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英烈与劳模的故事1》（2）
邓发
少年时代
邓发，书名邓元钊，乳名八仔。省港大罢工时，改用邓发这个名字。1906年3月7日，邓发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城西榃石塘村，即今广东省云浮县附城公社榃石塘生产队（又叫邓发村）。父亲邓兴盛务农，又曾当过杂工、店员，母亲欧氏，是个农村妇女。兄弟姐妹共十人，邓发排行第八。邓发的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书，会写会算，对子女教育严厉，要求子女知书识墨，规定他们每天劳动后晚间读书。母亲出生于小商家庭，讲究礼节，性情善良，诱导子女和睦相处，团结互助。
邓发喜爱读书。他的记忆力强，四岁就能背诵《三字经》等书。因家境困难，无法入学读书。他九岁那年，全家因生活所迫，迁到开平县水井墟古劳村务农，邓发跟随哥哥上山砍柴和从事力所能及的农活。后来，由于水土不服，他父母和哥哥得病，年仅十岁的邓发就负起照顾病人，料理家务的担子。由于家计无着，举家又迁回云浮老家，邓发一面做爆竹手工，挣点工钱，帮助家里维持生活；一面进村里的私塾读书。
1917年夏天，邓发入东明小学插班读完三年级，转入城西小学读四年级。他勤奋好学，学业成绩名列前茅，获全级第一名，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许。五四时期，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在街头演活报剧。
在工人运动的暴风雨里成长
1921年，由于家里生活困苦，邓发被迫离开学校来到广州，在东区公安局当勤杂，两个月后转到西湖路公益祥旅店当茶房。他为人诚实、勤劳，服务态度好，甚得客人喜爱。在旅店的来往住客中，他认识了海员工人领袖苏兆征。
是年冬天，他又从广州到了香港，依靠其五哥的关系，在测鱼冲太古船坞一洋人家当杂工、厨工，后又到过大洋轮和英国驻港兵舰当厨工。挨骂、受累和担心被解雇的生活，使他对人们之间的贫富悬殊和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现象，感到极为不满，在苏兆征等的教育影响下，参加了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
1922年，香港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国海员大罢工。在罢工期间，他积极参加海员工会的工作，联络各个工会，加强工人团结，成为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活跃分子。白天他为工人利益到处奔走，晚上到英文夜校学习，还挤时间学习汉语文学，博览各种书籍。他特别喜1925年，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在我党的领导下举行省港大罢工，支援上海工人和各界人民的反帝斗争。
6月29日，在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等领导下，香港罢工工人达25万人，并有13万工人陆续撤回广州。邓发同罢工工人一道回到广州。
7月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加强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广州、香港两地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在会上选举了以海员工人领袖苏兆征为首的领导罢工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之上，是由工人中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最高议事机关——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邓发被罢工工人选为代表，并参加罢工委员会工作，先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后在罢工委员会下设的宣传学校学习，在宣传部属下的宣传队任小队长，经常根据罢工委员会发出的《宣传大纲》的要求，同宣传队员一起在街头演讲，演活报剧，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向民众宣传爱国主义，宣传省港大罢工的意义等。宣传队还到郊区农村向农民宣传，邓发曾带领宣传队回老家云浮宣传和演出，深受群众的欢迎。
这一年的9、10月，由苏兆征介绍，邓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支部组织干事。
10月，广东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省港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此时，邓发任西业总工会常委兼支书，积极参加支援东征。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邓发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队长，负责支援北伐战争的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广东的反革命派也于4月15日在广州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搜查革命的职工会等群众组织，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工人运动的领袖被杀害，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这时，邓发住在罢工委员会的宣传部，他迅即处理好党的文件，布置同志们转移，自己又机智地避开了敌人的搜捕，并留在广州，担任广东油业工会支部书记。在白色恐怖统治的险恶环境下，他遵照党的指示，领导工人进行新的斗争。在革命转向低潮时，他坚定、沉着，学习写画，以掩护其工作。
党的“八七”会议后，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行动委员会，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担任总指挥。邓发同周文雍、杨殷、陈郁等积极参加起义的策划、发动和组织工作。行动委员会建立后，很快就把广州各业工人分散的秘密武装组织，改编为统一领导的工人赤卫队，邓发参加了工人赤卫队的组织领导工作。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了。邓发任五区副指挥，负责指挥油业工人在米市路五仙观一带地区作战。起义部队经过两小时的激烈奋战，占领了广州城。起义取得胜利后，邓发同部分赤卫队员怀着革命的激情，在维新路一带的马路上挂大幅红布横额和标语，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帮助和支持下，马上集结反革命力量进行反扑。在敌人围攻观音山时，邓发即到指挥部建议派卫队支援观音山的战斗。他带领一部分工人赤卫队员，在长堤一带阻击河南敌军李福林部。在数倍于我的敌军进攻面前，我方伤亡甚多，邓发指挥的队伍被迫退到大德路四牌楼一带，至13日下午1时，他还同三个赤卫队员顽强抵抗，直到弹尽援绝，他们才撤退。邓在距敌四百米左右时，迅即转入陶街牌坊巷五号其四叔公家，化装为病人，避开敌人。
反革命势力重占广州后，立刻对广州人民进行了极端野蛮的大屠杀，到处搜捕参加起义的群众。凡是从身上查出红布条、红襟章的或受别人举发的人，一律不询问就被枪杀，市内大街小巷到处尸体纵横，血肉模糊。这时，邓发非常镇静、机智，经过巧妙的化装，转到西关卢荻巷南海中学当临时厨工，避开敌人的搜查。半月后，他奉组织的命令，离开广州，回到云浮老家。
后来，邓发写了《纪念广州暴动学习广州暴动经验和教训》一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歌颂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战斗精神，指出：“广州暴动虽然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白色恐怖屠杀压迫之下，遭到失败，但是这一暴动已开辟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在世界及中国革命史上，占了光荣的一页”。他又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广州暴动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地谈到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在暴动艺术上，军事技术上，都非常幼稚，在群众发动上当时除了赤卫军红色维持队及有组织的工人外，市郊农民及广大的工人城市贫民尚未发动，暴动的力量自然减少，暴动成功后的第二天党的会议无法召集，有些同志则参加作战，有些同志则因‘胜利而头晕’随便乱跑，甚至支书活动分子会议召开两次都不成会。尤其在张太雷同志牺牲后，负责同志表现仓皇失措！……军事训练的缺乏，夺取了敌人的武器不会使用……而敌人军事力量对比超过我几十倍，加之市内反革命力量，暴动两天尚未肃清……帝国主义……一致的围攻使广州暴动不得不遭受失败”。
革命暂时失败了，邓发并没有被吓倒，他说：“革命者是不怕失败的，孙中山先生能够经过十次失败才得到最后的一次成功，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他那样坚忍的性格呢？”
迎着白色恐怖的逆流而奋战
1928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和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创建了中央特委（特科），负责获取情报，惩办叛徒，营救同志，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这时，邓发在香港先任太古船坞支部书记，后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在中央特科的领导下，开展了香港特科的工作。
这一年秋，他被补选为广东省委委员，兼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香港工人代表主席。冬天，又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
1929年，邓发曾任广州市委书记。不久，又改任香港市委书记。在中共广东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省委委员，仍兼香港市委书记。
邓发在香港期间，正是我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的时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大批职工会被解散，或转入地下，许多职工会仅存躯壳，奄奄一息。邓发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深入工人群众中，常到香港红坎船坞召集海员、洋务工人开会，指明香港工人阶级团结的正确道路。他不顾个人安危，辗转香港、广州、上海、汕头等地，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划全国工人运动；并积极援助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积累了进行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的经验，成了香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邓发冒着香港警探搜捕和叛徒特务跟踪的危险，负责领导香港、广州的党组织坚持革命斗争。他对敌斗争勇敢、机智，曾经公开与反动派鹰犬决斗过，几次在数重侦探跟踪下逃脱。在帝国主义警察厅对面的房子中间，大摇大摆地开过会。为了保卫党的组织和党的机密，他指挥“打狗”队，把叛徒处死。一次，一个叛徒（密探）在香港九龙油麻地跟上了他，他非常镇定、机智，设法与这叛徒周旋，把叛徒引到九龙塘铁桥下狠揍一顿，最后他从裤袋拿出一根甘蔗头，假装动枪，把叛徒吓得拔腿飞跑。一次，党的一个地下秘密印刷厂，被叛徒告密遭到破坏，邓发巧妙地设下圈套，把英国的杂差头（警察头）引到茶楼，把杂差头打死，使香港政府大受震动。邓发忘我地为党工作，常常忍饥挨饿，从不向党伸手要钱。他的未婚妻陈慧清患病半年，邓只去看望一次，给她五元钱，算是他们全部恋爱过程中唯一的一次经济关系。1930年，邓发和陈慧清在香港结婚。婚后不到半年，邓发受党委托要到海南岛去处理工作，因手头无钱，当去他爱人唯一的一件长袖上衣做路费，没给爱人留下分文，使爱人整整饿肚两天。有时，他把自己领得的有限工资，送给党内经济困难的同志。
1930年春天，邓发任广东省委组织部长。4月，受省委委托到海南岛同冯白驹一起主持召开全琼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加强军事行动，打击敌人的决定。并选举和建立了以冯白驹为书记的琼崖特委。
秋天，党在香港铜锣湾篱园的一个印刷机关被破坏。邓发去检查工作，不幸被香港警方逮捕，并遭毒打。邓发被警方拘留后，他凭着自己的斗争经验和敏捷的思维，沉着地对待敌人的审讯。他以攻为守，假装刚从乡下云浮到港探亲，故意用云浮土话质问警方，“为何逮捕我？”当警方质问他认得邓发吗？他镇静地反问，“邓发是谁？”在狱中，他又机智地把口信送出。因为没有暴露身份，经组织营救，由他五哥出面托老板保释出狱。
出狱后，组织上安排邓发养伤。但他却不顾自己身体的伤痛，稍微歇息两天就到组织部工作。他带着焦虑的神情，坚定而又意味深长地对爱人说：组织遭破坏，如果我们不抓紧工作，还要有更多的同志付出血的代价。我的身子硬，吐点血又算得了什么呢？邓发带着伤痛，继续领导地下党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同敌人坚持斗争。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引起敌人的恐惧，敌人把他列为重点通缉对象，悬赏五万元捉拿他。
1930年9月，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结束了立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邓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会后，邓发受中央的委派，到闽西革命根据地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他于11月下旬到达闽西，主持召开闽西党代表会议，会议接受了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撤销了“闽西总行动委员会”，恢复了闽西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活动。根据“三中全会”的决议，闽西特委提出了“巩固闽西苏区与东江打成一片”的战略方针。
12月根据中央的决定，邓发又来到粤东大南山——东江行动委员会所在地，主持召开闽粤赣边区党代会，取消了行动委员会，成立了闽粤赣边区特委、闽粤赣边区军事委员会、红军闽粤赣军区司令部。邓发被任命为特委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11月作了补充决议，12月发出了“九十六号通告”，进一步指出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不只是策略错误而是路线错误。1931年2月，中共闽粤赣特委常委，在邓发主持下，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九十六号通告”，纠正了立三路线在闽西的错误。
1931年1月，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分子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4月，中共闽粤赣特委在邓发主持下，在永定县虎岗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接受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从此，王明“左”倾路线开始在闽西根据地贯彻。
4月4日，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致信闽粤赣特委：“必须肃清内部的——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最主要的必须在群众中揭穿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右倾在党内在群众中要看成是最主要危险，对一切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等等的观念要给予无情的打击，要坚决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斗争完全联系起来。”5月14日，闽粤赣特委根据党中央指示信的精神，作出了《关于彻底肃清社会民主党、ab团的决议》，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7月，邓发奉中央令调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工作。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会上，邓发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同时，被选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他在国家保卫局任职期间，建立和健全保卫局之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执行部、侦察部、秘书处等机构，并配备得力的干部，把保卫党中央以及公安工作开展起来。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他所领导的保卫局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一些同志蒙冤受害，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
1934年1月22日，在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邓发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邓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是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邓发任中央纵队政治委员，负责指挥中央纵队的行军工作。在整个长征行军途中，他有时走在队伍前头，有时走在队伍后头，有时又在队伍中间，关心大家的困难，鼓励大家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他对病号特别关照，经常让出自己的马匹给病号骑，常把仅有的一点食品转送给体弱多病的同志，并派部队保卫病号。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常常同保卫大队的同志一起，严防敌人的追踪袭击。每天宿营，他完全忘记自己行军的疲劳，亲自清点人数，查问病号，到司令部工作，睡眠休息极少。他总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大家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带领纵队的同志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跨过了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穿过了栈道急流，坚持革命的胜利。
在长征途中，邓发还负责领导国家保卫局的工作，侦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活动，保卫党中央和同志们的安全。11月，中央红军进入广西苗族地区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红军驻地屡次起火，把苗族同胞的住房，甚至整个村子烧成灰烬。这不仅威胁着红军的安全，而且在政治上给红军造成了损失。一天，队伍在龙坪镇宿营，深夜12时，在周恩来同志住房后面燃起了大火。邓发马上赶到现场，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迅即领导保卫局的同志进行侦破，当夜查出了三个坏家伙，经审讯证实，他们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收买，施用放火的毒计，破坏红军和群众的关系，有意污蔑“红军放火杀人”。翌日，国家保卫局即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性质和政策，揭穿阶级敌人放火的罪恶阴谋。老乡们听后，气愤极了，个个摩拳擦掌，齐声要求严惩放火者。从此，使敌人的放火毒计难以施展了。
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邓发参加了会议，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会后，红军进行了整编。邓发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来到国家政治保卫团，传达了党中央把政治保卫团分别编入一、三军团等决定。他到部队了解情况后，召开了全团连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动员报告，阐明了党中央的决策对挽救中国革命的巨大意义。他说：“整编能够使机关精干，加强战斗部队，在有利的情况下歼敌制胜；在不利的时候轻装疾进，迅速摆脱敌人。这样才能达到保存红军；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目的……”。于是，政治保卫团除由吴烈领导一个连与中央内卫队合并外，其余部队都先后编入一、三军团，跟随党中央继续长征。邓发同中央纵队的同志们，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终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立了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邓发曾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
发动各族人民参加抗日斗争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邓发参加了这次会议。
1936年6月，邓发受中央委托赴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在西安候车去兰州时，会见了即将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后来，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里，用了很长的篇幅生动地记述了这次他同邓发的会见。斯诺说：邓发问我认识他吗？我想我一生也没有碰过这么一个中国人。邓发见我发呆的神情，便得意地用指头指一指自己的胸口，说：“怎么，我就是邓发呀！”哦，邓发就是中国红军特务队的首领，是国民党政府悬赏五万元要他的头的呀，这著名的“共匪”，现在是生活在敌人的营幕之中，拿他的鼻子碰着到处密布的侦探呢？而他看见了我，一个自愿跑进“匪区”去的美国人，乐得不可支，竟屡次将我搂抱着。我问他：“你不替你的脑袋担心吗？”他吃吃笑着说：“不见得比张学良更担心”，“我是和他一起住的。”邓发化装为国民党官员乘坐火车从西安到达兰州，转赴新疆。由于国民党政府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禁止内地与新疆联系，要进入新疆十分困难。为了能顺利地进入新疆，邓发有意识地结识了一个将要赴疆演出的戏班子。他凭着勤快的手脚，干各种杂活的熟练手艺，取得了戏班子老板的信任。邓发跟着戏班子的骆驼队踏上入疆的途程，在那天气变幻莫测的戈壁大沙漠中，邓发心里装着“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坚强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冒着飞沙走石，高温酷暑，干着最重的杂活，吃着硬得像石块一样的干粮，喝着少得可怜的一点溪水，一步步地向新疆前进。到达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又几经周折，同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转赴苏联。
1937年，邓发在苏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在莫斯科，他刻苦学习和研究马、恩、列、斯的革命理论，也曾到列宁大学讲授《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现代革命史》等课，还常到工人夜校一连作几个小时的讲演。他领得的讲演费，全部交党中央作为党费之用。
1937年9月，邓发奉组织之命，由莫斯科回国，到新疆迪化，化名方林，继陈云之后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第十八集团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主管党在新疆的全面工作。
他到达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同国民党政府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以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洁廉、和平、建设”等六项措施为条件，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我党在新疆的组织力量还很弱，党员人数少，总共不到100人，有的县只有一个党员，不利于工作的开展。邓发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各种群众团体；推动抗日工作。他通过反帝会这一统战组织，统一领导各群众团体。反帝会的第一任秘书是俞秀松，第二任秘书是王宝谦（兼新疆日报社社长），第三任秘书是黄火青（兼新疆日报社副社长）。邓发通过《新疆日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各界人士投入抗日斗争，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对报社工作非常关心，经常给报社工作的同志们做报告，讲形势。他领导和组织了民族联合会、各民族文化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商人联合会、青年学生联合会，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发动各界人士、各族群众给八路军捐款，支援抗日斗争。
新疆文化非常落后，教育经费极少，学校寥若晨星，除迪化外，伊犁也只有一所中学。在学校中，学生学的是经文，阿訇是学校校长或经文教员。汉民族的学校则是私塾，学的是四书五经。在邓发的领导下，通过民族文化联合会，在各地建立学校，还派干部去加强学校的领导工作，开展新戏剧、新歌曲运动，团结教育各族青年。盛世才为同我党争夺青年，派他老婆带了一批人到新疆督办公署学歌，他要求邓发派我党干部当文化教官，教他们唱歌。邓发派李广去，李广并不懂乐理，也不会作曲，只会唱歌。邓发告诉李广，不讲乐理，不讲乐谱，只讲歌词的历史背景。李广按邓发的要求，穿着战士制服、草鞋，坐上盛世才派来的小汽车到督办公署去教唱歌。这件事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响，他们说：“老八”有人才，连战士都被督办公署请去当教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