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不同的通货膨胀类型和不同的对策
第13章不同的通货膨胀类型和不同的对策
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及其对策
经济生活中最早和最经常出现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最早研究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是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们。
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维持经济稳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消除或缓解失业现象，二是抑制或缓解通货膨胀。造成失业的原因在于总需求不足，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出现了过度需求。假定失业严重了，政府应当刺激经济，放宽财政政策，放宽货币政策；只要总需求增加了，失业就会缓解，直到消失。假定通货膨胀严重了，政府应当抑制总需求，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只要需求减少了，通货膨胀就会缓解，直到消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大约20~30年内，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大体上按照凯恩斯经济理论来维持经济稳定，即运用或松或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而刺激总需求，时而抑制总需求，以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在当时，这是比较有效的。就治理通货膨胀而言，政策之所以比较有效，因为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属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如果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进行细分，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投资需求膨胀为主的投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另一类是以消费需求膨胀为主的消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在两类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中，较常见的是前一种，即投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1958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菲利普斯在《经济学报》11月号上发表了《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把货币工资的增长率同失业率相比较，得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替关系，也就是说，高的货币工资增长率总是伴随着低的失业率，低的货币工资增长率总是伴随着高的失业率。菲利普斯是根据经验数据而得出上述结论的，而通货膨胀率通常用物价上涨率来表示，物价上涨又引起货币工资的升高，所以货币工资率的变化可以代表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也就可以用此长彼消、此进彼退的交替关系来表述。1960年，萨缪尔森和索洛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评论》5月号上发表了合著论文《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文中把菲利普斯提出的曲线称作菲利普斯曲线，从此菲利普斯曲线概念广为传播。在这时，萨缪尔森和索洛二人已对菲利普斯曲线稍做修正，以后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部门都把菲利普斯曲线解释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交替的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的提出为治理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提供了便利。只要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就可以方便地提出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依据。内容是：先制定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然后根据情况，设法把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界限之内，这时不需要采取政府干预措施。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了这一界限，政府可以采取紧缩政策，宁肯失业率高一些，也要把通货膨胀压下来；反之，如果失业率超过了这一界限，那么政府就可以采取宽松政策，宁肯通货膨胀率高一些，也要把失业率压下来。这就行了。
从理论上分析，菲利普斯曲线并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即使按凯恩斯经济学原意来说，凯恩斯也没有科学地说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发生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真正原因，需求过度和需求不足依然是两种现象，它们的制度性原因未在凯恩斯考察范围之内。菲利普斯同样如此，他始终没有去探究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深层次原因。难道失业的增多是由于通货膨胀较低、较慢吗？难道失业的减少是由于通货膨胀较高、较快吗？这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果然，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经济学危机发生了，因为从这时起在美国出现了“滞胀”，也就是出现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学说和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都失灵了。
二、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及其对策
如上所述，凯恩斯需求管理学说的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通货膨胀原因在于总需求过大，所以要抑制总需求，采取紧缩政策；二是，失业原因在于总需求不足，所以要刺激总需求，采取宽松政策。但这已经无法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出现，也无法采取紧缩政策还是宽松政策了。这是因为，总需求过大与总需求不足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怎会同时出现呢？又怎能同时采用紧缩的政策和宽松的政策呢？这样人们就会感到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学说失灵了。
在探讨“滞胀”的原因时，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时的通货膨胀可能不是投资需求拉动或消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而是另一类型的通货膨胀，又称为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在当时，经济学家中不少人称之为“新型通货膨胀”。于是对“新型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对策展开了讨论，并提出相应对策。
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被认为是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引起的，而工资成本的上升又同物价水平的上升相互推动，二者轮番上涨：工资上升推动物价上升，物价上升又推动工资水平上升，这样，二者的轮番上升就永无止境了。有的经济学家对此作了如下解释：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两大垄断势力，即工会和大企业，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工会控制了工资增长率，使工资具有工资刚性，即只容许工资上调，不容许工资下调。大企业控制了价格，使价格也具有价格刚性，即只容许价格上调，不容许价格下调。这就好像两小孩玩“跳背游戏”一样。“跳背游戏”又称“蛤蟆跳”，它是这样的：两个小孩，一个双手放在地上，弯着身体，像青蛙一样，另一个小孩站着，从那个小孩身上跳过去。跳过去的那个小孩，又在前面趴下来，原来趴在地上的小孩站起来之后，又从刚趴下的小孩身上跳过去……如此轮流跳背不已。工资和价格好比两个小孩，轮流从对方身上跳过去。这正如两个小孩玩“跳背游戏”。政府无论怎么“劝说”工会和大企业双方别再跳了，都不管用。
政府究竟该怎么办？既然“劝说”不管用，那就只好来硬的，即采取强制性的“收入政策”。这就是：如果用手按住一个孩子，不让他站起来，那么顶多只能跳一次，“蛤蟆跳”就结束了；如果用两只手按住两个小孩，谁都站不起来，“蛤蟆跳”立刻停下来了。根据这个道理，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采纳了一部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实行工资和价格管制政策，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实际上处于冻结状态，全都不能任意上涨。显然，这是完全违背市场规则的，无疑只能短期生效，时间稍长就维持不下去了。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又兴起了一个供给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供给学派当时被认为是带有保守倾向的经济学说的坚持者。他们主张在听任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的条件下，把增加供给作为解决美国发生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滞胀”的基本政策。他们认为，只有增加供给，才能抑制要素成本上升的趋势；而只有减税，才能增加供给。供给学派的上述主张，与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学说是完全不同的。在供给学派看来，对待通货膨胀问题，不能采取紧缩需求的政策，如果这样，供给不足会加剧短缺，而短缺正是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滞胀”中的“滞”不会因紧缩需求而消失，而“滞胀”中的“胀”则会因供给不足而继续存在。
针对凯恩斯经济学关于通货膨胀期间切不可以减税，只应当增税的主张，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经济学的追随者恰恰把应当采取的政策颠倒了。这是因为，通货膨胀期间增税会压缩供给，供不应求状况的加剧会继续推动通货膨胀。所以供给学派极力主张减税，减税的结果会刺激企业增加生产，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
供给学派同凯恩斯学派的争论持续进行，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是如何逐渐减轻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使“滞胀”现状逐渐消失的呢？这时，美国政府认识到最重要的对策是鼓励企业自主创新，鼓励产业升级，走上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新路。很难说美国政府接受了某一个经济学派的学说，而是兼收了各个经济学派的主张。关于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的建议，美国政府继续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依据；关于供给学派关于减税的主张，美国政府采纳了，并且以此作为鼓励和扶植技术创新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措施；关于货币学派主要稳定货币数量增长率的设计，同样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依据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美国从世界科技的进步和美国境内不少科技创新企业的成功案例中受到启发，认为这将是今后美国经济的希望所在。
科学技术的突破终于使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又一次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获得了世界领先地位。这比任何一个经济学流派的说教更有说服力。技术创新是应对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最佳对策。减轻税负、发展资本市场、推进产权激励制度、发挥科技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在高等教育制度方面深化改革等等，也都被认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措施。
历史经验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40年内，美国社会各界有关应对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对策的讨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是很有启发的。
三、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及其对策
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历史比较长久，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16—17世纪发生于西欧国家的“价格革命”，源头在西班牙。这是因为，当时西班牙王国侵占了除巴西以外的拉丁美洲地区，在所占领的拉丁美洲殖民地上，到处掠夺印第安人、一些国家的王宫和贵族府邸，又到处利用被掳掠来的印第安人开采贵金属矿，并把大量金银财宝从美洲运回西班牙。于是西班牙物价飞涨。西班牙的价格飞涨很快就传递到法国、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这些国家的商品供给远远不敷需求的扩张，法国、荷兰、英国等国受到西班牙的影响，也都成为“价格革命”的受害者。
因此，经济学界把这种源头本来在国外，后来深刻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称为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
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从一个国家输出到另一个国家，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商品流动渠道，另一是资本流动渠道，而不论输出通货膨胀的国家是不是通货膨胀的源头国，也不问究竟是第一次输出（指由源头国向外输出通货膨胀），还是第二次或第二次输出以后的多次输出。
通过商品流动渠道而输入的通货膨胀是指：一个国家因国内对某些商品有需求而本国的供给不足，如果国外该商品的价格上涨了，通货膨胀会经商品流动渠道输入国内。这尤其明显地表现于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有色金属、棉花、粮食、大豆和食用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上升方面。
通过资本流动渠道而输入的通货膨胀是指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由于国际间存在着利息率的差别，有些国家的利息率较低，有些国家的利息率较高，资本总是追逐较高的利息率，于是资本就会从利息率较低的国家流入利息率较高的国家，一旦资本流入利息率较高的国家后，会使得利息率较高的国家的资本过多，从而商品价格将会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