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如果这是宋史叁：变革时代（舒

北宋第一策论

时间，终于进入了宋熙宁五年（1072年）。

在这一年里，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之前所有举措的核心内容，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他的步调走得那样急，为什么不先把“吏治”等前期工作做足，此时都有了答案——战争——吐蕃、西夏、辽国。

这个问题表面上可以用熙宁变法的另一个常见词“富国强兵”来概括，但太不准确了。细想一下，富国与强兵有统一性吗？根本没有，甚至正好相反。

世界历史证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越穷的国家，战斗力反而越强。一旦国家富裕了，百姓们有钱了，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

所以“富国强兵”只是一个便于宣传的口号而已，与事实根本联系不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筹集军费。

至此一个目的，别无其他。

这个结论我想会让很多人不爽，因为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史书，尤其是近现代的著作，都把改革的目的与王安石、宋神宗的个人追求、心性表现结合起来谈。比如他们是爱国爱民的，是有远大理想的，甚至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要改造行将腐朽的宋帝国而努力的罕见圣贤。

这些，在我看来，只有一句话的回答——没有深究。

仔细研究变法的前因后果，会发现一个事实。宋神宗、王安石肯定是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以振兴华夏为己任，尤其是宋神宗，他的目的是让国家富强，打垮西夏，收复燕云，威服辽国，恢复汉唐时代的辉煌。这是超越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终生成就的伟大抱负。

只是实现的步骤过程，绝不是人们平时所想象的那样，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仁爱道德，他们所选择的振兴之路非常凶险，是一个速成之法。而这个法，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剑，自始至终，如果想成功的话，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首先，就是要把军队打仗所需要的钱准备充足。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得出的这个结论——“变法等于军费”之谜。

研究王安石变法，一般来说，历代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就事论事。这是根据王安石新法的每条逐个细想，与旧法相对照，再结合宋朝当时的国情来分析他是错是对，是先进还是蛮干。

基于这种分析，最多只能得出宋朝当时必须得变法，不管有没有王安石，神宗都得变。只是有了王安石，变得更彻底、更矛盾、更惨烈而已。

所以，从立意上来说，王安石是绝对正确的；可是从细节上来说，司马光等人也有道理。这就是历代最常见的一种论调。

第二个层次就是跳到历史的天空中去，结合历代史实知识来分析，王安石新法是他独创的吗？如果不是，前人实行的效果怎样？

这种分析法一出现，王安石的高大形象就会萎缩不少。因为查查史书就会清楚，他的新法极少是他独创的，比如青苗法。总有人强调，这是他在做底层官员时在某地实行过，效果非常好，才在全国推广的。不，不是这样的。

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期，唐朝中央政权被各路藩镇分割，除了军队数量不足之外，更悲惨的是没钱。青苗法就在那时出现了，其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创收。

什么救民不救民的，皇帝都快饿死了，还谈什么老百姓。

再比如均输法，它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推行。桑弘羊在宋史里频频出现，每次都和王安石挂钩，被反对派骂得狗血淋头。其实也该骂，均输法就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军费飞涨，国库见底时搞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

前后一共搞了两次，国内矛盾的激烈程度比这宋朝只高不低，可真的帮助汉武帝渡过了难关。再比如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其他法令，也能在各代史书中找到实施过的证据。于是结论出现，王安石的学识绝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超逸绝伦，冠盖当世。他最多只是个传道者，往好里说是集古人之大成，刻薄些说是偷窃古人成法，而且是效果不佳、名声不好的各种法。真是脑子短路，难怪把宋朝搞得官场混乱、党争剧烈、外交僵化、经济崩溃，直至几十年后亡国……

持这种理论的主要有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以及后来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阶级，也就是国家的官方认知。

但这就够了吗？除此两层认识之外，就没有别的疑问存在了吗？比如说，王安石、宋神宗就算再白痴，他们作为当事人，也会知道这些法令在当时朝代的成绩吧？

有那样的前科，怎么还会玩命地推行，不遗余力，不留余地，拿自己的国家当猴耍，不耍死不罢休？

很显然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用意。这就必须得有第三个层次的答案才能解释得清楚。