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西方哲学史.下》（20）

康德

一、德国唯心主义总论

十八世纪的哲学英国经验主义者独霸天下，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可以被认为是其代表。在这些人身上存在一种矛盾，而且他们自己似乎一直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他们的精神气质与他们理论学说倾向之间的矛盾。就精神气质而言，他们是具有社会观念的公民，绝不专断独行，也不过分地渴望权力，而是支持一个在刑法的限制下每个人都能够随心所欲的宽容社会。他们本性善良、老于世故、温文尔雅而又待人和蔼可亲。

但是尽管他们的气质是社会性的，他们的理论哲学却导致了主观主义。这种矛盾在古代晚期就已经存在过，在圣奥古斯丁身上最为明显，因而并非是一个新倾向。在近代，这种倾向又因笛卡儿的我思论而得到了复活，并在莱布尼茨没有窗户的单子那里达到了暂时的顶点。莱布尼茨认为，即使整个世界都被毁灭了，他经验里的一切依然不会改变；尽管如此，他还是致力于促成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之间的再统一。类似的前后不一也出现在洛克、贝克莱和休谟身上。

在洛克那里，这种前后不一还只是理论上的。我们在之前的一章中已经谈到过，洛克一方面说：“因为心灵在其一切思维和推理过程中，除了只有其自身默想或者能够默想的观念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直接对象，所以我们的知识很显然只和这些观念有关。”又说，“认识就是对于两个观念一致或者不一致的知觉。”尽管如此，他还是主张我们对实在的存在有三种认识：对我们自身存在的直觉认识、对上帝存在的论证性认识、对呈现于感官的事物的感觉性认识。他还主张，简单观念是“事物以一种自然的方式作用于心灵的产物”。他并没有解释自己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而那显然也超出了“两个观念一致或者不一致”的范围了。

贝克莱朝着终结这种前后不一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他来说，只有精神和精神的观念，外部的物理世界被废除了。但是他依然没能领会他从洛克那里继承来的认识论原理的全部结论。如果他达到了彻底的前后一致，除了对他自己心灵的认识以外，他就会否定对上帝的认识和对所有其他心灵的认识。他作为一个神职人员和社会存在所具有的情感阻止了他做出这样的否定。

休谟在追求理论一致性时无所畏惧，但是他没有感觉到让自己的实践和自己的理论相一致的冲动。休谟否定了自我，还质疑了归纳法和因果关系。他接受了贝克莱废除物质的做法，但是并不接受贝克莱以上帝的观念的形式提出的替代品。的确，休谟和洛克一样不承认不具有先在印象的简单观念，而且他无疑也将“印象”想象成一种由外在于精神的某物直接导致的精神状态。但是他并不承认这就是“印象”的定义，因为他对“因果”的概念是有疑问的。我怀疑他或者他的追随者们是否曾经清醒地意识到了关于印象的这个问题。很显然，按照他的观点，“印象”只能根据某种将它和“观念”区别开来的内在属性来定义，因为“印象”不能通过因果关系来定义。因此休谟便不能主张印象能赋予我们关于外在事物的认识，而洛克是这样主张过的，贝克莱也以一种经过修正的形式主张过。因而，休谟本来应该相信自己被封闭在一个唯我主义的世界之中，除了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和各状态之间的关系之外对其他一切都一无所知。

休谟通过自己的前后一致表明了，如果经验主义被推到其逻辑终结的话，就会产生几乎没有人能说服自己接受的结论，并且会在整个科学领域内废除理性的信念和轻信之间的区别。洛克预见到了这个危险。他借一位假想的批评者之口提出这样的异议：“如果认识在于不同观念的一致，那么狂热者和清醒者就在一个水平线上了。”洛克生活在人们逐渐对“热忱”感到厌倦的时代，他让人们相信自己对那个批评的回答是可靠的一点困难也没有。卢梭则出现在一个人们又转而对“理性”感到厌倦的时代，他复活了“热忱”；而且，因为承认了理性的破产，还允许心中的感情去决定头脑中的理性存而不决的问题。从1750年到1794年，感情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响；终于，至少在法兰西，感情那汹涌的言论被热月政变给终结了。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感情和理智同样都变得悄无声息。

在德意志，对休谟的不可知论的反应所采取的形式要比卢梭所采取的形式深刻而又精妙得多。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哲学，打算在十八世纪末叶的种种颠覆性学说中捍卫知识和德行。在康德那里，更多的是在费希特那里，始于笛卡儿的主观主义被带到了新的极端。从这个角度来说，起初并没有对休谟的反动。对主观主义的反动是从黑格尔开始的，他通过自己的逻辑，试图确立一种逃离个人进入世界的新方法。

德国唯心主义整个都与浪漫主义运动存在亲缘关系。这一点费希特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谢林那里更是如此，在黑格尔那里则最不显著。

康德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奠基人，他自己在政治上并不重要，尽管他也写过一些有趣的政治问题论文。但是另一方面，费希特和黑格尔都阐述过一些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并且依然在影响历史进程的政治学说。如果不事先对康德有所研究的话，就无法理解他们两人中的任一个。我们在这一章中主要讨论康德。

德国的唯心主义者有着某些共同特点，在着手讨论细节问题之前可以一提。

康德十分强调对认识的批判，将其作为达到哲学结论的手段，他的追随者们也继承了这一点，而且强调与物质相对的精神，并最终导致了只有精神存在的断言。他们认为各种思想体系可以通过抽象的哲学论证得到证明，为了支持这一点，他们激烈否定功利主义的伦理观。他们拥有之前英国和法兰西哲学家身上看不到的学者腔调；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演讲听众都是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而不是闲散无聊具有业余爱好的绅士。尽管他们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具有革命性，但是他们自己并不是有意要呈现出颠覆性，费希特和黑格尔都很明确地投身到捍卫国家的事业中。他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是模范式的和学院式的，他们关于道德问题的观点严格遵循正统观念。他们在神学上富有创新，但他们的创新却是为了宗教的利益。

有了这些作为铺垫，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研究康德。

二、康德哲学的总体面貌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一般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近代哲学家。我自己并不同意这一评价，但是如果不承认他极为重要也是愚蠢的。

康德整个一生都生活在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108或其附近。他的外在生活是学院式的，完全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尽管他也经历了七年战争（其间有段时间俄国占领过东普鲁士），法兰西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初期。他师承沃尔夫，接受了他传授的莱布尼茨哲学教育，但是有两个人物影响导致他改弦更张：卢梭和休谟。休谟对因果关系这个概念的批判，将他从独断的睡梦中惊醒，至少他是这么说的；但是这种惊醒只是暂时性的，康德很快就发明了一种能让他再度入睡的催眠剂。对康德来说，休谟是个要加以驳斥的对手，而卢梭的影响则要深刻得多。康德生活非常有规律，以至于人们常常根据他在散步时经过自己门前的时间来对表。但是有一次他的时间表被打乱了好几天，当时他正在读的就是《爱弥儿》。他说卢梭的书他必须反复研读，因为第一次读时文笔的优美会阻碍他去注意内容。尽管他生长在一个宗教虔诚的氛围中，但是他在政治和神学两方面都是自由主义者；他对恐怖时代之前的法兰西大革命一直都是同情的，而且他还是一个民主制的信仰者。我们将会看到，他的哲学允许诉诸和理论推理冰冷的命令相对的感情；说得夸张一点，可以把康德看作一个学究版的萨伏依牧师。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被认为是其自身目的，他的这一原则是人权说的一种形式。他对自由的热爱也表现在他所说（既针对儿童也针对成人）的这句话中：“最为可怕无比的是一个人的行为服从于另一个人的意志。”

康德早期的著作更多地讨论科学而不是哲学。在里斯本地震后，他写过关于地震理论的文章；他还写过一篇论风的文章，并且撰写一篇短文讨论欧洲的西风是否因为横跨了大西洋而变得湿润这个问题。自然地理是他非常感兴趣的一门学科。

他的科学著作中最重要的是《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1755年），此书在拉普拉斯之前提出了星云假说，并且论述了太阳系的一个可能的起源。这部著作的某些部分带有一种显著的弥尔顿式的庄严。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假说，这一假说后来证明创造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康德并没有像拉普拉斯那样为支持自己的假说提出严谨的论证。在某些部分，这本书纯粹是幻想性的，例如他的学说认为所有的行星上都有居民，并且距离越远的行星上的居民越优秀——这种观点不过体现了地球人的谦逊，所以应该受到表扬，但是并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作为支撑。

康德在他最为怀疑主义者的论证所苦恼时写下了一本奇书，该书名为《一个睹灵者的梦，以形而上学的梦为证明》（1766年）。斯维登堡是一位“睹灵者”，他的神秘主义思想体系曾经以一部巨著的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那本书一共卖出去四部，其中三部买主不详，剩下那部就卖给了康德。康德称斯维登堡的体系是“异想天开”，还半是严肃半开玩笑地暗示道，这个体系也许并不比正统的形而上学更异想天开。不过，他对斯维登堡也不是完全持蔑视态度。康德神秘主义的一面是存在的，只是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太多的显现，正是康德的这一面让他敬重斯维登堡，并称他“极为崇高”。

像那个时代的所有其他人一样，康德也写过论崇高和美的论文。夜晚是崇高的，白天是美的；海洋是崇高的，陆地是美的；男人是崇高的，女人是美的；等等。

《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评述康德：“因为他终身未婚，他便将年轻时好学的习惯保持到了晚年。”我很想知道这一条评述的撰写人是个单身汉还是个结了婚的人。

康德最重要的著作是《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1781年，第二版1787年）。这本书的初衷是要证明，尽管我们所有的知识都不能超出经验的范围之外，但是依然有一部分知识是先验的，是不能从经验中用归纳的方法推断出来的。我们的知识中先验的那一部分，根据他的观点，不仅包括逻辑，还包括许多不能归入逻辑也不能从逻辑中演绎出来的东西。他将莱布尼茨混为一谈的两个不同做了一个区分：一个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不同，另一个是“先验”命题和“经验”命题之间的不同。关于这两种不同都必须做一番讨论。

所谓“分析”命题就是谓项是主项109的一部分的命题，例如“个子高的人是人”或“等边三角形是三角形”。这种命题是从矛盾律中推导出来的，如果主张个子高的人不是人就会自相矛盾。所谓“综合”命题就是非分析命题的命题。所有我们只能通过经验知道的命题都是综合性的。我们不能仅凭对概念的分析，发现诸如“星期二是个下雨天”或者“拿破仑是个伟大的将军”这样的真理。但是康德和莱布尼茨以及之前的所有其他哲学家不同，他不承认相反的一面，即所有的综合命题都是只能通过经验知道的。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上面提到的第二种不同。

所谓“经验”命题就是那种除非借助感官-知觉的帮助，否则我们就无法知道的命题。这种感官-知觉要么是我们自己的，要么是我们接受其证词的其他人的，历史上和地理上的事实就属于这一类。还有各种科学定律，前提是我们对这些定律真实性的认识必须建立在观察资料的基础之上。与之相反，所谓“先验”命题则是这样一种命题：尽管可以用经验将它们引导出来，但是一旦知道了这种命题，我们就能看出它在经验之外另有基础。一个正在学习算术的儿童可以这样来帮助自己：经验到两颗弹子和另外两颗弹子，又观察到合起来自己一共经验到了四颗弹子。但是当他理解了“2加2等于4”这个一般性的命题，他就不再需要例子来确认了。这种命题具有一种确实性，那是归纳法永远也无法赋予一条一般性定律的。纯数学中的所有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先验的。

休谟曾经证明过因果律不是分析性的，并且推断说我们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康德承认因果律是综合的这个观点，但是依然主张因果律是被先验地认识到的。他主张算术和几何学是综合性的，但是同样也是先验的。于是他就用这样的语言来阐述他的问题：

综合性的判断如何才有可能是先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