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曾国藩的官场进退之智(4)
第18章曾国藩的官场进退之智(4)
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这里是以“敢”字体现出了诚，足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了“敢”。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因此，曾国藩未曾明传的处理秘诀是，谦退自抑要有度，过于谦退，则也难于成事。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些“果敢”和“犯颜”，恐怕就没有以后曾国藩的显赫腾达及功成名就，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称道了。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
敢出手时就出手，不失为谋取事业成功的一个原则！
在关键时刻敢于直言，敢于有一定分量的话，一时之间可能得罪自己的上司或同事，但一个真正品格高尚、富有远见和魄力的老板是不会因此而放弃一个人才的，相反，还会加以重用。有一家广告公司开会，一位部门经理因敢于陈言老板管理不善、工资制度不合理，而被提拔为副总。当然，公司老板也不失为一位智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正是他的勇敢，才笫一个品尝到了蟹肉的鲜味。作为当代青年的我们更应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气势，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
关键时刻敢抗上。
历史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正当曾国藩大权在握，以为可以一展夙愿，顺利攻克安庆、进逼天京之时，北京一场意外的变故又将曾国藩拉入了难以自拔的焦思苦虑之中。原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带领嫔妃、大臣仓皇出逃，严令曾国藩派鲍超赴京救驾。
英国侵略者通过1840年鸦片战争在中国取得了大量特权后，并不满足。为了取得更大、更多的特权，他们自1854年就开始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尔后，英国侵略者便和法国勾结起来，于1856年10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此，他们由南而北，由小而大，不断挑起战争，其间前后共延续了四年。1860年8月，他们从北塘登陆，打败了僧格林沁的骑兵，攻占天津。后来又击败胜保的部队，兵临北京城下。咸丰大惊，慌忙带着一班大臣、妃嫔逃到热河，留下恭亲王奕在京师与英法侵略者谈判。同时，他还接受胜保的奏请，在逃往热河的途中，接连发布上谕，令各地抚督、将军迅速带兵来京勤王。其中第一道上谕就是发给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咸丰帝要他速派鲍超率兵两三千人“兼程前进，刻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接到这道上谕，曾国藩一面为皇上蒙尘而担忧，一面又对派鲍超救驾而犯难。
当时曾国藩的处境也不好，太平军刚好攻克徽州。曾国藩孤守祁门，自身凶吉未卜，他还要靠鲍超保卫祁门，扫清通往天京的道路，哪有心思发兵北援。但假若拒不发兵，抗旨之罪，谁能担当得起？抗旨罪名已是不轻，更何况又是这非常变故之际、皇上蒙难之时。抗旨不发兵，自己平时口口声声标榜的忠君爱国岂不都成了假话。万一皇上震怒，天下共责，不待杀头灭族，自己就早已身败名裂、万人共诛了。
因此，面对这道圣旨，曾国藩落入了进退不是、左右两难的境地。
于是，他急忙与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商议，又命幕僚们献计献策。
胡林翼、左宗棠等也都不愿派鲍超北援。鲍超是湘军中有名的能征善战之将，他所率的霆字营是湘军围攻安庆所剩的最为重要的一支机动兵力，并且是唯一敢与陈玉成对抗的军队。倘若将他派走，势必影响安庆战局，何况他们也不愿意将这一支命根子一般的军队送给屡战屡败、草包一般的胜保率领。然而，北援毕竟又事关勤王之举和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行动，假如托词推诿，拒不发兵，不仅有可能被加上“不忠”的罪名，而且有可能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因此，他们商量来商量去，仍想不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曾国藩的幕僚们也都主张北援，全无上善之策。曾国藩一连几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夜不能入睡。
就在曾国藩苦思焦虑不得善策的时候，李鸿章悄悄地走进了曾国藩的房内。首先，他告诉曾国藩，此时入京勤王已属空话，对皇上实际上并没有一点好处。洋人进逼北京，并非是想对皇上不利，他们只不过是想通过战争取得在华的更大利益，只要许给他们好处，肯定自行退兵。接着又献计曾国藩，让他假意请奏鲍超为一介武夫，不能担此重任。入京勤王之事，必须曾国藩、胡林翼两人中的一个带兵前去，而这样的事，自己又不敢确定，因此上折请皇上定夺。这样，从祁门到北京奏折最快也要半个月，一来一回，恭亲王早已和洋人达成协议，到那时勤王一事肯定无人再提。
李鸿章短短数语，一个小小的按兵请旨的妙策，就把困惑了曾国藩几天的难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是的，一个月之内，恭亲王奕必能和洋人谈妥退兵的条件。到那时，入京勤王一事早已成为过丘之水，曾国藩一阵轻松。李鸿章如此轻松地提出了这个万全之策，从此更受曾国藩器重。
事情果如李鸿章预料的那样，曾国藩于10月18日上书咸丰，请求降旨任命由谁带兵入京。11月16日，曾国藩接到皇上圣谕说：“和议已成，鲍超、胡林翼、曾国藩均毋庸北援。”
忠心是晋升之梯。
在一般人眼中，“忠”总与“愚忠”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忠”不仅是一种道德律令，还是人生的黄金法则。以“忠”字自修，可以安顿心神，培养刚强之气；以“忠”字待人，可以交到真朋挚友，互济互助；以“忠”字办事，则有一种专注精一、勇往无前的精神，无坚不摧。“忠”字是升迁晋职的必由之径，也是名垂史册的不二法门。试看古往今来，又有谁讨厌忠心之人？曾国藩作为一个饱读经史、受儒家传统文化熏染很深的人，三纲五常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在家族之中，他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强调以孝悌为本，把“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关系的团结和睦，从而使曾氏家族长盛不衰，香火永传。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也是一个很传统的知识分子。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子女们通晓孝敬祖先的道理，他还非常注重处理好亲族邻里的关系。曾国藩的祖母则是一个很懂得传统孝道的妇女，专心致力于相夫教子，不与妯娌们争利，忍辱负重。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因为资质不高，屡屡受到曾玉屏的责骂，对此，曾麟书的态度仍然是“毕敬毕孝”，没有任何反抗之意，后来，曾玉屏病重，曾麟书又朝夕服侍，毫无怨言，正是这种家学渊源造就了曾国藩这样一个封建时代标准的忠臣孝子。
曾国藩强调的孝悌为本，是“忠”在家族内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要求家庭成员对整个家族负责，对家庭尽忠，不要做对不起家族、不利于家族稳定和发展的事情。为家族尽忠的原则，更多地强调了家族成员对家族的义务，从思想根源上断绝了家族成员维护自己个人利益的企图，这种以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整体利益的做法就是几千年来封建秩序得以维护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家族不可能完全无视家族成员的存在，也要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以此来显示家族的亲情，但这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出家族利益的范畴。而且，在个人利益和整个家族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家族的领导会毫不犹豫地作出选择，牺牲个人利益，维护整体利益。这就是“忠”字的一个基本内涵。后来，随着曾国藩事业的兴旺发达，曾氏家族的声望也逐渐达到顶点，此时的曾国藩不仅没有虚骄自大，反而处处谨慎小心。曾国藩在家书中不断地告诫家人夹着尾巴做人，不可欺凌族人，也不许欺凌乡人，例如，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三日，曾国藩在家书中强调：
“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各敦恭谨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
曾国藩在家庭中推行的孝悌同“忠”是密不可分的，治国与治家只是大小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家族内部讲求孝道，推而广之，就是对国家的尽忠。
忠臣孝子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的道德楷模，“入则孝”“出则忠”就是这些忠臣孝子们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入则孝”“出则忠”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家族内部，从小就培养子弟们的孝道，将来走向社会，为国家尽忠、为君主尽忠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曾国藩的儒学修养很好，忠君报国的思想自然而然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他极力推崇“忠义”二字。曾国藩思想中的“忠”是忠于君主，也就是忠于国家民族。在曾国藩眼里，君主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君主。
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因母丧守孝在家的曾国藩，受命到长沙帮助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抵抗太平军的节节进犯。从此，曾国藩从一个知识分子逐渐转变成带兵打仗的军事将领，开始了在他一生中占有很大分量的军事生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曾国藩个人的生死已经同封建王朝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清王朝、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就成了曾国藩为国尽忠的基本形式。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严格以“尽忠报国”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激励自己不断地克服战斗中的艰难困苦。他信奉“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也就是说，作为大清王朝的一名臣子，不论君主怎么样、是否信任自己、是否重用自己，臣子都必须对君王忠心耿耿。正是靠着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汉族地主才得以取得清政府的信任，从一个帮办地方团练的编外人员逐步达到了封疆大吏的重要位置，手中握有军事、财政、行政大权，其势力所及，遍布东南半壁江山，用“权倾朝野”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曾国藩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固然跟当时清政府面临的险恶军事局面有关，更根本的还是在于曾国藩表现出的赤胆忠心使清政府放心地让他去担当剿灭太平军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