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曾国藩与人合作的智慧(1)
第26章曾国藩与人合作的智慧(1)
联合志同道合的人打天下。
为什么有些人能联手打天下，有些人总是单打独斗，其学问何在？曾国藩在用权做人时注意联手打天下，他与恭亲王奕在许多大政方针上保持了一致，即为一例。在洋务运动中，奕主持于内，他宣力于外，共同描绘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蓝图，两人并称“洋务领袖”。这与他联手打天下的交际学问关系密切。
值得重视的是，当朝中兴起停止造船的风潮并即将经慈禧太后认可时，奕与曾国藩又一同阻止了这一决议。
这是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发的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奏折，是内阁学士宋普奏请停止自造轮船的：
“闽省连年制造轮船，闻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未免糜费太重。此项轮船将调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江南、上海等情况大体相同，应请旨饬下闽浙、两江督臣，将两处轮船局应行停止。”
看到这个奏折，奕很难过。近两年，由于种种原因，近代化项目不但没有增加，现在居然连这已成之局也要取消了。如果倒退几年，他一定要一马当先出面力争，就像当年进行同文馆之争那样。可是，他现在年龄增加了，受的挫折多了，变得深沉了一些。他决定暂时不置可否，交与相关大吏去讨论，相信他们必有可以维持原计划的办法。
两宫皇太后听说船政局浪费很大，就想要停止造船。按照这层旨意，奕指示章京草拟寄谕：
“……制造轮船原为绸缪未雨、力图自强之策。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应不惜小费而堕远谋。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
当时中国只有两处造船基地，一是福州船厂，二是江南制造总局。所以这封寄谕在发往福建大吏文煜和王凯泰的同时，也发给管理江南军务和漕务的曾国藩、张之万，要求他们“妥筹熟计，据实奏闻”。
文煜和王凯泰的复奏倾向于停造，但指出如果停造，那么按合同应承担经济损失，至少还需白搭七十余万两白银给法方，同时指出宋晋的处理方案也不妥，以造成之军舰租给殷实商人，“殊属可惜”，沿海靠老式师船巡逻又不如“轮船之灵捷”。综合来看，这篇复奏的态度就是含糊其辞了。
曾国藩的复奏则是斩钉截铁的，坚决反对停造。他从“勤远略”的高度讲到中国不为外夷所制并无他法，只有精造船舰，他国视为攻我之利器，我也有之，久之，外国失去挟制中国之具，中国必出“自主”。这个回奏恐怕是曾国藩临终前最有价值的一份奏疏。奏疏上达京师不久，曾国藩就病逝了。
奕也没有急于作出决定，他坐下来进行冷静思考，感到宋晋所提的造船问题如果不辩论清楚，那么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就很容易被否定，刚刚开始的大机器生产就会夭折，中国依然会落后挨打。
奕对新式大机器工业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是他，在咸丰末年就建议在南方雇洋匠仿造枪炮，也是由于他的维持调护，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金陵机器局，李鸿章的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崇厚的天津机器局和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才得以开办。他已经尝到了甜头，靠着这些工厂源源不断生产的枪、炮和弹药镇压了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他还自信走工业化的道路能够实现“自强”的目标。
确信造船问题事关工业化的大方向后，奕决定在更大范围内组织封疆大吏进行讨论，特别是让那些洋务大员来驳斥宋晋的顽固主张。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军机处发给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闽浙总督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和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如下寄谕：
“左宗棠前议创造轮船，用意深远。唯造未及半，用数已过原估，且御侮仍无把握，其未成之船三号需经费尚多。当此用款支纳之时，暂行停止，固节省帑金之一道。唯天下事创始甚难，即裁撤亦可草率从事。且当时设局意主自强，此时所造轮船据称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自应力求制胜之法，若速从节用起见，恐失当日经营缔造之苦心。著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通盘筹划，现在究竟应否裁撤，或不能即时裁撤，并将局内浮费如何减省以节经费，轮船如何制造方可以御侮各节，悉心具奏。除轮船外，还要求讨论洋枪、洋炮、弹药是否也‘尚须制造’。”
奕主持发出这封廷寄时，他有一种更浓重的苍凉感，在诸多方面与他协调一致的曾国藩已于二月初四日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他将写好的“寄谕两江总督曾某”字样抽出来，因此这次关于造船的讨论不可能有曾国藩参加了。
曾国藩治人术中的“联合策略”就是：一个人要想成大事，必须联合可以联合的人，不能走单打独斗之路，否则你就可能会受制于一群人而显得力量薄弱，无法实现目标。曾国藩治人，懂得用联合策略控制他人，可以说他的智慧与技术均高人一筹。
把人脉做广，路越走越宽。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因为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友道”，而要打上很多互相借助、互为利用的烙印。通常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实际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曾国藩善于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并懂得如何经营人际关系，并且随着地位越高越善于经营、越善于注重与人“牵手”，真可谓明白人做明白事。
曾国藩一路冲杀，从乡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员，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他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他肯定非常懂得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来“借网捕鱼”。这里交代的是他走向仕途最初的交际网络以及各项原则。
道光二十一年的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举行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后即去各处拜年。此后接连四天，曾国藩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先走完内城，随后走东城、西城。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他们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员，他们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六条胡同的寓所拜见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师们。这是曾国藩关系网中的第一个层面。
初一这一天，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当时湖南已独立了省份，但明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同行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了湖北省籍人。这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的“同年”，即同学，按《曾国藩日记》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道光十四年，曾国藩中举。戊戌是道光十八年，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也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