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西方哲学史.下》（19）

卢梭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尽管是一个十八世纪法语意义上的哲人，但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家”。尽管如此，他对哲学也如同对文学、趣味、礼俗和政治一样，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不管我们对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卢梭的优缺点有什么看法，我们都必须承认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具有巨大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来自他诉诸内心情感以及当时所说的“敏感性”所得到的力量。他是浪漫主义运动之父，也是从人类的情感去推断非人类的事实的这种思想体系的开创者，还是与绝对君主制相对的各种伪民主独裁制的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从他的时代以来，自认的改革家通常分为两派，卢梭的追随者和洛克的追随者。有时候这两派互相合作，而且许多人难以看出两派的不协调之处。但是渐渐地，这种不协调越来越明显。在当前，希特勒便是卢梭的结果，而罗斯福和丘吉尔则是洛克的结果。

卢梭在其《忏悔录》中对自己的生平有过极为详尽的叙述，但是叙述得一点也不盲从于事实。他很喜欢声称自己是罪大恶极之人，有时候在这方面做过了头，但是本书以外大量的证据表明他缺乏一切寻常的德行。这并不使他苦恼，因为他自认为总有一副热心肠，然而这副热心肠永远也不妨碍他对最好的朋友做出卑劣的行径。我会仅仅出于理解他的思想和他的影响的必要性来叙述的他的生平。

卢梭生于日内瓦，受的是正统加尔文派的教育。他的父亲因为贫穷兼做钟表匠和舞蹈教师。他尚处襁褓之中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他的姑母将他抚养成人。他十二岁时辍学，在各种不同的行当里当学徒，但是每一行他都憎恶，于是便在十六岁时从日内瓦逃到了萨伏依。因为缺乏谋生的手段，他便到一位天主教神父那里声称自己要改宗。正式的皈依仪式是在都灵的一所慕道者会所里举行的，过程持续了九天。他描述自己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钱：“我不能假装不知道我将要做的神圣之举实际上是强盗行为。”但是这话写于他在重新信仰新教之后，而且我们可以认为他有段时间是一个信仰真诚的天主教徒。1742年他做证说，他在1730年住过的一栋房子因为一位主教的祈祷而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场火灾。

他钱包里装着二十法郎被赶出都灵的慕道者会所，之后，当上了一个名叫德·维切利的贵妇的男仆。这位贵妇三个月后就死了，在她身亡之后，有人发现卢梭拥有的一条丝带原先属于这名贵妇。这实际上是他偷来的，但是他却坚称是某个自己喜欢的女仆送给他的，人们相信了他的话，那个女仆受到了惩罚。卢梭的辩解很奇怪：“我从来也没有像在这个残酷的时刻那样远离恶毒了。当我指控那个可怜的姑娘时，我对她的感情是我那么做的原因，这说来矛盾，但却是实情。她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便把罪名推给了第一个出现在我脑海里的人。”这是按照卢梭的伦理观，“敏感性”是如何代替了所有寻常的德行的一个绝佳的例子。

在这个事件之后，他成了德·瓦朗夫人的朋友，后者和他一样也是从新教改宗的。瓦朗夫人是个很迷人的妇人，因为对宗教有功而从萨伏依国王那里领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补助金。有九到十个年头儿，卢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她家中度过的，卢梭甚至在她已经成了自己的情妇之后依然叫她“妈妈”。有一段时间他和她的杂役共同占有了她，大家生活得极为融洽。在杂役死后，卢梭感到了悲伤，但是又用这个念头来安慰自己：“算了，不管怎样我都能得到他的衣裳。”

他早年有很多时候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四处流浪、徒步旅行、尽自己所能找一个不稳定的活计。其间发生了许多插曲。有一次，一位和卢梭一起旅行的朋友在里昂的大街上癫痫发作，卢梭趁着人群聚拢过来时抛下正在发病的朋友逃走了。又有一次，卢梭当上了一个自称是前往圣墓途中的东正教修道院院长的秘书。还有一次，他假扮成一个名叫杜丁的苏格兰詹姆斯二世党人99，和一个贵妇人偷情。

尽管如此，在1743年，在一位显赫的贵妇人的帮助下，卢梭还是当上了法兰西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大使名叫蒙太古，是个酒鬼，给卢梭派工作却忘记付他报酬。卢梭工作干得很好，所以那场不可避免的纠纷并不是他的错。他前往巴黎试图寻求公正，每个人都承认他是有理的一方，但是那件事却久拖不决。这次欠薪让他十分恼火，卢梭转而反对法兰西当时的政治体制与此有一定关系，尽管最终他还是领到了自己应得的报酬。

正是这一时期（1745年），他开始和特雷莎·勒·瓦色同居，她是他在巴黎所住的旅馆中的一位仆人。他后来终身都和她生活在一起（不包括其他的风流韵事），并和她生了五个孩子，但是全被卢梭送进了育婴堂。从来没有人理解她有什么地方吸引了卢梭，她既难看又无知，既不会阅读也不会写字（卢梭教她写字，但是不教她阅读），不知道月份的名称，也不会换算金钱单位。她的母亲贪得无厌，把卢梭和他所有的朋友都当成了摇钱树。卢梭断言（不管是真是假）自己对特雷莎从来没有过一丝爱情。她在晚年又酗酒，还追求马车夫。或许卢梭喜欢的是自己在金钱上和智力上对她的那种无可置疑的优越感，以及她完全依赖自己这个事实。卢梭和大人物在一起时总是不自在，并真心地偏爱纯朴的人，在这方面，他的民主感情是完全真诚的。尽管他到死都没有娶特雷莎为妻，但是也几乎把她当成妻子来对待，而且所有和卢梭来往的贵妇都得让她几分。

他在文字方面大器晚成。第戎学院设立了一个最佳论文奖金，论文的题目为《艺术和科学是否为人类带来了好处》，卢梭的论文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并赢得了奖金（1750年）。他辩称，科学、文学和艺术是道德最凶恶的敌人，而且这些学科创造了欲望创造了枷锁，它们也是奴隶制的根源，因为像美洲的野蛮人那样从来裸体的人，又怎么会被套上锁链呢？正如人们也许会猜测的那样，他支持斯巴达而反对雅典。他在七岁时读过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受到了其中人物事迹很大的影响，尤其敬仰来库古的生平。与斯巴达人一样，卢梭也将战争中的胜利当作价值判断的标准。他还是赞美“高贵的野蛮人”，尽管老练的欧洲人能够在战争中将他们击败。他主张，科学和德行互不相容，而且所有的科学都有一个卑贱的出身。天文学出自占星术的迷信，雄辩术出自野心，几何学出自贪婪，物理学则出自无聊的好奇心，甚至伦理学的起源也是由于人类的自负。教育和印刷术是应该加以强烈反对的，将文明人和未开化的野蛮人区别开的一切都是罪恶的。

卢梭凭着这篇文章赢得了奖金而声名鹊起之后，就开始按照文中的原则来生活。他采取了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并卖掉了他的表，说自己再也不需要知道时间了。

第一篇论文中的观点在他第二篇题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年）中又得以详细地阐释，然而这篇论文并没有获奖。他主张，“人生来是善的，只是因为各种制度才变坏”——正是和原罪说以及通过教会得到拯救说相对立的一种观点。与当时大部分政治理论家一样，卢梭也谈论自然状态，但是多少带点假设地把自然状态说成是“一种不复存在，也许从未存在过，而且将来可能也绝不会存在的状态，但是为了更好地判断我们当前所处的状态，依然有必要对自然状态有正确的观念”。自然法应该从自然状态中推论出来，但是只要我们不了解自然人，就不可能确定最初为自然人规定的或者最适合自然人的是什么法律。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那些服从自然法的人其意志一定是察觉到这种服从的，并且自然法一定是直接由自然亲口制定的。卢梭并不反对在年龄、健康、智力等方面的自然不平等，而只反对由习惯所认可的特权所造成的不平等。

公民社会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可以在私有财产中找到。“第一个圈占了一片土地，并想到去说‘这是我的’，而又发现人们头脑简单到相信他所说的话的人，就是公民社会的真正奠基人。”他继续说道，一次可叹的革命引入了冶金术和农耕，谷物是我们不幸的象征。欧洲是最不幸的大陆，因为这里的谷物与铁都最多。要消灭这种罪恶，只需要放弃文明，因为人生来是善的，野蛮人在填饱了肚子之后就会与自然界中的万物及所有自己的同类友好相处。

卢梭将这篇论文送给伏尔泰，后者回复道（1755年）：“我收到了您反对人类的新书，谢谢。在设计使我们全都变蠢的计划时，还没有人使用过这样一种聪明劲。一个人如果读了您的书，就会渴望用四只脚走路。但是因为我失去那种习惯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因此我很不幸地感到，不可能再把这习惯拾起来了。而且我也没办法去加拿大探访野蛮人，因为我身患的疾病让我必须有一位欧洲的外科医生，因为那些地方正在打仗，还因为我们行为的榜样已经使那些野蛮人几乎和我们一样坏了。”

卢梭与伏尔泰之间最终发生了争吵并不令人惊讶，让人惊讶的是这争吵没有来得更早一些。

1754年，在卢梭出名之后，他出生的那座城市记起他来了，并邀请他到那里访问。卢梭答应了邀请，但因为只有加尔文派信徒才能成为日内瓦公民，他便改回了原来的宗教信仰。他在这之前已经习惯于自称是日内瓦清教徒和共和主义者，于是在恢复了原先的宗教信仰之后便考虑在日内瓦生活。他把自己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献给城市的元老们，但是并没有讨到他们的欢心，因为元老们不希望被当成和普通公民们一样的人。元老们的反对并不是卢梭在日内瓦生活的唯一障碍，还有一个更严重障碍，那就是伏尔泰也来到了日内瓦。伏尔泰是个剧作家和戏剧事业的热心支持者，但是在日内瓦，因为清教教义的缘故，所有的戏剧演出都遭到了禁止。当伏尔泰试图让这条禁令取消时，卢梭便加入了清教徒一方阵营。野蛮人绝不演戏，柏拉图不赞成戏剧，天主教会拒绝为演员们主持婚礼和葬礼，博须埃100将戏剧称为“淫欲学院”。这个攻击伏尔泰的机会太好了，决不能错失这一机会，卢梭把自己塑造成了禁欲德行的捍卫者。

这并不是这两位名人之间的第一次公开不和。第一次是因为里斯本地震101（1755年）而引起的，伏尔泰因为那次地震写了一首质疑天意对世界的统治的诗歌，卢梭对此感到十分愤慨。他评论道：“伏尔泰看上去似乎一直是信仰上帝的，但是实际上他除了魔鬼之外谁也不信，因为他所声称的那个上帝根据他的描述是个专以恶作剧找乐的邪恶神灵。这种学说从一个享尽了各种荣誉的人嘴中说出来尤其荒谬让人作呕，因为这个人自己身处幸福之中，却试图用一场他自己置身事外的严重灾难那残酷而又可怕的景象让自己的同类充满绝望。”

至于卢梭自己，他不明白有什么理由要对这次地震大惊小怪，不时有若干数量的人丧命完全是一件好事。另外，里斯本人遭受苦难是因为他们住在七层高的楼房里，如果他们按照人应该做的那样散居在树林里，他们就会不受伤害逃脱的。

关于地震的神学问题和关于戏剧的道德问题在伏尔泰和卢梭之间导致了激烈的敌意，所有的哲人们也都表了态。伏尔泰将卢梭当成是一个胡搅蛮缠的疯子，卢梭则说伏尔泰是“那个鼓吹不敬神明的号手，那个爱炫耀的天才，那个卑鄙的灵魂”。然而，对高雅的情操也必须有所表现，于是卢梭写信给伏尔泰（1760年）说：“我恨您，因为您一直想要我这么做。但是我是作为一个如果您想要我爱您的话，本来更应该爱您的人来恨您的。在我的心中原本充满了对您的感情，但是现在只剩下了对您那让我们无法拒绝的炫目天才的敬仰，以及对您的作品的爱好。如果您身上除了才华之外没有任何值得我尊敬的地方，那错不在我。”

我们现在来讨论卢梭一生中最高产的一段时期。他的小说《新爱洛伊丝》发表于1760年，《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都出版于1762年。《爱弥儿》是一部根据各种“自然”原则来讨论教育问题的论文，如果其中不包括《一位萨伏依牧师的信仰自白》这一段的话，本来对各国政府来说是无害的，但是那一章阐述了卢梭所理解的自然宗教的原则，这同时激起了天主教和新教两方面的正统信仰的怒火。《社会契约论》甚至更加危险，因为此书提倡民主制，否定了王权神授说。这两本书极大地增加了他的声望，但是也给他带来了暴风雨般的来自官方的谴责。他被迫逃离法兰西，但是日内瓦容不下他102，伯尔尼也拒绝了他避难的请求。最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怜悯他，允许他在纽沙特尔附近的莫蒂埃居住，此地是这位哲人王103的领地的一部分。卢梭在那里住了三年；但是在第三年末（1765年），莫蒂埃的村民在当地牧师的带领下控告他投毒，并想要置他于死地。卢梭逃往英国，因为休谟在1762年时曾经答应向他提供帮助。

在英国最初一切顺利。他在社交方面十分成功，乔治三世还授予他一笔赞助金。他几乎每天都和伯克见面，但是他们的友谊很快就冷淡下来，以至于伯克说道：“他没有任何原则，不管是影响自己的感情还是指导自己的理智，他所依靠的只有虚荣心。”休谟和他的友情最持久，并且说自己很爱卢梭，可以带着友谊和尊重和他永远生活在一起。但是卢梭在此时并不让人意外地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最终被逼得精神失常。他怀疑休谟是各种想要谋害自己性命的阴谋的指使者。有时候他也会意识到这种怀疑的荒唐，于是就拥抱着休谟并高叫道：“不，不，休谟不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休谟（无疑被弄得非常尴尬）则回答道：“什么，我亲爱的先生？（quoi，monchermonsieur！)”但是最终他的幻觉还是取得了胜利，于是他落荒而逃。他在极度贫困中在巴黎度过了最后几年，他被人怀疑是自杀身亡。

休谟在两人绝交之后说道：“他在整个一生中只有感觉，在这方面他的敏感性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但是这依然使他在感觉痛苦时的敏锐性要超过感觉快乐。他像是一个不仅被剥掉了衣服，还被剥掉了皮肤的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被赶出门去和狂风暴雨的天气进行战斗。”

这是对他的性格最友善而且又有几分符合事实的总结。

卢梭著作中有许多内容，不管多么重要，都和哲学思想史无关。我对他的学说仅仅详细讨论两个部分：第一，他的神学；第二，他的政治理论。

在神学上卢梭做出了一个现在已为大多数新教神学家接受的创新。在卢梭之前，自柏拉图以来的任何一位哲学家，如果信仰上帝的话，都会为支持自己的信仰提出理智上的论证。这些论证也许在我们看来并不那么令人信服，而且我们可能还会感觉，如果不是已经对结论的真实性深信不疑的话，谁也不会对这些论证感到信服。但是提出这些论证的哲学家确实相信它们在逻辑上是可靠的，是能够使任何具有足够的哲学素养且没有偏见的人确信上帝的存在。极力说服我们相信上帝的近代新教徒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则鄙视旧有的“证明”，而将自己的信仰建立在人类本性的某一个方面之上——各种敬畏或者神秘的情感、是非感、渴望之情等等。这种为宗教信仰辩护的方法是由卢梭创造的，而且这种方法已经变得如此为人熟知，以至于除非一位现代的读者不怕麻烦把卢梭和（比如说）莱布尼茨做一个比较，否则就难以体会到卢梭的原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