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忠与三茅合一查日新

据茅台酒厂的厂志记载：张兴忠，1921年出生于山东省东阿县，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排长；后任国营企业经理、茅台酒厂厂长，于山东省东阿县卫生局任上离休。

但在张兴忠30岁前的人生中找不到一点与酿酒有关的经历，更别说与赫赫有名的茅台酒有什么关系了。如果说他与酒有什么缘分的话，那就是他秉承了山东人在酒桌上的豪爽和海量。年轻时他曾在聊城民王屯一个小酒馆里和另一个人一起喝了11斤白酒。其实，张兴忠与茅台酒的缘分要从他的戎马生涯说起。从军和酿酒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但生活就是这样奇妙，像魔术师把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捏在了一起。张兴忠于1947年在山东聊城参加解放军，先后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了淮海战役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军的主力被消灭殆尽，部队几乎是追着国民党军的残部打。1950年7月，张兴忠所在部队打到了贵州省遵义地区的仁怀县。此时张兴忠已是副营长，在全团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一是神枪手，二是喝酒海量。大股的敌军部队已不复存在，但流窜在村社乡野、深山密林的土匪十分猖獗，部队受命就地展开剿匪战斗。这一次停留成就了张兴忠与茅台酒的一世情缘。

同年，张兴忠奉命带领12名战士去接管酿造茅台酒的三家酒坊，也就是茅台酒厂的前身，人们称之为华茅、赖茅、王茅的三家酒坊。

当时的三家酒坊已处于停产状态，酒师和工人都跑光了，只有几间破屋，几个窖池和酒甑。1951年，张兴忠代表人民政府接管了“华茅”酒坊，并按当时政府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补偿了华家旧币1万3千元，但华家只收下1万元，把余下的3千元退了回来。随后，张兴忠又代表政府接管了“王茅”酒坊的4个窖池、一个酒甑。然而事情到此也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因为没有酒师和工人是酿不出一滴茅台酒的。张兴忠他们知道，茅台酒可不是一般的白酒，那可是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拿过金奖的酒呀！所以，为了恢复茅台酒的生产，首要的工作就是找回酒师和工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找个把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何况要找一帮人。张兴忠带着战士们遍访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从他们口中打听酒师和工人的住处，然后挨个登门拜访。就这样陆续请回了九人，酒坊总算开工了。1951年共生产了680斤茅台酒。到1952年回来的酒师和工人达成协议到49人，当年酿制了1.5万斤茅台酒，比解放前三家酒坊加在一起的总量还多。1953年11月，人民政府公告把“赖茅”的全部资产予以没收。至此，原来的三家酒坊全部接管完毕，三茅合一，完成了茅台酒历史上一次重大蜕变——成就了现在誉满神州的“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随后的1954年，茅台酒的生产和销售全面纳入了国家计划，茅台酒厂从此步入一个不断发展、欣欣向荣的阶段。据张兴忠的老伴回忆，老张为了请回那些老酒师和工人，经常自己拿钱买烟送给酒师和工人，当时他的工资也不高，结果连家都顾不上了；不仅如此，老张还亲手为患病的老酒师洗脚，感动得那些老酒师和工人心里阵阵发热。话传开去，原先离去的酒师和工人就都回到厂里来了。张兴忠知道办厂子不同与打仗。首先安居才能乐业。为了让回来的酒师和工人安下心来工作，他派人把他们的家属接来，全部安排得妥妥贴贴。酒师和工人与家属团聚了，可张兴忠却经常有家不回，有时整月难得回家一次，他与酒师和工人吃住在一起，工资也大部分为他们花掉了。

1954年还有一件事让张兴忠终身难忘。那年周恩来总理带着茅台酒参加重要的日内瓦会议。事后，周恩来幽默地把新中国外交上的成功归结为“两台”：一台是“茅台”，另一台是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消息传来，茅台酒厂上下倍感振奋，为此召开了隆重的庆功表彰大会。会后自然还要喝酒庆祝。茅台人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家人不喝别家酒——只喝茅台。多年以后，那天喝酒的情景依然在张兴忠的记忆中历历在目。酒还没开喝，那种热烈、那种亢奋已把每个人烧的发烫。几十个职工排成一溜长队，挨个要给他敬酒。老张心想这下麻烦了：不喝吧，几十双眼睛盯这他，扫了大家的兴不说，也对不住大家的一片情意；喝吧，就是武松再世、再大的酒量也受不了。但他还是想出一个应对的办法：每个人必须喝一大碗。张兴忠抓住第一个敬酒工人的手，自个儿先干了一碗，然后看着对方也喝光一大碗才松手。接连干了三大碗后，其余敬酒的人都被镇住了，纷纷撤退。

星移斗转。文革后，张兴忠本来可以回茅台酒厂继续担任领导工作，但由于有严重的心脏病，他考虑再三，提出回山东老家养病安度晚年。经组织批准，张兴忠携全家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山东省东阿县。后茅台酒厂修志，把他的部队职务写成排长（其实是副营长），老张看了，呵呵一笑，说没让土匪给打死就不错了，还计较个什么。何况在贵州与茅台酒结下了一世情缘，那才是人生最大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