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西方哲学史.下》（21）
十九世纪的思潮
十九世纪的思想生活比之前任何一个时代的都要复杂。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相关的地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美国和俄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欧洲也比以前更加留意古代和近代的印度哲学。其次，自十七世纪以来就一直是新生事物最主要源泉的科学取得了新的胜利，特别是在地质学、生物学和有机化学方面。再次，机器生产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并在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上赋予了人类一种新的对力量的概念。最后，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对思想、政治和经济领域内的各种传统体系的深刻反抗，导致了对许多到那时为止一直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信念的攻击。这种反抗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形式，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另一个是理性主义的（我是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的）。浪漫主义的反抗历经拜伦、叔本华和尼采，直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理性主义的反抗始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哲学家，多少经过缓和之后传到了英国的哲学激进派手中，然后在马克思那里获得了一种更深刻的形式，并产生了苏联这个结果。
德国在知识上的统治地位是一个新的因素，这开始于康德。莱布尼茨尽管是德国人，但几乎一直是用拉丁文或者法文写作的，而且在自己的哲学中也几乎没有受到德意志任何影响。与之相反，康德之后的德国唯心主义以及后来的德国哲学都深受德意志历史的影响；德意志的哲学思想中许多看起来十分奇怪的东西，反映的是一个由于历史的偶然被剥夺了本来应该享有的那份权力的精悍民族的那种精神状态。德意志曾经拥有的国际地位要归功于神圣罗马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的皇帝逐渐失去了对他名义上的臣民的控制。最后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是查理五世，但是他的权力来自他在西班牙和低地国家所拥有的领地。宗教改革运动和三十年战争摧毁了仅存的德意志统一性，留下了许多唯法兰西马首是瞻的弱小公国。在十八世纪，只有一个德意志国家——普鲁士——在抵抗法兰西人这件事上取得了成功；腓特烈二世号称“大王”，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但是普鲁士自己抵抗不住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一败涂地。普鲁士在俾斯麦带领下的起死回生，看起来像是在复活阿拉里克、查理曼和巴巴罗萨112那英雄般的过去（对德国人来说，查理曼是德国人，不是法兰西人）。当俾斯麦说“我们不去卡诺莎”113时，便表明了他的这种历史感。
然而，普鲁士尽管在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但是在文化上却没有西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先进。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著名的德国人，包括歌德在内，并不为拿破仑在耶拿的胜利感到痛惜的原因。十九世纪初的德意志，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在东普鲁士，农奴制依然得到了延续，乡村贵族大部分还沉浸在田园牧歌式的无知中，劳动者连最起码的教育都没有受过。与此不同的是，西德意志的一部分在古代曾经隶属于罗马，这一地区自十七世纪以来就处在法兰西的影响之下，还被法兰西的革命军队占领过，并获得了和法兰西的各种制度同样自由的体制。有些君主很聪明，并因为在自己的宫廷里模仿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而当了艺术和科学的赞助人，最著名的例子是魏玛，魏玛大公便是歌德的恩主。君主们当然大部分都反对德意志的统一，因为那会破坏他们的独立地位。因此他们是反对爱国主义的，受他们荫庇的许多知名人士也是如此。对他们来说，拿破仑是一种比德意志文化更高级的文化的传教士。
在十九世纪中，信奉新教的那部分德意志在文化上逐渐普鲁士化了。腓特烈大王是个自由思想者和法兰西哲学的崇拜者，他曾经努力让柏林成为一个文化中心。柏林科学院由一位著名的法兰西人莫佩尔蒂114担任终身院长，但是他却不幸成了伏尔泰那恶毒嘲弄的受害者。腓特烈的种种努力，和当时大多数开明专制的君主的努力一样，并没有包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改革，实际上所成就的是一群雇来的知识分子的喝彩。在他死后，大部分有文化的德意志人又只有在西德意志才能找到了。
与德国的文学和艺术相比，德国哲学与普鲁士的联系要更深。康德是腓特烈大王的臣民，费希特和黑格尔是柏林的教授。的确，康德曾经因为自己的自由主义神学和普鲁士政府发生过纠纷，不过他几乎没受到普鲁士什么影响。但是费希特和黑格尔都是普鲁士在哲学上的代言人，都做了很多工作来为后来将德意志爱国主义等同于崇拜普鲁士这件事铺平道路。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由德国的大史学家们，特别是蒙森和特赖奇克，继承了下来。俾斯麦最终让德意志民族接受了在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这就使得德国文化中国际主义色彩较淡的那些因素取得了胜利。
在黑格尔死后的整个一段时期内，大部分学院派哲学依旧是传统的，因此也并不十分重要。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直到这个世纪末在英国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在法兰西其统治地位则结束得稍早一些。接着，康德和黑格尔便在专业哲学教师这个范围内逐渐征服了法兰西和英国的大学。然而，一般受过教育的大众并没有受到这次运动什么影响，这次运动在科学家中也几乎没有拥护者。在那些继续学院派传统的作者中，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属于经验主义这一派；洛策、齐格沃特、布拉德利和博桑基特则属于德国唯心主义这一派——其中没有一个人在哲学上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也就是说，他们大体上采纳了别人的体系，而他们自己则无法与那些人匹敌。学院派哲学之前就经常和当时最有活力的思想脱节，例如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学院派哲学大体上还是经院式的。只要发生了这种情况，哲学史家们更关心的就是非职业的异端分子而不是教授们了。
法兰西大革命时代的大多数哲学家都将科学与种种和卢梭相联系的信念结合在了一起。爱尔维修和孔多塞在将理性主义和热忱相结合这件事上可以被认为是典型代表。
爱尔维修（1715—1771）很荣幸地让自己的书《论精神》（1758年）受到了索邦大学的谴责，并由绞刑吏加以焚毁。边沁在1769年读到了他的著作，立即决定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对立法原则的研究。他说：“培根对自然世界意味着什么，爱尔维修对道德世界就意味着什么。因此，道德世界已经有了自己的培根，但是自己的牛顿还未降临。”詹姆斯·米尔在对自己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教育中也将爱尔维修作为自己的指导。
追随着洛克认为心灵是白板（tabularasa）的观点，爱尔维修认为个人之间的不同完全是因为教育的不同：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他的才能和德行都是他所受指导的结果。他还主张，天才往往是出于偶然，如果莎士比亚在偷猎时没被逮着，他大概就成了一个羊毛商人。115他对立法的兴趣主要源于这个学说：人们在青春时期最重要的指导者是政治体制和随之而来的礼节与风俗。人生来无知，但不愚蠢；让人愚蠢的是教育。
在伦理学上，爱尔维修的观点是功利的，他认为快乐就是善。在宗教上，他是自然神论者，并且激烈地反对教权。在认识论方面，他采纳了一种经过简化的洛克思想：“因为洛克的开导，我们知道我们的观念，进而我们的精神，都来自感觉器官。”他说，物理性的感觉能力是我们的行为、思想、激情以及社交能力的唯一原因。他对知识的评价很高，在这一点上他十分不赞同卢梭的观点。
他的学说是乐观主义的，因为让一个人变得完美所需要的只是完美的教育。他还暗示，只要把教士们赶到一边，完美的教育是很容易实现的。
孔多塞（1743—1794）的观点和爱尔维修很类似，但是受卢梭的影响更深。他说，人权完全可以只从一条真理中推演出来：人是有感觉，并能够进行推理和获得道德观念的存在，从这一点就可以推导出，人不能再被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说谎者和受骗者。“慷慨的西德尼为这些原则献出了生命，洛克在这些原则上刻上了自己的权威之名，后来卢梭又对这些原则进行了更精确的发挥。”他说，洛克最先指出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洛克的“方法很快就成了所有哲学家的方法，正是因为将这种方法应用到了道德、政治和经济领域，哲学家们才能够在这些学科中找到了一条如同在自然科学中那样真切的道路”。
孔多塞对美国独立战争赞赏有加。“简单的常识教育了英国殖民地的居民，在大西洋那边出生的英国人和在格林尼治子午线上出生的英国人享有完全相同的权利。”他说，合众国的宪法建立在天赋权利的基础之上，并且美国独立战争让从涅瓦河到瓜达尔基维尔河的整个欧洲都知道了人权。不过，法兰西大革命的原则要比“指导了美国人的原则更纯粹、更精确、更深刻”。这些话是他在躲避罗伯斯庇尔时写下的，之后不久，他就遭到了逮捕和监禁。他死于狱中，但是死因不详。
他信仰妇女的平等权利，也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首创者。不过，他的人口理论并没有马尔萨斯所说的那些悲观的结论，因为他还加上了控制生育的必要性。马尔萨斯的父亲是孔多塞的信徒，通过这种方式马尔萨斯才知道了这种理论。
孔多塞甚至比爱尔维修还要热忱和乐观。他相信，因为法兰西大革命原则的传播，所有主要的社会弊端不久都会消失。也许他没有活到1794年对他来说是件幸事。
法兰西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们的学说，在被改造得热忱大减并且大为精确之后，由哲学激进派带到了英国，边沁是那些人公认的领袖。起初，边沁的兴趣几乎完全局限在法学领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兴趣逐渐更加广泛，他的观点也逐渐变得带有颠覆性。1808年之后，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妇女平等权利的信仰者、帝国主义的敌人和毫不妥协的民主派。他的这些观点中有一部分来自詹姆斯·米尔，两人都相信教育是万能的。边沁采纳“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条原则无疑是出于民主派的感情，但是这条原则必然意味着要反对人权学说，他索性就把人权学说描述成“胡说八道”。
哲学激进派在许多方面与爱尔维修和孔多塞这样的人不同。在气质上，他们很有耐心，并且喜欢用实际的细节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他们赋予经济学很大的重要性，还自认已经将经济学发展成了一门科学。在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米尔身上，有各种热忱的倾向，但是在马尔萨斯和詹姆斯·米尔身上则没有。热忱倾向被所谓的“科学”，特别是被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理论的悲观论调严格地限制住了。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除了在瘟疫刚过之后以外，雇佣劳动者的所得一定总是可以维持自己及家人生计的最低数目。边沁主义者和他们的法兰西前辈之间另一个重大的相异点在于，在工业化的英国，雇主和雇佣劳动者之间有着激烈的冲突，并导致了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兴起。在这种冲突中，边沁主义者大体上讲站在雇主一边反对工人阶级。不过，他们最后的代表人物约翰·斯图亚特·米尔，逐渐也不再固守其父那些严厉的教条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社会主义的敌意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不确信古典经济学是永恒的真理了。根据他的自传，这个软化的过程是从阅读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开始的。
边沁主义者尽管起初带有一种相当温和的革命性，但是逐渐也不再如此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说服英国政府采纳自己的观点这件事上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是因为对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日益增长的势力的反对。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反抗传统的人有两种，理性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虽然这两种因素在某些人，例如孔多塞身上是结合在一起的。边沁主义者几乎完全是理性主义的，既反抗他们也反抗现存经济秩序的社会主义者也是如此。社会主义运动直到马克思才获得了一套完整的哲学，我们会在后面的一章中对他加以讨论。
浪漫主义形式的与理性主义形式的反抗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尽管两者都源于法兰西大革命时期和在那之前不久的一些哲学家。披着非哲学外衣的浪漫主义形式可以在拜伦的作品中见到，但是在叔本华和尼采那里，这种形式学会了哲学的语言。这种形式的反抗倾向于不惜以理智为代价来强调意志的作用，没有耐心受推理的束缚，并且崇尚某些种类的暴力。在实际政治中，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民族主义的盟友。虽然在实际中并不总是如此，但是在倾向上它无疑对通常所说的理性是抱有敌意的。这种反抗的某些最极端的形式可以在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找到，但是在俄国最终取得胜利的是理性主义形式的反抗。德国总是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容易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为反理性的赤裸裸的意志哲学提供了一个体制上出口的也正是德国。
到此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各派哲学都受到了传统上的、文学上的或者政治上的启发。但是哲学观点另外还有两个源头，那就是科学和机器生产。其中第二个源头在理论上的影响是从马克思开始的，之后就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一个源头自十七世纪以来就一直很重要，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又有了新的形式。
达尔文对十九世纪的意味同于伽利略和牛顿对十七世纪的意味。达尔文的理论有两部分。一方面是进化论，主张不同种类的生命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逐渐演化而来的。这个现在得到了普遍承认的学说其实并不新鲜。拉马克和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都曾主张过，更不用提阿那克西曼德了。达尔文所做的是为这个学说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并且在他的理论的第二部分中他还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进化的原因。这样一来，他就使这个学说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流行度和科学力量，但是他绝没有首创这个学说。
达尔文理论的第二部分是生存竞争说和适者生存说。一切动植物繁殖的速度都要超过自然能够承受的限度，因此每一代中都有许多个体在达到能够复制自己的年龄之前就死掉了。哪些能够生存由什么来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纯粹的运气，不过另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动植物一般来说与亲代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在每一种可以测量的特征方面都因为过度或者缺失而有细微的不同。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中，同一物种的个体为了生存而竞争，最适应环境的个体生存机会最大。因此，那些有利的偶然变异会在每一代的成年个体中占据优势。这样一代又一代，鹿跑得越来越快，猫在接近猎物时越来越安静，长颈鹿的脖子越来越长。达尔文主张，如果时间足够长久，这种机制能够说明从原生动物到智人之间整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达尔文理论的这一部分历来广受诟病，而且被大多数生物学家认为必须服从许多重要的限制条件。然而，那不是研究十九世纪思想的历史学家最关心的事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让人感兴趣的是达尔文将自己的理论扩展到了整个那种哲学激进派所常说的经济生活中。根据他的意见，进化的动力是一个自由竞争的世界中的生物经济学。向达尔文暗示了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是进化的根源的正是延伸到了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马尔萨斯人口论。
达尔文本人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的理论却导致了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自由主义不利的结论。所有人生来平等，成年人之间的差异完全是因为教育，这种学说和他对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先天差异的强调是不相调和的。如果像拉马克所主张的，并且达尔文本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承认的那样，后天获得的特征是可以遗传的，那么和诸如爱尔维修那样的观点之间的抵触多少会缓和一些.但是好像只有先天获得的特征是可以遗传的，只有某些并不十分重要的特征是例外。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先天差异就具有了根本的重要性。
从进化论中还能推出一个结论，并且与达尔文所提出的那种特殊的机制无关。如果人和动物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并且人类经历了一个如此缓慢的发展过程以至于有些生物我们不知道该不该把它们划为人类，这就引出了这个问题：在进化的哪个阶段上，人类（或者我们半人类的祖先）开始一律平等呢？如果直立猿人受到了正确的教育，能够做出和牛顿一样好的成绩来吗？如果皮尔当人116曾被指控偷猎，能够写出莎士比亚般的诗歌吗？一个对这些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坚定的平等主义者会发现自己不得不认为猿猴和人类是平等的。而且为什么要止于猿猴呢？我看不出他要如何反对支持牡蛎拥有投票权这种论点。进化论的拥护者应该主张，不仅人人平等的学说，而且人权学说都是必须受到反生物学的谴责的，因为它们太过强调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