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如果这是宋史叁：变革时代（舒

陌上花落怨阿谁

他们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个弱点。

体制、办法再好，也比不上人性的劣根性更重要。

吕惠卿抢班夺权，挑起变法派的内部争斗，他打压曾布、吕嘉问之后，向外部动手，扩大矛盾。话说有两个人一直是吕惠卿的死敌：一是冯京；二是王安国。冯京是公事上的矛盾，这位三元及第的状元郎总是温文尔雅，轻声细语地和王安石谈话。由于学识渊博，态度良好，所以说了什么也不受处罚，于是就变成了改革派脚下一条细腻温存的绳子，无论做什么事都绊腿。

吕惠卿、曾布、邓绾、李定等人恨透了他。

王安国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是王安石的亲弟弟，可是处处和哥哥作对，无论是政见，还是私下的交际往来。比如他总是在公开场合和新法唱对台戏，刚开始人们总因为他是王安石的弟弟，给首相点面子，不去计较。可是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

终于有一次，曾布说话了：“你是安石的弟弟，国家变法，与你何干？”（何预足下事？）这句话半点错都没有，曾布说得非常堂皇。因为国有国法，官有官职，你只是一个私人身份，就算宰相是你哥，你也没有干扰政务的权力。

可是王安国勃然大怒，说出了另一番理由。他说：“宰相是我的哥哥，宰相的父亲是我的父亲。宰相都是因为你们这班小人的搬弄才做了错事，将来家破人亡，全族遭祸，甚至会波及先人，连坟墓都保不住，这还不关我的事吗？！”

某天，吕惠卿在王安石家里商谈政务，两人谈得正欢，突然间院子里有人吹笛子，曲调相当讨厌，以王安石的涵养都受不了，探头一看，正是三弟王安国。

王安石在屋里说了一句：“宜放郑声。”

院子里的王安国回了一句：“愿兄远离佞人！”说完笛声依旧，该吹还吹。佞人，小人也，当时吕惠卿恨得咬牙，明知是说自己，可是没法发作，只能都记在心里。

这个版本比较多，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安国在西京洛阳做国子监的小官时，被司马光等遗老排斥在当地主流社会之外，和向往已久的正人君子们不得相见，痛苦之余，开始放浪自弃，主要就是烟花柳巷、声色犬马什么的。王安石很生气，以大哥的身份从京城寄去一信，里边写着“宜放郑声”。

而王安国回了那句“远离佞人”。不管是哪个版本，都明文记载了吕惠卿大怒。

其实吕惠卿真的没必要大怒，王安国不仅对他们这样，对自己的亲哥哥也没有手软，说出来的话、办出来的事堪称人间少见。

据伟大的历史学家、严谨的私人笔记记录者司马光在《涑水纪闻》里说，王氏兄弟曾有次争吵。王安国把宋朝改革的局面归纳为天下汹汹，大祸将成。而这一切都是他哥哥的错。于是他苦口婆心地劝，要哥哥一定要听他的，停止变法，最不济也要抽身而退。

要不然会家破人亡的！

王安石没听，王安国太伤心了，他转身泪奔，跑到影堂里向祖先们哭诉——“不是我不孝，实在是大哥太固执，才让咱们家灭门的啊！”

这件事要先确定是不是真有。两种可能：

第一，有这回事。

如果真有这回事的话，王安国以宰相弟弟的身份，不管官职够不够，都可以在家里以私人的身份干扰国事，这还有半点国家公务的严肃性吗？

在这个前提下，王安国不管以什么理由，哪怕他真的有理，也说错了场合。他完全可以在办公场合公开反对，尤其是到影堂里向祖先们哭诉，我不知在他身后的王安石是什么心情。

一般来说，农村妇女掐架时这招常用。

第二，没有这事。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大家转念一想就明白了，事情出自《涑水纪闻》。请问一直隐居在洛阳写书的司马光是怎么知道王氏兄弟在家里、影堂附近的争吵的呢？除非是当事人向外界宣扬，那样就会尽人皆知，何以只有司马光的笔记里才有？

像苏轼、苏辙等日记一族为什么都没录用？

此外，最可疑的一点就是“影堂”。影堂，即家庙，祠堂，供奉祖先遗像、牌位的地方。这时王氏兄弟是在开封京城里，他们的祖先祠堂也搬进京城来了？这事是需要考证的，从常理来说，宋朝官员的升迁谪落是很频繁的，尤其是宰相。不管是谁，赵匡胤定下的制度，宰相必须快速轮换，防止专权。

这样注定会调动，估计不会有人把祖先随身带着的。那样“回乡祭祖”一词就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