯光就是熊熊的火焰，他的旋律和念白就是军队方阵的脚步声和城市陷落时的巨响。”133
在之后的三章里，卡莱尔的确发出了决绝的命令：“合起你的拜伦，打开你的歌德。”但是拜伦是在他的血液里的，而歌德则只是个抱负。
对卡莱尔来说，歌德和拜伦是对立的；对阿尔弗莱·德·缪塞来说，他们则都是往快乐的高卢灵魂中灌输忧郁的毒药这件邪恶计划的共谋。那个时代的法兰西青年，似乎纯凭《少年维特之烦恼》来认识歌德的，而根本不知道奥林匹斯式的歌德存在。缪塞因为拜伦没有从亚得里亚海和圭齐奥利伯爵夫人134那里得到抚慰而责备他——这是错误的，因为拜伦在认识了她之后就不再写《曼弗雷德》了。但是《唐璜》和歌德的那些较明快的诗歌一样，在法兰西几乎都没有人读。尽管有缪塞的批评，大多数法兰西诗人从那时起还是觉得拜伦式的忧伤是他们诗歌最好的题材。
在缪塞看来，只有在拿破仑之后的拜伦和歌德才算得上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天才。缪塞生于1810年，属于他在自己的一首关于帝国时期兴衰荣辱的抒情叙事诗中所描写的“两次战役之间”的那一代人。在德意志，对拿破仑的感情分歧比较大。有像海涅那样的人，将拿破仑视作自由主义的有力传播者、农奴制的破坏者、正统性的敌人、让那些世袭的小诸侯们发抖的人；也有一些人将他视作基督之敌，那个想要摧毁高贵的德意志民族的人，那个一劳永逸地证明了条顿人的德行只有通过对法兰西不可遏制的憎恨才能得到保全的邪恶之徒。俾斯麦实现了一种综合：拿破仑依然是基督之敌，但是一个应该模仿的基督之敌，而不仅仅是一个应该憎恶的基督之敌。尼采接受了这个折中，他带着病态的残忍欣喜地评论道，古典的战争时代就要来临了，而且这个恩惠我们应该感谢的不是法兰西大革命，而是拿破仑。民族主义、撒旦主义和英雄崇拜——拜伦的遗产，就以这种方式成了德国那复杂灵魂的一部分。
拜伦并不温和，而是如暴风雨一般猛烈。他对卢梭所说的话也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他说，卢梭是这样的人：
他将魔法
抛到激情之上，并且从哀愁中
拧出了势不可挡的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