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英烈与劳模的故事11》（3）

魏野畴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魏野畴，原名魏凤标，号明轩，1898年3月8日生于陕西省兴平县板桥乡魏家村。祖父魏兴德、父亲魏焕章和两个叔父都是农民。全家九口人，有土地六十余亩，大都是坡地，一家人终年辛勤劳动，打下的粮食仅可勉强糊口。

野畴不满三岁丧父。祖父母和母亲对他很疼爱，尽管家里经济困难，在他七八岁时，还是把他送进本村私塾里念书。私塾先生康玉堂对野畴也很喜爱，常夸他学习用功，尊敬师长，友爱同学。1912年冬，野畴同农村姑娘何玉杰结婚。

1913年春，野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三秦公学的教职员中，有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有的曾到国外留过学，他们分别接受过一些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思想，所以不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吸收了若干新的东西。野畴对这些新东西很感兴趣，他刻苦学习，考试常名列前茅。在各门课程中，他尤其是喜爱国文、历史、地理和英语，阅读了不少经史子集和报刊。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张贴在教室内。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逐渐关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1915年5月，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竟然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因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消息传到陕西，野畴义愤填膺，在进步教职员的支持下，同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同学一起，积极地投入了反日反袁的斗争。他们在校内外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动，谴责袁世凯丧权辱国的罪行。与此同时，还揭露了袁世凯的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祸陕的罪行。

1917年春，野畴在中学毕业。恰在这时，他家里分了家。孤儿寡母虽然分得土地22亩，但由于没有劳力耕作，生活更加困难。母亲急切地盼望他找到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亲友也劝他回家乡任教。但野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心想继续升学深造。他说服了母亲和妻子，又取得了亲友、同学的同情和资助，赴北京报考高等院校。

盛暑炎热，野畴从家乡出发。为了节省身上为数不多的铜板，他靠两条腿长途跋涉数百里，到河南省观音堂才搭乘火车到了北京。当时，京都各大学正在招考新生，野畴报考了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四所院校，均因成绩优异而被录取。野畴因家庭经济困难，选定公费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史地部学习。

野畴到北高师上学不久，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野畴积极投入了这一爱国运动，和同学们一起到街头讲演，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卖国贼！”慰问北高师被捕和受伤的同学，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使野畴看到了苦难祖国的希望，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五四运动后，他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参加北高师进步师生组织的讲演团活动，担任平民学校、夜间补习学校的教学工作，决心献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为了把新文化、新思想及时传播到自己的家乡，1920年初，野畴和北京大学陕籍同学杨钟健、刘天章、李子洲等人一起，整顿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秦钟》的宗旨是：“（一）唤起陕人自觉心；（二）介绍新知识于陕西；（三）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野畴在《秦钟》第一期上发表了《潼关外之新思潮》一文，明确提出陕西青年要学习新思想，以“科学的态度”研究社会，改造社会。指出“科学的态度就是研究的态度，凡遇着各种现象各种问题，总要问：‘为甚么’？‘这是甚么’？‘要做甚么’？若得不到这些‘甚么’，即不肯赞成或反对‘甚么’。”严厉批判了把孔子当“圣人”、“男女界限要严”、“以古为好”、“以偏为全”、“以变为不变”等论调。

这年8月27日，孔子诞辰日，陕西省教育厅长郭希仁命令各校师生，一律赴文庙朝拜孔子。省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王授金，拒绝参加朝拜，并号召学生起来学习新文化，反对尊孔读经。对此，郭希仁极端憎恨，将王授金无理免职。这一消息传到北京，野畴等人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现象，必须揭发反对。11月中旬，野畴和杨钟健、刘天章、李子洲、刘含初、呼延震东等11名旅京陕籍同学，支持王授金的革命行动，上书郭希仁表示强烈抗议。信中写道：“顷闻九月三十日，北京晨报载，对于陕西女子师范讲演训令一则，不胜骇异……孔子是否当照厅令崇尚，兹不具论。在中华民国法律之下，学术自由，信教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人人皆知，而教厅何能不知，乃竟非法干涉，妄施阻挠，似此藐视国法，贻祸教育，殊属荒唐绝伦，若不设法挽救，遗害何堪设想。同人等认为陕西近年教育，所以日退一日，全由教育厅倒行逆施而致，早应根本解决。所以绝不惜开罪于教厅，而使陕青年永沦于黑暗。先此函达，速将真相据实报告，以减罪戾。否则笔诛所及，名誉扫地，尔时后悔，勿谓言之勿预也。”

1920年冬天，野畴在北京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野畴撰写了长达15万字的《中国近世史》。他在这部书稿中，历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肯定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功绩，歌颂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他论述了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和方法。该书第一章导言中说：“我们做历史，并不是为古人留名声、传不朽，是要把人类过去的阴影投到现在，要人们知道他们的现在是怎么来的。既知道现在是怎么样来的，便可预料将来了。”“新历史的目的是：为解释过去，明白现在，指挥将来；不是死记过去的”；“新历史的方法是：各种有关系的科学的原理、材料，来搜集、考鉴、整理、概括他自己的各种材料；就是作历史实验。”该书还倡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要“使人民都参加政治活动，并对于政治有兴味，肯负责”；“使人民都享有均等教育的机会，都得到完满的物质文明，无饥寒的困迫。”

野畴的大学生活，是极其清贫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虽系一所公费学校，但只管吃饭和住宿，书籍、文具、日用品等花费全要自理。他那连温饱也顾不住的家庭，不可能给他什么接济。他就利用课余、假日，为学校制作教具，或搞点翻译，挣来几个钱，又大半买了书。就这样克勤克俭，坚持把大学的课程学完。

把马列主义传播到陕西

1921年夏，魏野畴在北高师修业期满，回到陕西，应华县私立咸林中学校董、教育界知名人士杨松轩的邀请，到该校任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员。他热心教育事业，立志改革教育，改造社会，除主持教务，每周授课24小时外，还抽空在华县、西安等地调查教育状况。野畴认为旧的教育制度从学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必须彻底改革。他提出要缩短学制，精选教材，用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想，用马列主义和自然科学去代替封建主义的那套教学内容。他尖锐地指出：若继续使用旧教材对学生是浪费光阴，是宣传封建主义毒素，是“无异把粪给学生吃。”“历史教科书不良，实在可烧。”在野畴的倡导下，咸林中学增设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文字学、农学、簿记等课程，加强了英语、体育和音乐的教学，改革了国文、历史课的内容。他在讲授历史课中，使用自己编写的《中国近世史》，以熟练的腹稿讲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深受学生的欢迎。他在讲授社会进化史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教育学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勿作时代的落伍者。为了加强学校的进步力量，在野畴的倡议下，先后聘请了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王复生（中共早期党员，北京大学学生）、曹荩生、韩叔勋、张凯堂、訾久等人到校任教。为了锻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能力，野畴指导学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青年会、读书会、体育会等组织，开展学术、体育、文娱和社会等有益活动。他导演的新剧《木兰女士》、《孔雀东南飞》，轰动了华县县城和附近各县。

野畴还提倡妇女解放，参与了创办华县模范女子学校的工作。开始虽然只有四名教职员的女儿报名上学，但野畴并不灰心，坚持给四名女生上课。不久，其他六名教员也积极支持女校的开办，使女校很快发展起来。

野畴回陕以后，同在北京进行革命活动的陕籍同学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等，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1年秋，天章、钟健、子洲等人创办了《共进》半月刊，并计划出版《共进丛书》，写信给野畴征求意见。野畴回信说：“我极端赞成，只望大家努力好了，读书做功夫好了。若果我们能做出成绩，就是（恶）势力把刀搁在颈上，也痛快，也幸福，休说有什么反对我们的话。”

野畴在咸林中学倡新摒旧，精心育人，受到大多数师生的崇敬，但是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排挤，于1922年夏被迫离开华县。恰在这时，他接到杨钟健的来信，大意说：你回陕时留下的《中国近世史》书稿，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发现，认为写得不错，希望你加以修改，他准备帮助出版。野畴认为自己刚辞去咸中教务，正是个机会，便离陕赴京，修改、补充自己的著作。遗憾的是，由于蔡元培辞职离开北京，这部《中国近世史》稿，当时未能出版。直到野畴为革命牺牲之后，才由他的好友南汉宸、杨明轩、王子休等，把这部书稿连同他翻译的另一部《美国史》稿，一起找出，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和申江书店、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野畴此次进京，一边修改书稿，一边从事革命活动，这一年的10月间，他和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杨晓初、赵国宾、呼延震东等人在《共进》半月刊社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以《共进》半月刊作为机关刊物，团结进步青年，同混沌污浊的社会开展斗争。共进社成立后，将《共进》半月刊的宗旨，由原来的“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改为“提倡文化，改造社会”。摆脱了狭隘的地方观念，注意了世界革命潮流和国内政治局势，开始了《共进》的新阶段。野畴既是共进社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共进》半月刊的积极撰稿人。他先后在《共进》上发表了《学校的编制与课程》、《解决陕西问题的一个最低限的方法》、《新学校系统在陕西施行时要注意的几点》、《敬告陕人不要迷信神童江希张》、《北京最近之轩然大波》、《韦尔士的将来主义》、《告陕西青年》等十余篇文章，宣传反帝反军阀，宣传马列主义，倡导移风易俗，改革教育，改造社会，号召青年积极参加革命斗争。野畴热心社务，旗帜鲜明，被大家誉为共进社的“健将”。

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野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春，野畴应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著名进步人士杜斌丞的邀请，由北京经山西赴榆林，任该校国文和英语教员。魏野畴一到榆林，便决心致力于传播新文化，传播马列主义，改造这种摧残青年、令人窒息的环境。课堂上下，他为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介绍《向导》、《新青年》、《共进》等革命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他对学生们说：“人家拿刀架在咱们的脖子上，不起来救国，国亡了我们还有书读吗？”野畴善于团结群众，富有组织才能，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经常利用课余饭后的点滴时间，到学生宿舍谈心，或与学生们一起散步聊天，讲述革命道理。学生们视他亲如兄长。在他的指导下，学校整顿了学生自治会，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话剧研究会，学生走出校门，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欺骗人民的斗争，开展破除迷信，反对苛捐杂税和拉伕拉差的斗争，还积极开办贫民学校，利用假期到农村宣传，激发人们投入火热的革命洪流。

为了唤醒民众，他曾编写了历史话剧《爱国贼》，描写一位爱国青年深入军阀巢穴，盗出了军阀与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密约，揭露了军阀卖国的丑恶嘴脸。话剧演出时，他亲自扮演主角，把那位爱国青年机智、勇敢完成任务的义举，生动地表现出来，使观众很受感动。

野畴在繁忙的教学和革命活动中，还抽出时间从事译著，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翻译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美国史》两部著作。

野畴在榆林时，还结识了杨虎城将军，二人过从甚密。野畴在榆中的革命活动，被陕北军阀井岳秀发觉，也遭到校内封建遗老遗少的敌视。他们阴谋迫害野畴。杜斌丞很关心野畴的安全，但也无能为力。是年暑假，野畴被迫离开榆林。

野畴在华县和榆林任教不到两年，两次被迫离职，但却影响和培训了许多进步青年，指引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刘志丹、吉国桢、潘自力、高克林、阎揆要、王子宜、曹力如、苏士杰、霍世杰、白怀林、刘文蔚、张秉仁、杜松寿等都是他的学生。这些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陕西地区党团组织和革命军队的骨干。

野畴在咸中和榆中任教期间，每月薪金几十块银元，收入并不算少。但他将这些钱主要用来购买进步书刊、接济贫苦学生和资助了《共进》半月刊。对于自己，花每一文钱都要仔细盘算。那件布袍、长衫，已经穿了多年，也不肯更换新的。至于家庭的困难，他更很少照顾。一次放寒假回家，快过春节了，衣食无着的老母，开口向他要钱，他很难为情地掏出了仅有的两块银元递给母亲，惹得母亲把钱扔在地下，痛哭了一场。

野畴身在陕西，仍然时刻关心着革命团体共进社的成长。随着形势的发展，共进社的发展也很快，在陕西的革命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共进社内部因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章程，在共进社的性质、任务以及与青年团、共产党的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加之不少骨干社员大学毕业到外地工作，组织上也有些松弛。为了加强党对共进社的领导，1923年秋，野畴去北京和刘天章一起，对共进社进行了整顿。他同留京的许多老社员促膝谈心，交换意见，并积极地介绍了一些革命青年加入共进社和共产党。1924年春节期间，他和天章主持召开了共进社的年会，上海、天津、陕西等地均有代表参加，共同总结了共进社成立一年多来的工作，决定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决定修改共进社的纲领和章程，并推定野畴和天章担任起草工作。野畴和天章起草的纲领和章程，放弃了原来“提倡文化，改造社会”的比较空泛的宗旨，主张以“一致的努力，反抗国内封建的旧势力及帝国主义的列强，终必使之解除武装而投降。”还提出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后，对经济要实行彻底改造，以达到使“一切劳动的群众、群众的劳动，皆获得均衡的尽量的幸福与报酬”。同年4月，共进社在北京召开了代表大会，通过了野畴、天章起草的新的纲领和章程；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野畴当选为自治委员会的委员。从此，共进社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更为严密的组织原则。共进社经过整顿，在社内建立了党团支部，增强了战斗力，扩大了组织，社员达数百人，遍及陕西、北京、天津、上海、开封、南通等地，在日本和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有共进社的成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模较大、历史最长的进步社团，是我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得力外围组织之一。共进社办的《共进》半月刊，畅销国内外，发行量高达三千五百多份。

当时的北京，住着一批准备报考大学的陕西青年，其中有一些就是野畴在咸林中学和榆林中学任教时的学生。野畴对他们非常关心，指引他们走革命道路，亲自给他们补习功课，指导复习，介绍各个高等学校的情况，帮他们选择报考志愿。这些人感动地说：“魏先生在校时是我们的好老师，离开学校仍然是我们的好老师。”

创建西安党团组织

1924年春至1926年春，野畴先后在西安市省立第三中学和第一中学任教务主任与教员。在此期间，他除搞好教学外，主要精力都倾注在建立党团组织，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工作上。

1924年春天，正当陕西省教育厅长马凌甫因打击进步势力、拖欠教职员薪金而激起西安各校师生强烈愤懑的时候，野畴应他的老同学、省立第三中学校长刘依仁的聘请，从北京回到西安，就任该校教务主任兼公民教员。他立即联络教育界的进步分子，广发宣言和传单，揭露马凌甫摧残教育的言行，开展索薪斗争，并要求民选教育厅长。很快迫使马凌甫下台。

野畴根据过去的教学经验，教育学生采用启发式。他向学生大量推荐马克思、卢森堡、高尔基、托尔斯泰、易卜生和鲁迅、瞿秋白的著作；让学生先自己阅读，提出问题，然后由他加以辅导。为了引导学生把学到的理论和我国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他在全校组织作文比赛，题目有《中国向何处去？》和《你理想的社会》。进步学生陈永棻在作文中提出：要救国救民，必须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野畴对这篇文章倍加赞扬，并向全校推荐，评选为第一名，给予奖励。

是年暑假，他同共产党员崔孟博，在崔的家里举办了暑期讲习会，吸收西安各个中等学校的几十名进步学生参加，学习马列主义，讨论如何开展学生运动。

讲习会期间，适逢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武止戈回陕建立团组织。野畴和止戈一起，多次召开进步学生座谈会，讲解团的性质、任务和入团的条件。不久便在西安建立了第一个青年团支部。这个团支部归团中央直接领导，先后发展的团员有张秉仁、焦启凯、许乃谦、高克林、刘子温、张含辉、张汝慎、宁克齐、秋步月、党维荣、任致远、师守命、张金印、何挺杰等。

为了便于团支部和团员在群众中开展活动，同年7月，野畴又领导发起成立了团的外围组织——青年文学社，出版《青年文学》旬刊。团支部通过青年文学社组织青年学生学习进步书刊，开展文体活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教育的罪行，唤醒青年关心国家前途与命运。青年文学社和《青年文学》旬刊吸引了广大的青年，影响日益扩大。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同年11月将青年文学社改名为青年生活社，次年2月又将《青年文学》旬刊改为《青年生活》旬刊。野畴亲目起草了《青年生活社纲领及章程》和《青年生活》创刊宣言，明确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全国青年联合起来”、“全国妇女解放”等口号。至1925年11月，社员发展到一百四十余人，遍及西安各个中小学校，成为进步学生的核心，有力地配合了团组织的活动。

1925年初，为响应党中央和孙中山先生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的号召，野畴和共产党员雷晋笙、吕佑乾及教育界知名人士王授金，联合西安各人民团体经过协商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通过了野畴参与起草的宣言和致孙中山、段祺瑞及各省区国民会议促成会三电文。宣言指出：民国成立后“十三年中，战乱频仍，工商凋敝，人民颠连困苦，备极惨劫，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军阀政客蝉联重位，而又变本加厉’。美、英、日等帝国主义之列强各扶植其在吾国之政治、经济等特殊势力，以利诱挑唆军阀、政客等互相战争，而彼等坐收渔人之利，我则重困陷于殖民不如的地位，此又根本原因之根本原因也”；“鉴于十三年来之显明教训，有联合全国民众之势力，作打倒帝国主义以根本铲除军阀专政之大运动，外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内绝一切黑暗肮脏之乱政，真正实现全民政治，而登吾国民众于最大幸福之乐域”。宣言号召全陕民众乘此良机，起而追随拥护民众利益之国民会议，并望国人作一致之主张。时任陕西督军兼省长的刘镇华，一面支持军阀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同国民会议相对抗；一面阴谋破坏陕西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假工会，派遣侦探，冒充代表，从中捣乱和破坏。野畴领导团组织、青年生活社，联合各界进步人士，同刘镇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还通过在《青年生活》上撰写文章、编印宣传小册子、散发传单、举办讲演等方式，揭露和反对段祺瑞及其走狗企图召开善后会议的阴谋，掀起拥护我党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召开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

正当全国促成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走向高潮时，孙中山于3月12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到陕西，野畴和王授金、雷晋笙、吕佑乾、张含辉等，于4月15日在西安主持召开了有五六万人参加的“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野畴等在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世界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他热心革命四十年如一日，深知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现在革命未成，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诚然哀痛，但更重要的是继续奋斗，务必于最短期间，告成中国之革命。会后，出版了《追悼孙中山大会会刊》。

这一年，陕西全省掀起的驱逐军阀吴新田的运动，也是在野畴领导下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5月4日，直系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怂恿匪军殴伤省立一中学生数十人，激起了一中和西安各中等学校师生的极大愤怒。野畴这时已转到一中任教。他立即抓住这一严重事件，领导团组织和市学联，组织西安各个中学举行罢课，通过进步教师王圣域、程东川成立教职员临时委员会，组织教职员罢教，要求严惩肇事元凶。广大学生从各学校到街头巷尾，到处贴标语、画漫画、散传单，组织街头讲演，广泛开展驱吴宣传。还在《新秦日报》、《共进》等报刊上，发表声讨吴新田罪行的宣言，呼吁各界声援学生。一贯残害人民、鱼肉百姓的吴新田，竟下令派兵到各个学校弹压，并密布岗哨，监视学生行动，企图把学运的领导人魏野畴和学联的负责人一网打尽。野畴为避敌锋芒，遂带领团组织和学联负责人张秉仁、张含辉、高克林、任致远等撤出西安，移驻三原，同当地的团组织及学联领导人李子健、张仲实、赵宗润、王云等一起，继续领导驱吴运动，浪潮波及全省，各地爱国师生纷起应援。陕西著名的共产党员王尚德、耿炳光、严信民、关中哲等，都由省内外云集三原，共商驱吴大计。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野畴等又把驱吴斗争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结合起来，领导各界群众召开大会，游行示威，发表通电，表示“誓随同胞死力奋斗，务期收回租界，完我国权”。野畴在三原还多次应邀参加当地团组织召开的座谈会，提出“到农民中去”、“到军队中去”的口号，组织了大批青年学生分赴关中和陕北一些县，动员学生、农民和国民军投入“五卅”运动和驱吴斗争。他自己也亲率驱吴请愿团赴耀县，吁请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将军率部参加驱吴斗争，还给官兵作报告，宣传驱吴和“五卅”运动的伟大意义。杨虎城欣然应允驱吴斗争，并积极提供驱吴活动经费。不久，野畴又应杨虎城的邀请，担任杨部咨议兼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为革命培养军事干部。

野畴在三原时，还指导渭北学联举办暑期讲学会（又称夏令讲学会），亲自为学员讲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近代中国革命史等课程，号召青年学生投身到火热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的行列中来。参加讲学会的一百多名学员，经过培训，大多先后加入了党团组织。

7月上旬，野畴在三原主持召开了陕西省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成立省学生联合会。大会讨论通过了驱吴斗争和谋求学生永久利益等十三项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有三：（一）保证学生本身利益。改良学校课程，革除思想腐败的教职员，增买新书报杂志，添加种种设备，减免学费、体育费及寄宿费；（二）力谋改造教育。促进教育经费独立，破除宗法社会的思想，废止专制教育制度；（三）注重社会运动。扭转学生关门读书不问政治的倾向，对于各种爱国运动、平民运动、各纪念节，学生应参加并向民众宣传，学校及政府不得干涉。接着，野畴又出席了共进社在三原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作了共进社纲领及组织案的报告，批判了主张解散共进社的错误意见；还同各地代表共同商讨，提出了开展农运、工运、学运、妇运、兵运等议案，特别提出了“唤醒一般民众使之奋起”、“武装民众”、“以民众的武力打倒一切统治阶级，进而取得政权”等口号。

在野畴等同志的领导下，陕西人民的驱吴斗争不断高涨。吴新田见群情激愤，又有国民军的援助，恐遭歼灭，遂于7月中旬率部向西撤退。吴军行至虢镇，遭杨虎城部队的截击，被歼两个团，残部狼狈地逃往汉中。驱吴运动至此取得了胜利。

同年7月下旬，他怀着驱吴斗争胜利的喜悦，带领省学联和团组织的负责人，从三原回到西安，根据省学代会的决议，立即同省教育界顽固保守势力展开斗争。野畴派代表到省教育厅，要求从速改良现行教育，并组织学生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广大学生一怒之下，把省立一中校长侯景贤（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与其他学校几十个思想陈腐的教职员，统统赶出学校；还在省议会门前，把一些反动议员责骂了三个钟头。教育厅长郗朝俊怕学潮酿大对自己不利，满口答应了学生们提出的三项要求：“（一）谋教育经费独立；（二）今后教育方针应顺着世界潮流去办；（三）教育人才今后当以思想新颖、学识丰富、品格纯洁，以教育为终身事业而感着教育有兴趣者为合格。”郗朝俊根本不准备实行自己的诺言，几个星期过去了，不仅教育经费未曾独立，连本学期的开学费用也未筹妥；不仅没有把品学兼优的人才聘入各校任教，反而把一个披着宗教外衣散布封建毒素的康寄遥，从神庙里拉出来，派往西安女师当校长，还授予他有随时解散学校的大权。凡此种种，激起了西安学生的极大愤怒。野畴及时组织省学联和三原、西安、合阳等地学联的代表，去省教育厅当面质问郗朝俊，并发动教育界驱逐郗朝俊。在学生们的强大压力下，伪省长刘治洲被迫免掉郗朝俊的教育厅长职务。这次斗争，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陕西教育界的反动分子。野畴因此被誉为“学生司令”。

为了用革命理论指导陕西地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运动，野畴征得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创办了《西安评论》三日刊。这个理论性的刊物创办初期，从组稿、写稿、审稿，到编排、送印、校对，以至发行，只有他和关中哲两个人去干。后来，编辑、发行人员虽然增添了张秉仁、高克林、任致远等，但重要文稿仍由他亲自撰写。野畴以他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特别是陕西地区的实际情况，为《西安评论》撰写了《本报的使命》、《西安学校大写真》、《农民的苦痛》、《敬告西安工友》、《陕西之政治经济状况》、《西安青年与反动势力决战》、《国民军与陕西解放》、《双十节敬告陕西各界同胞》、《俄国十月革命与资本帝国主义》等三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以鲜明的观点、磅礴的气势和流畅犀利的笔触，深刻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罪恶，热情讴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野畴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帝国主义存在总是全世界各弱小民族及反帝国主义国家的势不两立之敌”，“目前世界之历史就是这两个营寨的对峙与冲突，被压迫的人们团结起来吧！赶快联合以平等待我之苏俄”，“打倒帝国主义”。他提出“陕西有百二十分国民革命之需要”，号召全省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向帝国主义反攻”，“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奉系军阀张作霖。”由于野畴和他的战友们的辛勤努力，《西安评论》从1925年8月12日创刊到1926年3月12日，共出版36期。它反映了陕西人民的革命心声，指导了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深受省内外各界群众的欢迎，发行量高达二千余份。被称之为陕西“革命舆论的唯一指导者”。人民群众因此更加崇敬野畴，称他为陕西青年的“导师”。

但是，《西安评论》和它的创办人魏野畴却不断地遭到反动势力的诬蔑、敌视和迫害。“九七”国耻纪念日之前，野畴在《西安评论》上发表文章，历数帝国主义强迫满清政府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经过，赞颂义和团爱国反帝的英雄气概，声讨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残暴罪行。9月9日，野畴等人领导召开了群众大会，到会的学生、各业工人及市民达数万人。野畴在演说中，讲了“九七”纪念的意义，号召各界群众勿忘国耻，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反帝反军阀的爱国斗争。会后，各界群众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途经军阀的御用组织——冒牌省工会门前时，砸碎了悬挂在大门旁的招牌，并冲入大门，捣毁了一些杂物。在野畴等领导下，工人们又于当晚筹备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西安总工会。西安的反动分子早就把野畴和《西安评论》视为眼中钉，正苦于找不到打击的借口。此事一出，他们就相互串联勾结，由冒牌省工会会长邓丽生出面，以“煽动捣毁省工会”的罪名，把野畴上告到法庭，并迫使《西安评论》停刊。法庭曾三次传讯野畴。他每次出庭都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冒牌省工会欺骗、愚弄、压榨工人的丑恶行径，义正词严，斩钉截铁，驳得工贼邓丽生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在群众与社会公正舆论的压力和野畴等的坚决斗争下，法庭只好宣告魏野畴等无罪，《西安评论》也经过进一步的安排调整，很快复刊了。还在“九七”纪念之前，即1925年8月间，野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和刘含初、王授金、杨明轩、李子洲等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野畴在临时党部里担任领导工作。临时省党部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团结国民党左派，积极发展组织，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以焦易堂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

“九七”纪念之后，共青团中央和中共豫陕区委派吴化之到西安。野畴和雷晋笙、吕佑乾与吴化之一起，整顿了西安的团组织，成立了团的特别支部和西安地委。接着又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吴化之任书记，野畴、晋笙等任委员。这是在西安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1926年初，经中共中央和豫陕区委批准，中共西安地委正式成立，黄平万任书记，野畴任委员，负责宣传工作。这期间，野畴除积极为整顿团组织、建立党组织奔波操劳外，还曾负责选派青年学生中的党团员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和去北方国民军作兵运工作。

1926年1月，野畴和王圣域、师守命作为陕西代表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相当比重。

野畴被指定为党团的西北组组长。在大会上，野畴同其他代表一起，揭露了国民党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反共、反苏、破坏革命的罪行，要求将其骨干分子谢持、邹鲁、张继、林森等人开除党籍，并吁请国民党中央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早日铲除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实现国家的统一。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宣言》、《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以及《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等。大会对参加西山会议的骨干分子分别给以开除党籍和警告的处分。

在这次大会期间，野畴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彭湃、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他抓紧时间，学习广东党组织和毛泽东、彭湃等领导民间农民运动的经验，学习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进行东征时作政治工作的经验。大会闭幕后，正值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筹办，党派野畴去北方为农讲所选拔学员。他立即赶到北京，与李大钊、陈毅等一起，选拔了五、六十名党团员和有志青年去广州。这些学员中有乔国桢、李维屏、霍世杰、杜松寿、马致远、刘友珊、李波涛、亢维恪等16人结业后返回陕西，对开展陕西的农民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4月，被陕西人民驱赶出境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又率镇嵩军八师之众，卷土重来，由潼关直驱西安城下，企图重霸陕西，再次统治陕西人民。刚刚由北京回到陕西的魏野畴，立即前往三原参加国民军第三军杨虎城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介绍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形势和准备消灭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的战略计划，共同研究抗击镇嵩军进攻的军事部署，决定同国民二军分兵坚守重镇西安、三原、咸阳，进行长期的军事斗争，决不让刘镇华的阴谋得逞。会后，野畴和杨虎城率国民三军的三个旅从耀县、三原进入西安，同国民二军李虎臣共同组织了军事守城，设立了西安城防司令部和军警联合处，并订出防守计划，决心抗击镇嵩军的军事进攻。在刘镇华兵围西安城的艰苦日子里，野畴和中共西安地委的其他领导人黄平万、吴化之、雷晋笙、吕佑乾、张秉仁以及共产党员刘含初、赵葆华、王授金、张含辉、王芾南等人一起，积极帮助李虎臣、杨虎城筹划军需和民食，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坚定军民守城必胜的信心，还组织学生进行宣传鼓动和救济工作。5月，野畴冒着生命危险出城，去陕东临潼、渭南、华县等地视察工作。他动员说服驻守在临潼雨金镇（不久移防三原）的陕军旅长甄寿珊率部参加抗击刘镇华镇嵩军的斗争；指示地方的党团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配合国民军抗击刘镇华匪军。8月，野畴又到三原，帮助国民军田玉洁、李子高和甄寿珊等部队坚守城池，并派党团员去周围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由于军民合作，击败了匪军的多次进攻，保卫了渭北重镇三原。10月，于右任、史可轩、许权中率领的国民军到达三原。野畴组织宣传队，欢迎国民军，并同于右任一起筹建国民二、三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准备进军西安，解西安之围。在此前后，野畴和王圣域等共同草拟了一个打倒镇嵩军、解西安围的《解围运动草案》，积极支持入陕的国民军。在冯玉祥、于右任率领的国民军联军的支援下，西安军民终于在11月底赶走了刘镇华的镇嵩军，使坚持达八个月之久的守城斗争，获得了胜利。

领导陕甘人民进行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