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酒壶王海椿

在我的家里有一个很旧的军用水壶，一直挂在堂屋的墙上，初见的人都会觉得很奇怪。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们家人怀念祖父的最好方式。

水壶是我祖父留下的，他很爱喝酒。祖父是个鞋匠。每天出去的时候，都不忘把一个军用水壶往腰间一挎，那里面装着酒。他干活歇息的时候，就从口袋掏两个花生米嚼着，喝一两口酒。

说起来，祖父在伪县政府当过差，其实也就是个勤杂工，主要负责扫地。有个国民党勤务兵和祖父很谈得来，两人经常在一起聊天。那个勤务兵调离时送给他一个军用水壶，祖父当宝贝似的收着，后来就成了他从不离身的酒壶了。伪县政府倒了以后，祖父就在城里学了鞋匠的手艺，摆了个修鞋摊。祖父晚上回家，带个咸鸭蛋，就是下酒菜。我和弟弟看着咸鸭蛋，只流口水。祖父就说想吃吗？这是下酒的，想吃得喝点酒。说着就把军用水壶递到我们面前，我们只用舌头在壶口舔了一下，直觉得很辣很辣，祖父就用筷子挑一点点鸭蛋给我们吃。

我们村是个“杂拼村”——大多是解放前从外地逃荒至此落户的难民，那时村里人都很穷，祖父因为在县城修鞋，日子过得显得比别人滋润些，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忌妒。“文革”期间，村里要批“地富反坏右”，有人就把祖父在伪县政府当过差的这桩历史翻了出来，于是祖父就成了批斗对象。

他们把祖父补鞋工具砸了，说他修资本主义的鞋，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整天喝酒！批斗会上，祖父腰间的酒壶，被造反派一把拽下，丢到地上，踩得扁扁的。

晚上祖父摸到开批斗会的地方，在土沟里找到了酒壶。回到家，他用一节钢筋从壶口抻进去，把瘪了的地方弄鼓起来，最终酒壶被弄得疙疙瘩瘩的，像个大蛤蟆似的。祖父照例灌了点酒进去，狠狠喝了一大口，然后把酒壶收了起来。

有时一天批一次，有时几天批一次，每次批斗下来，祖父都累得直冒汗。回到家，照例拿出酒壶，喝几口酒。可是，家里的一小点酒很快喝完了，祖父不能去修鞋，再也没钱买酒了。

转眼到了春节。那时穷人最盼过年，又怕过年。盼的是小孩子，过年有好吃的；怕的是大人，没钱买年货。我家的日子很艰难，眼看春节就要到了，还没有秤猪肉的钱，更别说买酒了。可祖父说，怎么也得弄点酒，没有酒喝，不算过年。腊月二十八，祖父去了趟县城，回来提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一块肉和两瓶散装酒。原来他是靠老面子，从县城老相识那里，赊了点肉和酒。

年三十，全家人在一起吃年饭，其实主菜也就是很少的肉加上一锅菜。那天，祖父喝了有半斤多酒。他说，有酒喝是福呀。

后来，“文革”结束了，祖父才得以解脱，他又可以把酒壶挂到腰间了。

那时，祖父喝的都是打来的散装酒，多是6毛钱一斤的“山芋干酒”，最好的是8毛一斤的“高粱酒”。后来，父亲到乡中学当了教师，母亲在家种地，农植物也是年年丰收。生活好了，我们家不再买散装酒了，经常喝的是地产的高沟、洋河、汤沟酒。酒的包装也越来越漂亮，但祖父还是习惯把酒倒进那个军用水壶喝。有一次祖父说，听说茅台酒很好喝，不知到底是什么滋味？我说，等我长大了挣钱，一定买一瓶给您尝尝。

但祖父没有等到这一天。他临终前从腰间摘下酒壶，递我到手中，说：“把这个留下，想爷爷的时候，就为爷爷斟两口酒……”

后来，我到广州工作，因业务上的关系，认识了一个贵阳的朋友，他来广州玩时，给我带来了两瓶茅台。回家乡时我把酒带了回去，刚一打开，那醇厚的芳香满屋四散。父亲抿了一小口，连夸好酒好酒，真是难得一尝呀！突然，父亲沉默了，望了望墙上的那个旧水壶，说，可惜，你爷爷没能喝上这么好的酒。

见父亲这么夸茅台，去年春节，我又特地买了两瓶带了回去。

父亲又说，要是你爷爷还在就好了。他取下墙上的酒壶，把茅台酒倒进去。我和父亲来到祖父的墓地，虔诚地向祖父敬了三杯酒。我们告诉他，我们赶上了好时代，过上了好日子。

但我还是常常想起祖父的那只破军用水壶，怀念那里面飘出的淡淡酒香。回忆是为了珍惜，往事是我们心灵的养分，每当想起逝去岁月里那辛酸的一幕幕，我会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每一点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