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曾国藩其人(2)
第2章曾国藩其人(2)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清儒不像宋、明人那样聚徒讲学，又不像欧、美人有学会、学校为讲学讨论的场所，清代学者赖以交换心得的，是谈论学问的函札。曾国藩和刘蓉的通信，正是这种函札。刘蓉考科举不够顺利，当曾国藩在京城成了天子近臣后，刘蓉还是布衣一个，但他们的友谊丝毫不减。1843年6月29日，曾国藩在京城接到刘蓉来信，次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轩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这种通信即使是曾国藩统带十万精兵作战闲暇无几时也不曾中断。
曾国藩曾集苏东坡诗句为联赠刘蓉：
“此外知心更谁是？
与君到处合相亲！”
1853年，曾国藩接到皇帝旨意督办团练事宜，他马上想到了刘蓉和郭嵩焘，决定请他们来帮助自己完成此事。当时曾国藩写给刘蓉的信是这样说的：“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老（郭嵩焘）虽深藏洞中，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蓉、筠独得晏然乎？”这意思是说，你来吧，我不想听你讲理学，也不要跟你筹划军政大事，只要每天能见上老弟你一面，我就宽心了。当然，这只是托辞，刘蓉实在是不可多得的高参。
结果，刘蓉和郭嵩焘先后都来到曾国藩军中。两人与曾国藩约定：“服劳不辞，唯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刘蓉专为曾国藩起草奏章等文件，郭嵩焘则为曾国藩管财政。但是曾国藩认为，刘蓉的“识力过人”，也就是见识高人一等，但“为统领则恐其不耐劳”，因此，曾国藩一直没有让刘蓉直接带兵。
1855年9月，刘蓉只有二十四岁的弟弟刘蕃到军中看望刘蓉，也参加了对太平军的战斗，11月30日，在进攻湖北蒲圻时重伤而死。刘蓉因此悲痛万分，遂离开军队回到家里。
刘蓉在家中闲居几年之后又再度出山并迅速升迁，这一切都源于曾国藩的爱将左宗棠。原来，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门下，到1860年，左宗棠因事离开骆秉章幕府，行前力荐刘蓉。刘蓉初时不愿出山，但次年骆秉章升任四川总督，刘蓉还是随着到了四川。因为辅佐骆秉章镇压两个造反者蓝大顺、李永和以及击败入川的石达开军有功，刘蓉迅速升迁为四川布政使，1863年又升为陕西巡抚，升迁的速度据说是湘军出征以来最快的。
有过官场经历的人大都能品味“宦海浮沉”的真正意义，官场的荣辱升沉，实在令人难以预测，文人进入官场更是犹如入云里雾里，不甚明了。曾国藩自办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以来，可以说历经磨难、吃尽苦头，而他的好友刘蓉比他运气还要坏得多。就在刘蓉在陕西整饬吏治、重整军备、革除弊政，准备振兴陕西时，却连遭朝中官员的弹劾。刘蓉不得不上疏自辩。当时太平天国已灭，大敌已去，朝廷也意图排斥湘军集团。曾国藩虽对刘蓉的处境感到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几经曲折，刘蓉终被革职。好在刘蓉功名心并不迫切，被革之后，便返回家乡，以讲学授徒为业。19世纪70年代中期，左宗棠奉命收复已被阿古柏侵略集团霸占了十余年的新疆，左宗棠深知刘蓉的才干，又因为刘蓉做过陕西巡抚，熟悉西北情况，便邀请刘蓉出山相助。此时刘蓉做官之心已淡，没有随左宗棠同行，但他致书左宗棠，献平西北六策：
一、剿贼不难，所雒者筹饷筹粮。筹饷筹粮尚易，尤难者运粮。非宽筹辅饷，运有办法，切勿进兵。
二、军糈无资，当缓新疆西征之师，先肃清陇境。辟地屯田，储糗粮，练马队，然后振旅出关。
三、办甘贼，当以陕为根本。资粮转输，皆须借力于陕，非得同心膂、共忧乐之人为陕抚，持心定志，不足与济艰难。
四、捻贼入陕，号四五万，然能战者不过六七千人。每战辄以马队万骑四面包裹，懦卒怯将，慑而望风靡。其实但能严阵坚持，屹立不动，则亦不敢进逼吾阵。俟其锐气之惰，奋起突击，必无不胜。
五、办甘回，当先清陇东，次捣河狄。两地既定，其余可传檄而定，专事剿，则力固不逮；不痛剿而议抚，则叛服无常，亦何能济。
六、关陇将才吏才，无可用者。然地瘠势艰，虽杰出者视为畏途，须广罗艰贞坚苦、仗义相从之侣，以资寰助。此六者其大端也。
我们看这六条，简直就是一篇诸葛亮的《隆中对》，充分显示了刘蓉的才能，怪不得曾国藩年轻时就戏称刘蓉为“卧龙”。后来左宗棠平定西北回民造反，驱逐阿古柏侵略势力，正是按照这一方针进行的，在近代国弱民穷的情况下，为国家保住了新疆这块土地。
曾国藩的另一个知己郭嵩焘是曾国藩的小同乡，他是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比曾国藩小七岁。郭嵩焘与曾国藩是一生的挚友、儿女亲家。他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走的是与曾国藩一样的读书做官的道路。按照湖南著名学者钟叔河先生的说法，郭嵩焘颇有一种叛逆性格，思想活跃，倔强自负，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钜之才也”。这是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对郭嵩焘的评价。
郭嵩焘是曾国藩初创湘军时极为关键的人物。郭嵩焘的命运也不比他的两位好友好多少。
1859年，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郭嵩焘奉命随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到天津办理海防，受到僧格林沁的弹劾被降三级。后来，李鸿章率淮军到上虞，任江苏巡抚，保荐郭嵩焘任苏松粮道。不久郭嵩焘升任广东巡抚，但又与原也是至交的左宗棠发生矛盾，被左宗棠弹劾降职。
1857年，郭嵩焘出使英国并担任中国驻英使臣。他见到西方人不仅船坚炮利，而且也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而且当时西方的政治、学术都比中国优越，因此，他主张不但要学习欧洲人的先进技术，还要学习他们的政治。他还把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寄回国内刻印，广为发行，以便开拓人们的眼界，使人们了解迅速变化着的世界。然而反响却大大地不妙。当时的中国，还以王朝天国自居，朝廷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虽然也有一些进步人士了解一些世界的变化，但这些人并未被朝廷重用。郭嵩焘的这些见解，不为保守的中国士大夫和官场的保守官僚所容。士大夫骂他是“汉奸”，是“鬼子”，作联语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守旧士绅甚至要掘他的祖坟。
民国年间，思想家、学者梁启超写道：“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的大臣郭嵩焘，作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的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回班才算完事。”
他的境遇就好比屈原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钟叔河先生说他是“孤独的先驱者”。先驱者会受到后人的赞赏，但在他的生时，那滋味却实在不好受，整个官场，只有李鸿章还算能够理解他，但也帮不上多少忙。他卸任回国以后，湖南的士绅几乎没有人理他。而郭嵩焘则越发用起他那湖南人的蛮劲，坚持自己的见解，决不放弃。并说“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曾国藩几经磨难之后，总算在他死后封了个“文正”。郭嵩焘虽然比曾国藩长寿，但死时清廷不给他谥号，直到郭嵩焘死后快十年、闹义和团的时候，还要把郭嵩焘当作“二毛子”，戮他的尸首。
郭嵩焘是孤独的先驱者，因为当时的社会原因，他的思想不能被理解，他的行为不能被接受，但是这些思想、行为在当时后世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名师如人生的指路明灯。
曾国藩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作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所以，他在二十四岁以前从未踏出过湖南，除了到过长沙、衡阳等地，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在湖南家乡的同辈人中，除郭嵩焘、刘蓉等几人外，他也没有结识更多对他以后人生道路有重要影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