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1)

第27章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1)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称谓容易产生歧义，即发生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经过精心设计、有长远规划的试验，然而，它实际上是一场且行且思、边做边改、“没有蓝图的改革”。

一个不太为人所注意到的事实是，中国最高决策层在一开始仍然寄希望于“一五”计划的模式再现，即通过投资再搞一批“156工程”。1978年，邓小平委派谷牧遍访西欧列国，提出了120个从钢铁、石化到汽车的招商项目，他还亲自飞赴日本和新加坡做游说工作。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流产了，西欧人和日本人不像苏联人那样“无私”，中国脆弱的工业基础和虚弱的消费能力让他们畏而却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决策层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革与开放上。此时的决策者面临的困难与当年李鸿章面临的困境有些相似：意识形态的顽固抵抗、旧体制的低效率、找不到新的资金和人才，更可怕的是，没有成熟而合适的经济理论、改革经验可依据和借鉴。

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当中国共产党决定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六十年。这六十年间，各国共产党人摸索出了两种经济治理模式。

其一，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模式。它取缔任何形式的私有制，忽视价值规律，强调国家对一切资源的控制，1949年到1976年，中国走的就是这条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其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它尊重价值规律，试图在国有经济体系内建立一种基础于成本核算的价格体系，但是它不允许私有企业的存在，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及东欧各国搞的就是这一套，中共党内则以孙冶方为理论代表，他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在保持国营经济体制和国家对投资的计划管理的条件下，给予企业在日常经营上的自主权。1979年12月，中国政府曾把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偷偷请到北京——他们当时均已离开各自的祖国成为叛逃者，布鲁斯和锡克告诉中国的同志们，东欧的试验其实也是失败的。而晚年的孙冶方，在罹患癌症的情形之下试图写出一本教科书，但直到去世仍然无法成稿。【吴晓波：《吴敬琏传》，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89—96页。】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大既成经济模式皆行不通，便把渴望变革的中国逼上了一条独自探索、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道路，由此我们可以从理论的层面理解，为什么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里，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和陈云，在经济治理上形成了自己的主张。

陈云是公认的“计划经济大师”，他晚年的思想近似于市场社会主义，提倡“鸟笼经济”，即在计划的“大笼子”内，给予国营企业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对于私营资本集团的复活，他一直持谨慎和警惕的姿态。

相对于陈云，邓小平更加务实和功利。只要能够使经济发展起来，他愿意尝试一切新的可能性。他用几句生动的语言规范了即将开始的经济运动的行动纲领：他说“摸着石头过河”，公开宣布本次改革没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只有一个“过河”方向，而且无船可乘、无桥可走，必须跳下水去冒险游渡；他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打破了“均贫富”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理念；他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曾经遭到毛泽东的嘲讽，如今却成了功利主义的最佳宣言；他说“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这提示了改革的迫切性；他说“不争论”，表明新的改革措施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到了空前的阻力，无法在原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自圆其说，因此必须“干了再说，错了再改”。

当然，在经济领域推动变革的同时，邓小平与陈云也对政权的稳定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持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他们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话划出了本次经济改革的政治边界，即维持现有的威权及大一统的政治治理模式。

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邓小平的这些话语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共识，进而勾勒出本次改革的几个基本特征：功利务实、被动渐进、非均衡、不彻底。

增量改革：由农民发动的工业化运动

从1978年到之后的15年间，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几乎都不发生在城市，而是在“城墙”外的广袤农村。这是本轮经济变革中最不可思议也是最迷人的地方。数以百万计的没有受过任何工业化教育的农民崛起于草莽之间，成为了计划经济的“掘墓人”。

变革的动力是从土地里迸发出来的。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的弊端毕现无疑，农业效率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1978年，产粮大省安徽省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大减产，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到了包产到户的路上。包干制竟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缴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强力支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与此同时，另一个农业大省四川省在省委书记的努力下也开始推行包产到户。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尝言：“土地出产之少，主要不在于土地肥沃程度，而在于居民是否享有自由。”【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9页。】此言在1978年的中国再次得到印证。

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否定。事实上，早在1961年安徽省就进行过“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责任制，这一试验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省委书记曾希圣以及赞同包产到户的农村工业部部长邓子恢因“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而先后被撤去职务。17年后，安徽和四川的试验仍然在党内遭到不同程度的质疑，与安徽比邻的浙江省一直到1982年才开始全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对包产到户予以坚决的支持，多次口头承诺“联产承包责任制50年不变”。1984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联产承包15年不变”。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

以承包制的方式把土地“还”给农民，是一次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它没有触及土地性质，为日后的土地纠纷埋下种子。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改革非常灵验地、一次性地解决了粮食问题，此后的中国改革几经波折却从未发生粮食危机，“粮稳而心定”，此举居功阙伟。另外一个重大的效应是，包产到户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较为领先的东南沿海地带，大量闲散人口开始从土地中“溢出”，在票证经济的禁锢下，他们无法进城，于是“洗脚上田”，开始在城市之外“村村点火，乡乡冒烟”，从事各种非农产业。这些非常初级的工业作坊，早期被称为社队企业，之后被称为乡镇企业，亦即民营经济在1956年“绝种”之后的再度复活，它们在制造、流通及金融三大环节对铁桶般的计划经济体系实施了“蚂蚁咬堤”式的侵蚀和破坏。

乡镇企业全数布局于“吃穿用”等民生产业，这也是以重工业投资为特征的国营经济的软肋。农民们的技术几乎都是“偷”来的，很多国营工厂里的技术人员白天在工厂里喝茶看报，到了周末，便卷着图纸跑出城到乡镇企业里兼职，他们被戏称为“星期天工程师”。国营工厂里的设备和原材料被倒卖到农村，甚至连品牌也被以很低的价格租售给乡镇企业。【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上卷）》，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农民们生产出来的食品、服装以及自行车等，无法进入陈云等人构筑的国营流通体系。一年一度的广州商品交易会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品交易大会，很多民营企业家日后回忆道：“我们没有进场的资格，就用三种办法，一是贿赂门卫混进去，二是从下水管道爬进去，三是在会场外摆摊自建一个非法会场。”第三种办法催生出了所谓的专业市场，即农民在一些偏远的农村或城乡结合地带自建各种专业性的交易场所，比如纽扣市场、编织袋市场、食品市场等。在浙江省，此类专业市场一度多达3000多处，平均每个县就有30个，它们大多没有经过政府的审批，经常遭到驱逐和没收。在这些专业市场的周边，因交易活跃而又哺育出相关的专业工厂，形成了“双轮驱动”的产业格局和“一地一品”的块状经济模式。【参见吴晓波：《农民创世纪》，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随着生产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乡镇企业主对金融的需求开始产生。根据当时的金融政策，所有银行均不得向私人企业发放任何性质的贷款。1984年9月，在一家国营医院当收发室工人的方培林在浙江省苍南县钱库镇办起了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然而，这家钱庄只开了一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上门查封，从此民间金融只好被迫转入地下，并滋生出一个非常庞大、鼹鼠式的地下金融市场。国有银行对民间企业的歧视性政策持续数十年之久，2010年11月，渣打银行发布的《中国新商帮中小企业融资生态调研白皮书》中指出，有超过四成的民营企业从未得到过银行贷款，而八成贷款期限集中于一年之内，几乎所有中小企业被迫“短贷长投”和依靠地下融资客。

在粗放经营、缺乏法律保护的环境中，民间经济仍然令人吃惊地发展起来。到1986年年底，乡镇企业的总数已经发展到1515万家，劳动力近8000万，实现工业总产值33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出现了“五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中国农民在城市之外新建了一个粗放草莽却肌体强悍的工业化体系。1987年6月，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权与非均衡战略

邓小平的这一段话在日后被反复引用，不少观察家据此推导出了一个结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一场政府放任自流、无为而治的民间经济运动。甚至有很多人认为，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无所作为，它所推动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这在我看来，又是不尽准确的。真实的情况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是“中央充分放权、地方大胆主导，民间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扮演了促进者和主导者的角色。

就中央政府而言，其策略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放权让利；二是非均衡发展；三是“一手软，一手硬”。

放权让利的对象是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其目标则是刺激经济要素的复苏和减少中央财政支出。

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基于这一共识，次年，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其中包括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到1984年，又把在农村行之有效的承包制引入企业改革中，政府对国营企业的拨款改为贷款，进而改为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